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把刚领到的劳保手套塞进帆布包时，指尖触到了里面硬邦邦的东西——是块压缩饼干，厂里发的出差补助，用油纸包着，能闻见淡淡的麦香。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车间斑驳的水泥地上，映出浮尘飞舞的轨迹。墙上的挂历翻到了1959年的深秋，红色的数字被人用铅笔圈了圈，像个醒目的标记。
“沈哥，发啥呆呢？车要开了！”司机小王探进头来喊，他手里捏着个搪瓷缸，里面是刚沏好的浓茶，热气腾腾的。卡车就停在厂门口，车斗里装着半车待修的零件，锈迹斑斑的，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沈言应了一声，拎起包往外走。车间里的机器还在轰鸣，轧钢机“哐当”一声落下，震得地面都发颤，可他总觉得，这声音里少了点底气，像绷得太紧的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
“今年的钢材指标又砍了三成。”坐在副驾驶座上，小王嘬了口浓茶，咂咂嘴说，“听说上面来了文件，苏联那边的援助断了，好多进口零件都没了着落。”
沈言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他知道这事。前阵子去局里开会，局长锁着眉头说过几句，语气里带着股压抑的火气——“老大哥靠不住了，以后得靠自己”。话虽硬气，可谁都清楚，没了苏联的技术和物资支持，厂里的日子怕是要难了。
卡车驶出市区，路边的田地渐渐多了起来。地里的玉米秆稀稀拉拉的，像没睡醒的哨兵，有气无力地立着。几个农民蹲在田埂上，手里拿着镰刀，却没怎么动，只是望着远处的土高炉发呆——那炉子早就熄了火，只剩下个黑黢黢的铁壳，像只空洞的眼。
“前两年还喊着‘超英赶美’，”小王叹了口气，“现在倒好，别说超了，能把手里的活稳住就不错了。”他从怀里摸出个窝头，递一半给沈言，“尝尝？我妈蒸的，掺了红薯面，甜得很。”
沈言接过来，咬了一口，粗粝的面渣剌得嗓子有点疼，却带着股实在的甜。这就是1959年的秋天，饥荒的影子刚在田埂上露头，厂子里的烟囱还在冒烟，可国际上的风，已经冷得像冰。
他们要去的是几百公里外的一个配件厂，拉一批轴承——这东西以前都是从苏联进口的，精密耐用，现在断了供，只能用国产的替代。可国产轴承的质量参差不齐，得亲自去挑，不然拉回来也是废品。
配件厂的大门比轧钢厂小了一圈，门柱上的红漆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青砖。接待他们的是个姓刘的科长，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却掩不住眼底的疲惫。“沈同志，来得巧，刚到一批新轴承，就是……”他欲言又止，领着他们往仓库走。
仓库里弥漫着股机油和铁锈混合的味道，货架上摆着一排排轴承，包装简陋，上面印着“中国制造”的字样。刘科长拿起一个，递给沈言：“您看看，精度差了点，勉强能用，就是寿命短，大概只有苏联货的一半。”
沈言掂了掂，轴承的分量倒是不轻，可转动起来，能感觉到细微的卡顿。他心里有数了——这就是没了苏联技术支持的后果，不是料不够，是工艺跟不上。
“这批我们都要了。”沈言没犹豫，“再给我们匀点密封垫，厂里急着用。”
刘科长愣了一下，随即苦笑：“密封垫也缺，以前都是从苏联那边顺道捎的，现在……”他压低声音，“实话跟您说，不光是轴承，连车床的刀具都快断供了。苏联那边撤了专家，带走了图纸，好多设备坏了都没人会修。”
沈言没说话。他想起厂里那几台苏联产的精密车床，以前坏了一个零件，苏联专家打个电话就有人送过来，现在坏了，只能让老钳工凭着经验一点点磨，磨出来的零件凑合用，精度却差了一大截。
这就是决裂的代价。以前以为的“老大哥”，说翻脸就翻脸，撤走了所有援助，留下一堆半拉子工程和嗷嗷待哺的工厂。国际形势像块乌云，压得人喘不过气。
从配件厂出来，天色已经暗了。小王发动卡车，发动机“突突”地响了半天，才勉强启动。“这破车，”他骂了一句，“要是有苏联的发动机，哪用这么费劲。”
沈言望着窗外掠过的夜色，心里沉甸甸的。他知道，这只是开始。苏联的断供像多米诺骨牌，第一块已经倒下，后面的连锁反应还在酝酿——工厂缺零件，农田缺化肥，连城里的点灯油都开始限量供应。
