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蹲在田埂上,看着社员们用锄头在龟裂的土地上刨着什么,动作迟缓得像生锈的机器。地里的土块硬得像石头,一锄头下去,只留下个浅浅的白印。风卷着沙尘掠过,打在人脸上生疼,却没人抬手遮挡——饿了太久,连抬手的力气都快没了。
不远处的集体农庄牌子歪歪斜斜地插在地里,红漆剥落,露出里面的木头茬。这是仿照苏联集体农庄建的,连名字都带着股洋味儿:“红旗农庄”。可牌子再鲜亮,也挡不住地里的荒芜,挡不住社员们脸上的菜色。
“沈同志,你说这农庄,咋就不如苏联画报上画的呢?”旁边的老农蹲下来,掏出个皱巴巴的烟袋,却没烟丝,只是空咂着,“画报上的农庄,拖拉机突突跑,麦子堆成山,哪像咱这,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沈言没说话,只是望着远处的打谷场。那里堆着几堆稀疏的麦秸,像营养不良的刺猬。他知道老农说的苏联画报,院里的二大爷家就有一本,封面上的集体农庄确实气派,拖拉机排成队,男女社员笑盈盈的,手里的麦穗饱满得能滴出麦粒。
可那是苏联,不是中国。
苏联的农庄有广袤的平原,有足够的机械,有几十年的集体化基础;而中国的农村,多的是丘陵山地,连像样的农具都凑不齐,农民们祖祖辈辈都是“自己的地自己种”,突然被拉进集体农庄,像被捆住了手脚的蚂蚱,怎么蹦跶都不自在。
就像这“红旗农庄”,去年刚成立时,也学着苏联搞“定额管理”“计件工分”,可没多久就变了味。平原上的大机器开不进山沟,只能靠人力刨地;苏联的“作业队”模式套在零散的地块上,效率低得吓人;最要命的是,农民们觉得“地不是自己的”,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肯下力气?
“以前自家种地,天不亮就下地,摸黑才回家,掉颗麦粒都心疼。”老农磕了磕烟袋锅,声音里满是怀念,“现在好了,干得再好,粮食也是公家的;偷懒耍滑,也能分到口粮,谁还傻呵呵地卖力气?”
沈言想起院里的傻柱,在工厂里干得勤勤恳恳,因为“干得多挣得多”;可到了农庄帮忙,却跟着大家一起磨洋工——他说得实在:“又不是给自己干,犯不着拼命。”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苏联的集体农庄能运转,靠的是高度的组织化和工业化支撑,而中国的农村,还停留在“看天吃饭”的阶段,强行照搬,只会水土不服。
他跟着老农往村里走,沿途的景象让人心头发沉。集体农庄的牲口棚空荡荡的,只剩下几头瘦骨嶙峋的老牛,见了人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大炼钢铁时,壮实的牲口都被拉去拉土高炉,剩下的老弱病残,连草料都吃不上。
村里的打谷机早就坏了,零件被拆去“炼钢铁”,现在只能靠人力用石碾子碾麦。几个妇女围着石碾子,哼哧哼哧地推着,额头上的汗珠子砸在地上,洇出一小片湿痕,可碾盘上的麦粒少得可怜,还不如掉在地上的多。
“苏联的农庄都用脱粒机,咱这还靠石碾子。”老农叹了口气,“人家的石头是垫路的,咱的石头是活命的,能一样吗?”
沈言想起在书上看到的苏联农业集体化——他们靠大规模机械化提高效率,靠国家补贴维持运转,甚至不惜牺牲农民利益来支持工业。可中国不一样,工业底子薄,没法给农村太多补贴;农民人口多,土地又分散,想搞“大农机”根本不现实。
就像学着别人穿衣服,人家高个子穿的长袍,矮个子套在身上,不是拖地就是绊腿,怎么都不舒服。
回到公社,沈言见干部们正在开会,墙上挂着苏联农庄的地图,红铅笔在上面画着圈。“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一个干部唾沫横飞地说,“他们能亩产千斤,我们也能!他们能搞农庄,我们也能搞,而且要搞得更好!”
