桑给巴尔的晨雾带着咸腥气，漫过码头的石阶时，郑伟正站在商站的了望塔上。八个月了，从去年深秋的第一艘补给船靠岸，到如今港口里挤得连插脚的地方都快没了，他袖口的布料已被海风磨出毛边，却比刚来时更挺括——那是被无数次握手、无数回指挥、无数个通宵核对账目撑出的筋骨。
“大人，您看那边！”了望手小周突然指着港口西侧，声音里带着惊奇。郑伟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三艘挂着云朝旗号的蒸汽货船正喷着白汽，缓缓驶入港湾。最前头那艘的烟囱里，黑烟卷着火星冲上天空，在湛蓝的背景里划出一道浓重的线——那是新式蒸汽机车的动力标志，半个月前刚从本土运抵，此刻正拖着满载象牙和香料的车厢，在临时铺设的铁轨上“哐当哐当”地驶向仓库。
郑伟的指尖在了望塔的木栏上轻轻叩着，节奏与蒸汽机车的轰鸣奇妙地合拍。他想起刚到这里时，港口只有几艘破旧的阿拉伯独桅船，沙滩上散落着渔民用的独木舟，当地人见了云朝的船队，还以为是漂来的浮岛。而现在，码头上架起了吊桥，能一次吊起三吨重的货箱；仓库从两座扩到了五座，里面堆着从内陆运来的黄金、从欧洲换来的羊毛、从波斯转口的丝绸；甚至连当地黑人小孩，都能指着蒸汽机车喊出“火轮船”三个字了。
“差不多了。”他对身后的副官老李说，声音被风掠得有些散，却透着一股笃定。老李跟着他走了三趟远洋，此刻正低头擦拭着郑伟的望远镜，镜片上的水汽被他呵出的热气熏得模糊又清晰。“您是说……”
“打道回府。”郑伟转过身，了望塔下的景象在他眼里铺成一幅活的画：穿蓝布短打的云朝水手正和阿拉伯商人讨价还价，手里比划着账本；黑人脚夫扛着丝绸包，哼着新编的调子，歌词里混着几句汉语的“谢谢”；商站的烟囱里，早饭的炊烟和蒸汽机车的黑烟缠在一起，像条拧成麻花的带子，在晨光里泛着金红的光。
八个月，足够让一片荒芜的海滩长出商站的砖瓦，让陌生的语言混出彼此能懂的腔调，也足够让郑伟摸清这片土地的脾气——雨季的洪水会冲毁土路，得用石块铺；旱季的太阳能晒裂木桶，得在仓库顶上铺茅草隔热；当地人爱用贝壳当辅币，就特意从本土调了一批磨圆的铜贝，上面铸着“云朝通宝”，现在连内陆的部落首领都把这当宝贝。
“去备些东西。”郑伟走下了望塔，脚踩在坚实的木板路上，比刚来时踩在沙地上稳当多了，“让木匠坊凿块青石碑，要够大，立在港口最显眼的地方。”
“刻什么字？”老李跟上他的脚步，手里的账本晃了晃，上面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换得象牙三百六十斤，黄金一百二十两，香料两千担，还有从欧洲换来的羊毛五百捆、橄榄油八十桶……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次谈判、无数回卸货、无数个与当地人一起修补铁轨的日夜。
“就刻‘云朝在此，通商惠民’。”郑伟顿了顿，补充道，“下面再刻上行船的日子，还有参与建商站的主要人名——不光是咱们的人，也得写上桑给巴尔苏丹的名字，还有那个总帮咱们找铁矿的黑人首领卡鲁。”
老李愣了一下，随即点头：“还是大人想得周全。”他知道，郑伟从不把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当初蒸汽机车刚运来，当地人怕那喷烟的铁家伙是妖怪，是卡鲁带着部落人先试着触摸车厢，才让大伙放下戒心。现在，连卡鲁的儿子都会跟着蒸汽机车的节奏跑，喊着“呜——出发咯”。