路过一个小镇时，他们停下来加油。加油站的油罐看着空荡荡的，加油员拿着油枪，手抖得厉害，半天才挤出点油。“省着点加吧，”他叹着气说，“上面说了，进口原油断了，以后油只会越来越少。”
镇上的供销社关着门，门板上贴着张通知，用红笔写着“凭票供应，每人每月二两油”。几个农民蹲在门口，手里攥着油票，脸上是焦灼的期待——他们大概是走了几十里路来的，却只能空手而归。
“以前哪用这么费劲。”小王看着这场景，感慨道，“苏联的煤油、化肥一车车地拉过来，供销社的货架堆得满满的，哪像现在……”
沈言没接话。他从空间里摸出两个馒头，递给门口的一个老农：“大爷，垫垫肚子吧。”老农愣了一下，接过馒头，嘴里不停地念叨“好人，好人”，眼眶都红了。
这就是1959年的真实模样：厂子里的机器还在转，却少了底气；田埂上的饥荒刚露头，却已经让人害怕；国际上的风刮得紧，把原本就不富裕的日子，吹得更摇晃了。
回到厂里时，已经是三天后。沈言刚把轴承卸下来，就被厂长叫到了办公室。厂长的办公桌上摆着份文件，上面盖着鲜红的印章，他指着文件说：“苏联那边彻底断了援助，以后所有进口零件都得自己想办法。上面给了任务，年底前，必须实现轴承、刀具的全国产化。”
沈言看着文件上的字，心里清楚，这任务有多难。没有图纸，没有专家，全靠自己摸索，跟摸着石头过河差不多，弄不好就会呛水。
“采购员的担子更重了。”厂长看着他，眼神里带着期许，“得多跑几个地方，看看有没有能替代的国产货，哪怕质量差点，先顶上再说。”
“我明白。”沈言点头。他知道，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国际形势摆在这里，指望不上别人，只能靠自己硬扛。
从厂长办公室出来，沈言路过车间，见傻柱正蹲在地上，用锤子敲着一个苏联产的扳手。扳手断了个角，他想把它敲圆了继续用。“这玩意儿就是结实，”他见沈言过来，举着扳手说，“可惜以后没得用了，只能用咱自己造的。”
沈言看着那扳手，上面还刻着俄文字母，冰冷的金属上沾着傻柱的汗。他忽然觉得，这扳手像个象征——以前依赖的东西没了，虽然难，却也逼着自己往前走。
回到四合院，天已经黑了。院里的灯稀稀拉拉的，只有秦淮茹家还亮着，窗户上映着她缝补衣服的影子。见沈言回来，她端着碗走出来：“沈同志，刚熬的红薯粥，还热着呢。”
沈言接过碗，粥里的红薯甜得很，是秦淮茹用他出差前给的红薯熬的。“厂里还好吗？”她小声问，大概是听傻柱说了些风声。
“挺好的，零件还够。”沈言笑了笑，没说实情。没必要让她担心，厂里的事，自有厂里的人扛着。
喝着热粥，沈言望着院里的老槐树。树叶快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指向夜空，像在和什么较劲。他知道，1959年的冬天会很冷，国际上的风，饥荒的影子，都会让日子更难。可难归难，日子还得过下去。
厂里的机器会继续转，工人们会琢磨着造自己的零件，农民们会在地里刨得更狠，院里的孩子们会盼着明天的粥。就像这老槐树，冬天看着光秃秃的，春天一到，照样会发芽。
沈言把空碗递给秦淮茹，心里忽然生出股劲。苏联的援助没了，那就自己造；粮食不够了，那就想办法种；国际形势再差，日子也得一天天过。他不是什么英雄，可只要把手头的活干好，把院里的孩子护好，就不算白在这世上走一遭。
夜风掠过院墙，带着点寒意。沈言回屋，从空间里拿出些玉米种子，用布包好——是他出差时从一个老农那换的，据说耐旱，产量高。等开春了，找个地方种上，或许能给院里多添点粮。
他知道，这不够，远远不够。可就像厂里的工人们一点点磨零件，地里的农民们一点点刨土，他也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一点点往前挪。
窗外的月光亮了些，照在种子上，泛着淡淡的光。沈言把种子放进抽屉，心里踏实了些。不管国际上的风怎么刮，不管饥荒的影子怎么长，只要手里有种子，心里有盼头，就总能等到春天。这就是1959年的秋天，裂痕已经出现，却还没到绝望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咬着牙，等着明天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