下面的人低着头,没人说话。谁都知道,这是说大话。苏联的黑土地肥沃得能攥出油,中国的不少土地是黄土、盐碱地,亩产千斤简直是天方夜谭。可在那股“超英赶美”的热潮里,没人敢说真话,只能跟着喊口号。
沈言找了个角落坐下,听着干部们规划着“宏伟蓝图”:要建多少个拖拉机站,要开垦多少亩荒地,要达到多少亩产……这些数字听起来振奋人心,可落实到贫瘠的土地上,落实到饿得发慌的农民身上,就像镜花水月,一碰就碎。
散会后,一个年轻干部找到沈言,热情地说:“沈同志,你是城里来的,见多识广,你说咱这农庄,啥时候能赶上苏联?”
沈言看着他眼里的憧憬,心里五味杂陈:“苏联的经验是好,可咱得看自己的地,看自己的人。就像种庄稼,人家的种子适合黑土地,咱的种子得适合黄土坡,硬换,长不出好庄稼。”
年轻干部愣了愣,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沈言知道,他没听进去。在那个年代,“苏联老大哥”是标杆,是模板,没人敢质疑,更没人敢说“不一样”。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国情、土地、人心,哪一样都没法照搬。
饥荒的蔓延,让这种“不一样”更加凸显。苏联农庄靠着国家调拨能熬过难关,中国的农村却只能靠自己。地里没粮,就挖野菜;野菜挖光,就剥树皮;树皮没了,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倒下。
沈言在公社的医疗点看到过太多这样的场景:孩子们因为营养不良水肿,肚子鼓得像皮球;老人躺在床上,眼神浑浊,连呼吸都微弱;年轻力壮的汉子,走路都打晃,更别说下地干活。
“要是按以前的法子种,就算收得少,也不至于饿成这样。”一个老中医一边给孩子扎针,一边叹气,“自家的地,总能想出法子多收点;集体的地,谁都不上心,可不就成了这样?”
沈言没法反驳。他知道,这不是哪个人的错,是探索路上的代价。国家想快点富强,想学着别人的样子走捷径,却忘了脚下的路不一样,肩上的担子不一样。就像摸着石头过河,摸到的石头不一样,走的步子自然也不一样,摔跤在所难免。
离开公社那天,沈言最后看了眼“红旗农庄”的牌子。风把牌子吹得咯吱响,像是在呻吟。地里依旧没人好好干活,社员们三三两两地蹲在田埂上,望着远方,眼神空洞。他们或许不知道什么是“国情”,什么是“集体化”,可他们知道,肚子饿是真的,日子苦是真的。
坐在回城里的车上,沈言望着窗外掠过的土地,心里沉甸甸的。他知道,这场饥荒不仅仅是天灾,更是“人祸”——是盲目学习的代价,是脱离实际的后果。苏联的石头,终究没能铺好中国的路。
车到站时,夕阳正红。沈言走在回家的胡同里,见院里的人又在排队领粮,这次的粮票更少了,每人手里的窝窝头小得像拳头。秦淮茹抱着槐花,站在队伍后面,脸色比纸还白。
“沈同志,你回来了。”她勉强笑了笑,“今天的窝窝头,掺了不少糠。”
沈言点点头,从兜里摸出两个野菜团子,塞给她:“早上挖的,能填填肚子。”这是他用空间里的玉米面和野菜做的,不敢太精细,怕引人怀疑。
秦淮茹接过团子,眼圈红了:“总吃你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都是邻居,说这些干啥。”沈言笑了笑,转身回家。他知道,自己这点帮助微不足道,解决不了全国性的饥荒,也改变不了探索路上的阵痛。可他能做的,只有守好自己的方寸之地,帮一把身边的人,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多添一点暖意。
晚上,沈言坐在灯下,看着墙上的中国地图。地图上的山川河流,像血脉一样蜿蜒。他忽然明白,中国的路,终究得中国人自己走。苏联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别人的石头可以参考,但脚下的河,还得自己一步一步蹚过去,哪怕水深水浅,哪怕有暗礁险滩。
这场饥荒,是阵痛,也是教训。它让国家明白,脱离国情的照搬只会适得其反;也让人们明白,好日子不是喊出来的,是靠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是靠一颗心一颗心焐出来的。
窗外的风还在吹,带着寒意。沈言吹灭油灯,在黑暗中闭上眼睛。他不知道这阵痛还要持续多久,只知道,只要不放弃探索,不忘记教训,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总能等到雨过天晴的那天。而他,会在这等待中,守好自己的初心,守好身边的人,静待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