接下来的三天，港口像被撒了把酵母的面团，猛地发了起来。要返航的消息一传开，各国商人都涌来找郑伟道别，手里捧着各色礼物：阿拉伯商人送的镶金弯刀，波斯商人酿的果酒，欧洲来的传教士则递上一本烫金的《圣经》，比划着说“愿主保佑你们一路平安”。郑伟都收下了，转头就让人登记入册，注明“某某赠”——这些都是要带回朝廷的“见证”，见证这片土地与云朝的往来。
最忙的是仓库，工人们正把八个月的收获往主舰“镇远号”上搬。黄金被熔成十斤一块的金锭，用红绸裹着；象牙被打磨得光洁，编上编号；最显眼的是那几箱“活物”——两头被当地人称为“麒麟”的长颈鹿，此刻正温顺地站在特制的木笼里，伸着长脖子啃着嫩叶，旁边跟着几只羽毛艳丽的鸵鸟，是桑给巴尔苏丹特意送来的“贡品”。
“这些活物可得看好了，”郑伟叮嘱饲养员，“路上多喂点新鲜树叶，别让它们瘦了。陛下还没见过长颈鹿呢。”他想象着皇帝看到这些“神兽”时的表情，嘴角忍不住扬起——这趟远涉重洋，不光是为了通商，更是为了让云朝的版图，在世人心里再拓宽一寸。
立碑那天，港口难得停了工。青石碑被八个壮汉抬着，稳稳立在码头最东侧的高地上，正对着出入港的航道。郑伟亲自执锤，将最后一根楔子敲进碑座。阳光透过蒸汽机车的黑烟，在碑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云朝在此，通商惠民”八个大字被打磨得锃亮，每一笔都透着筋骨。
“这碑啊，”郑伟摸着冰凉的石面，对围过来的商人和当地人说，“不是说我们要占这块地，是告诉后来的人，云朝来过，在这里做买卖，给大家带来了好处。以后我们走了，商站留着，铁轨留着，蒸汽机车也留着，你们接着用，接着和各国商船打交道。”
黑人首领卡鲁听不懂复杂的汉语，却从郑伟的手势里明白了意思。他咧开嘴笑，露出两排白牙，突然转身对身后的族人喊了几句土语。很快，十几个年轻小伙抬来一筐筐鲜红的海枣，往云朝船员怀里塞。“这是我们的心意，”卡鲁用刚学会的汉语说，“路上吃，甜。”
返航的信号是在第七天清晨发出的。郑伟站在“镇远号”的甲板上，看着商站的烟囱里升起最后一缕黑烟——那是蒸汽机车在为他们送行。港口里的各国商船都鸣响了船笛，笛声混着黑人的鼓点、阿拉伯人的诵经声、云朝船员的号子，在海面上荡开一圈圈涟漪。
“起锚！”郑伟一声令下，铁链摩擦的“哗啦”声震得人脚底发麻。他最后望了一眼那座青石碑，在朝阳下像块发亮的青玉。八个月的时光，像这锚链一样，一端系着非洲的红土与海浪，一端拴着云朝的桑田与炊烟，如今要被缓缓收起，带回那个魂牵梦绕的地方。
蒸汽货船的烟囱开始喷出更浓的黑烟，与桑给巴尔的晨雾融为一体。郑伟知道，这黑烟不是离别，而是信号——告诉这片土地，云朝人来过，留下了商路，播下了往来的种子；也告诉远方的故土，他们带着八个月的收获、带着无数张新面孔的记忆、带着一条横跨印度洋的商路蓝图，回来了。
船身缓缓转向，将桑给巴尔的海岸线抛在身后时，郑伟打开了那个贴身的木盒。里面装着他这八个月的日记，最后一页写着：“桑给巴尔的星星和本土的一样亮，只是更低，仿佛伸手就能摘到。但真正该带回的，不是星星，是让星星底下的人，都能笑着做买卖的日子。”
海风掀起他的衣角，像在为这句话伴奏。远处，蒸汽机车的黑烟还在天际线徘徊，像一道不肯散去的印记——那是云朝在非洲大地上，留下的最鲜活的返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