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巡察御史风雪来访后的几日，修订馆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股因“万民书”和朝堂险胜而鼓起的、略显亢奋的锐气，被现实泼下的冷水浇得冷静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沉潜、更加务实的专注。
何文渊、杜衡、严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被单独列出，分派到相应的小组进行专题研究。沈括带领的算学组开始构建更复杂的模型，试图量化评估不同条款在不同地域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裴明和顾恺之则调阅了大量的地方旧档和案例，寻找类似问题的历史处理经验；徐谦负责将这些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用合乎经义、令人信服的方式表述出来。
陈恪坐镇中枢，像一位经验丰富的主治医师，仔细审视着团队呈上来的每一份“诊断报告”和“治疗方案”。他知道，何文渊三人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更是背后庞大而复杂的地方利益网络和根深蒂固的官场惯性。如果不能妥善回应他们的担忧，那么《新则》即使勉强颁布，也会在江南的宗族庄园、湖广的水利工地、山西的边镇军堡前撞得头破血流，最终沦为另一纸空文。
这日午后，陈恪正在审阅关于“江南宗族财产界定与申报”的专题报告，苏十三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脸色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
“大人，有发现。”苏十三压低声音，“关于前几日东郊‘万民书’和暗中煽动民变未遂之事。”
陈恪精神一振，放下手中的报告：“讲。”
“属下顺着那几个代写状纸的童生线索，追查支付润笔费的‘好心人’。”苏十三语速很快，“此人极为谨慎，未曾留下明显痕迹。但属下通过追踪银钱流向，发现那笔钱最终来源于东城一家名叫‘汇丰’的当铺。这家当铺背景复杂，明面上的东家是个山西商人，但暗中与内务府一位姓钱的采买太监有些说不清的关系。”
“内务府？太监？”陈恪眉头紧锁。事情果然牵扯到了宫廷内部。
“不仅如此，”苏十三声音更低，“属下还发现，就在三位巡察御史到访前两日，曾有人看到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刘大人的长随，悄悄进过那家‘汇丰’当铺的后门。时间不长，约莫一盏茶功夫。”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刘大人？陈恪心中一动。这位刘大人正是之前串联反对“异地交流”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都察院内保守派的重要代表。他派人去与可能涉及构陷陈恪的当铺接触？
“能确定他们谈了什么吗？”陈恪问。
苏十三摇头：“当铺内防守严密，无法靠近。但属下买通了当铺隔壁茶馆的一个小伙计，据他说，那几日当铺后门常有生面孔出入，神情戒备，而且隐约听到过‘江南’‘老爷们的意思’‘不能闹大’之类的只言片语。”
江南？老爷们的意思？不能闹大？
陈恪将这几条线索在脑海中飞速串联：内务府的太监、都察院的保守派御史、可能涉及煽动民变又转为“万民书”的神秘资金、以及“江南”这个关键词……
他忽然想起何文渊来访时，曾不经意间提到，江南几位致仕的阁老、尚书对新政“颇为关切”，还曾联名写信向他询问详情。当时只以为是寻常的士林议论，如今看来，恐怕远非如此简单。
“你的判断是？”陈恪看向苏十三。
“属下怀疑，”苏十三目光锐利，“最初想煽动民变构陷大人的，可能是一拨人，势力或许与宫廷某些人、以及都察院内反对新政最激烈者有关。但这计划可能被另一拨人得知——这另一拨人，或许与江南的某些势力有关联，他们不愿看到新政被如此卑劣且可能失控的手段扼杀，于是暗中插手，将民变转化为了‘万民书’，既破了构陷之局，又卖了大人一个人情，同时也在陛下面前展现了‘民心’。”
“而都察院刘大人的长随去当铺，”陈恪接道，“可能是在事情发生变故后，前去交涉、质问，或者……是去‘擦屁股’，确保不会牵连到他们。”
“正是。”苏十三点头，“‘不能闹大’这句话，很可能是这个意思。那家当铺，或许就是某个中间联络或资金周转的节点。”
陈恪靠在椅背上，长长吐出一口气。局势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反对新政的势力绝非铁板一块，他们内部也有分歧，有的主张用激烈手段（如构陷）直接扼杀，有的则可能出于更长远或更复杂的考虑（比如担心失控反噬，或者想以更“温和”的方式阻挠），选择了暗中干预甚至反制。
