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苏轼府中。
苏轼有些怅然若失，他的新职位已经发来，关于这件事他不会再发言，他觉得关于潘易岭，他过往的评价有失偏跛。
苏轼承认他更喜欢秦观、李格非这类清流官，才学横溢，文章显达，关于政论能侃侃而谈。他却忽略了进士里另外的一个群体，他们热心庶务，在认认真真做亲民的琐事。
亲民官在普通人眼中非常高大上，在士大夫这个阶层却相应不被重视。同样的品级，知县和知府显然民众偶有接触，教喻和提学司之类呢，往往在民众中毫不声张，但在士大夫这个群体才更被重视。
苏轼又想起了潘易岭的贡举文章，这其实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任职都是庶务，哪怕到开封府也是管民事，当他看到潘易岭的奏折，内心有些颤动，潘易岭想做好这件事，不论里面内容是否合适，他的确认认真真的在做这个官，这是一个相对系统性阐述茶马司的奏折。
王朝云这时候进来，说杨元奇和李师师过来了，苏轼笑笑，还是杨元奇最耐不住性子，他岳父上这么个奏折，他估计有些焦急。
李师师和王朝云去折腾杨家带过来的物件，杨元奇陪着苏轼有些坐立不安。
苏轼瞪了他一眼，说：“好好喝茶！”
杨元奇回：“这不老丈人的事，如何喝得下去。”
苏轼非常喜欢杨元奇就是这点，真正说起来，潘易岭的仕途是很难影响到杨元奇的，岳家和本家是两码事。杨元奇对于他们这些亲戚长辈却是非常在意，苏轼喜欢杨元奇对情谊的珍视。苏轼自己其实也是这类人。
苏轼慢慢呷了一口：“你来我这是想找安慰？”
杨元奇道：“你老都马上出京了，自然不是烦你，就是这种事你看得透。我都还不知道我家金莲知道没有，她刚生宝宝，可不想扰了她。”
苏轼摇头说：“这奏折不过就事论事，纵然有不妥，亦然无碍，你别把朝堂大佬想得都只是争权夺利之辈。”这点苏轼看得清楚，这事情严格说起来影响不大，那作为潘易岭既然督茶马司，有这个观点他完全可以提，这本来就是他的政事。
杨元奇道：“这思路始终和现行体制不符。”
苏轼听到这句，却是深深叹气，新旧已然形成党争，杨元奇的话恰恰是很多下层官员的感官。潘易岭的方案对错本身先不论，就怕别人把这个引申到新法，他原来怎么看都是旧党官员，一旦有人借机做点文章，认为他首鼠两端，那对这个人的风评就会直线下降，对于清流来说，人品是很重要的一个立身之基。
苏轼问：“关于新旧两派的人，你真的这么看么？”苏轼这一问非常无力，他内心已然认为新旧两派真的是党争，这不是他想不想的问题，也不是承认与否。现在朝堂的几次倾轧就是如此，这就是结果。
杨元奇反说了句：“人或许各有不同，但一旦形成群体，很多事已经由不得自己。”
苏轼叹息道：“这也称不得什么法，不过是你岳丈的个人方略，政事堂的人会认真协商的，何况那里还有吕相公和范相公。”
杨元奇喏喏的说：“我恰恰担心的不是大佬们，我岳父既然有这个折子，在秦州茶马司想来也推行过一些措施，这是他的权利。没做好换掉就是，这又不是什么大错。我担心的是……”这话杨元奇不好说，他担心的是舆论的影响。
苏轼看了看杨元奇，他知道杨元奇心里想的了，潘易岭出京，本来就有他对大西北的军事理念偏于新党的原因，现在又上了这个折子，那他所处的这个大圈子对他的感官呢，敌人可恶，叛徒可耻。
苏轼有些把握不定，说道：“你说我们这些老头子们迟早要退出这个朝堂，该走的走，该死的也死，以后会安宁一些么！”苏轼一直想退，就是觉得只有他们这些深受其苦的人走了，放下了，这个朝堂才会恢复点和气。
杨元奇苦笑，他是穿越的人，他清楚后面活着的人做得更狠，以至于北宋末期那朝堂事实容不下正直的人！
苏轼看着杨元奇的表情，心里有点发苦，过往已经发生了，当下已是如此，那后来的人？那些被旧党打到岭南的人得势，会想着放下？！今天旧党也未放下啊。别人不说，他那个年轻时候的知己章惇，他就知道是个爱恨极其分明的人。章惇作为右相被罢免，不过想着回家乡将养，一个车盖亭诗案，把他又拉出来折腾一通，直接弄去岭南，他那性子如何放下？！
苏轼甚至觉得像文彦博当年或许就是因为如此，他不是不懂士大夫操守，而是关于政治的血腥，他看得更多，不把人弄死这事不算完。
苏轼现在很懂他曾经的偶像范仲淹，在事情没有刀剑相交之前，不如退去。一旦拿起了刀剑，你就再也不敢放下了。
苏轼说：“我也要出京了，路线已经定好了，往秦凤路转剑门关入蜀。好歹可以让你岳丈抽空来见见我这老头子。只为朋友私下见个面，毕竟他待我如先生。”
杨元奇愣了愣神，点头应下来。事情就是这么无奈，苏轼去蜀中路中见潘易岭，只要相谈甚欢，对于很多旧党官员多少会产生点影响。更大的无奈在于，杨元奇清楚的知晓高太后走后新党就会重新上台，这个时候和苏轼继续交好不见得是好事。
苏轼突然又说：“算了！何必呢？我都是一个告老的人。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就不去叨扰同僚了。”
杨元奇内心有点痛，苏轼懂，苏轼比谁都清楚，他是大宋现在那个官家的老师，官家心里对他父亲神宗的无限认同，他已经长大了。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少年天子，希望手里的国家强盛威压四方，怎么都更吸引人，这恰恰是新党最明面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