而江南的势力……他们通过何文渊等人发出了明确的声音，表达了忧虑，但似乎并不愿意与最极端的反对派绑在一起。这或许是个可以利用的裂痕。
“继续暗中查探，但务必小心。”陈恪吩咐，“重点两个方向：一是那家‘汇丰’当铺，看它还与哪些朝中官员有隐秘往来；二是江南那边，通过可靠渠道，了解一下那几位致仕老臣对新政的真实态度，以及他们与何文渊等在职官员的具体关系。记住，只观察，不接触，不惊动。”
“是。”苏十三领命，又如影子般退去。
陈恪独自在书房内踱步。窗外天色阴沉，又一场雪似乎正在酝酿。他感到自己正站在一张巨大而错综复杂的网中央，无数丝线从四面八方牵扯着他和他的《新则》。有的丝线想将他勒死，有的想将他绊倒，也有的，或许只是暂时拉着他，观望风向。
单纯的辩经和条款设计，已经不足以应对这样的局面了。他需要更灵活的政治手腕，需要找到破局的契机，需要在敌人内部制造更大的裂痕，甚至……需要争取可能的盟友。
他的目光落在了案头那份关于“江南宗族财产”的专题报告上。何文渊提出的问题很实在，但也暴露了江南士绅阶层最深层的恐惧——他们怕新政会触动他们赖以生存的宗族土地和商业网络。
也许，这就是一个切入点？
陈恪坐回案前，提笔沉吟。或许，在“初稿”中，关于“财产申报”的部分，可以针对江南这类宗族势力强大的地区，设计一个“过渡性条款”？比如，允许在一定期限内（比如三年），对复杂的家族共有财产进行逐步厘清和申报，朝廷提供官方的“析产公证”服务，帮助官员厘清个人与家族财产的边界？这既回应了何文渊的担忧，体现了政策的灵活性，也实际上将朝廷的触角和规则，以“服务”而非“强制”的方式，开始渗入那些盘根错节的宗族内部……
这只是一个初步想法，需要详细测算和论证。但思路一旦打开，陈恪感觉眼前似乎出现了另一条路。改革不仅是强制推行新规则，也可以是通过提供“解决方案”和“过渡路径”，来减少阻力，引导变革。
同样，对于湖广的水利工程连续性问题，是否可以设计“项目主管责任制”，明确主要官员即使调离，仍需对任内启动的重大工程负一定期限的后续督导或报告责任？对于山西的边镇特殊性，是否可以将“财产申报”的重点放在军饷、粮草、马政等领域的异常收支上，而非田宅？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细节工作，但方向似乎明确了：将普遍性原则与地域特殊性结合起来，用精细化的“手术刀”而非粗放的“大刀”来推进改革。
“裴大人，顾大人，请来一下。”陈恪唤道。
当裴明和顾恺之来到书房时，陈恪向他们阐述了自己关于“过渡条款”“地域细则”和“项目责任制”的新想法。
裴明听罢，捻须沉思良久，缓缓道：“此策……甚为老成。虽看似退让，实则是以退为进，将硬性规定转化为弹性引导，更易为人接受。尤其对江南士绅，提供官方析产公证，看似服务，实则是将宗族财产置于官府备案监管之下，高明！”
顾恺之也道：“对于边镇，重点监控军需财务，确实比泛泛的田宅申报更有针对性，也更能抓住要害。只是……如此细化，工作量将大增，且需要与地方官府深入沟通协作。”
“工作量再大，也比推行不下去要强。”陈恪坚定道，“至于与地方沟通，何文渊他们不就是现成的桥梁？我们可以将初步设想整理成文，通过他们，非正式地征求江南、湖广、山西等地有识官员的意见，既是完善条款，也是提前沟通，争取理解。”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道光：“或许，我们可以借此，将何文渊、杜衡、严固这三位，从潜在的对手或旁观者，转化为新政的咨询者甚至参与者。只要他们开始为细则提供意见，某种程度上，就与新政产生了关联。日后若要反对，也需多一分顾忌。”
裴明和顾恺之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赞许和一丝振奋。陈恪这一手，不仅是在完善制度，更是在布局人心，构建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政治智慧，确是在风浪中磨砺出来的。
“好，我等立刻着手，按此思路调整草案。”裴明道。
“还有，”陈恪补充，“将这些调整的思路和初步方案，整理一份简明扼要的节略。我可能需要用它，去叩开另一扇门。”
“哪扇门？”顾恺之问。
陈恪望向皇宫的方向，没有回答，但目光深邃。
修订馆的灯火，再次亮到深夜。但与之前埋头疾书、略显焦躁的氛围不同，此刻的灯光下，是一种更有章法、更有节奏的忙碌。众人仿佛找到了在激流中行船的诀窍，不再一味硬冲，而是开始观察水势，调整帆桨，寻找那可能存在的、通往彼岸的隐秘水道。
风雪依旧在窗外呼啸，但馆内的人们心中，却似乎点燃了一簇新的火苗。那不仅仅是对理想的坚持，更包含了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以及在这复杂现实中破局前行的、越来越清晰的策略与信心。
破局的契机，或许就隐藏在对敌人内部裂痕的敏锐察觉，以及对改革策略更加灵活务实的调整之中。陈恪知道，真正的较量，现在才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