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治元年六月的大明湖，刚过梅雨时节，空气里还飘着荷尖的清润气。云庄的竹篱笆外，一艘乌篷船慢悠悠靠了岸，船上下来个身着青布长衫的人，手里攥着本卷边的《孟子》，头发里掺了几丝白，却丝毫不显老态——正是刚辞了参议中书省事的张养浩。
他站在湖边，望着粼粼波光里的云山倒影，长长舒了口气。这一退，可算把京城里的乌烟瘴气都抛在了身后。谁能想到，九年后，他会在这片湖光山色里啸傲林泉，把满腔心事都写进散曲里；更没人想到，元廷后来七次派官来召，他都摇着扇子婉拒，唯独一次，却连家都没顾上多待，星夜就往火坑里跳。
要讲张养浩的故事，得从他小时候说起。
至元七年，张养浩生在章丘一个小商人家里，父亲张郁常年在江淮跑买卖，家里虽不算大富大贵，却也衣食无忧。可张家人心里，总揣着个念想——他们祖上出过唐代名相张九龄，这份荣耀，到了张养浩这儿，父亲张郁总盼着能续上。那会儿元廷还没开科举，可忽必烈已经听了耶律楚材、刘秉忠的劝，要推“汉法”，读书人靠学问当官，眼看着就有盼头了。
所以张养浩打小就没像别的孩子那样摸鱼捉虾，天天抱着儒家典籍啃。天不亮，母亲刚点上油灯，他就凑在灯前翻《论语》，字认不全就查《说文解字》；夜里读到三更，母亲催着睡觉，他总说“再读一页，就一页”，有时候捧着书就睡着了，头歪在案上，嘴角还沾着墨汁。街坊邻居见了都笑，说“张郁家的小子，将来准是个做大官的料”。
这份苦读，还真没白费。至元二十九年，二十出头的张养浩揣着自己写的策论，进京去拜谒平章政事不忽木。不忽木是色目人，却最看重有真才实学的汉人，尤其见张养浩说起“修齐治平”时，眼睛亮得像有光，心里顿时喜欢上这个年轻人。他拿着张养浩的策论，在朝堂上逢人就夸，先是举荐他做了礼部令史，后来又调去御史台当掾史，再往后，干脆推他去中书省当掾属，最后还选他去堂邑当县尹——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恩典。
要知道，那会儿的大元帝国，虽说喊着“混一华夷”，可骨子里的等级分得清清楚。中枢的要职、地方的正职，大多是蒙古人、色目人当，汉人要么在底下做小官，要么干脆躲在山里当隐士。就连赵孟頫那样的大才子，元廷也只把他当“会画画的文人”，没给过实权。张养浩一个汉人，能得到不忽木的青眼，既能为国做事，又能为民分忧，这份幸运，可不是谁都能有。
到了堂邑，张养浩才算真正懂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意思。他刚到县衙，就先去了监狱，一进门就愣了——牢房里挤得满满当当，大多是面黄肌瘦的老百姓，眼神里满是惶恐。他叫狱卒把囚犯一个个带出来问话，才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大盗，都是因为天旱收成差，家里没粮，孩子饿得哭，才不得已偷了点粮食或布匹。
张养浩蹲在狱门口，听着囚犯说“大人，我不是想偷，我家娃三天没吃饭了”，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当即让人把这些囚犯都放了，还让人给他们每家送了点粮食，只跟他们说“以后别再做这事了，好好过日子，别辜负了自己的良心”。那些囚犯跪在地上，哭得鼻涕眼泪混在一起，嘴里不停喊“谢张大人”，后来还互相告诫“可不能再犯错，别对不起张公”。
在堂邑的三年，张养浩没闲着。审案子时，他总先问清楚前因后果，不冤枉一个好人；地方上的豪强欺负百姓，他带着衙役上门说理，硬是把被占的田地给百姓要了回来；碰到灾年，他就开粮仓放粮，自己还掏腰包给穷苦人买药。慢慢地，“张县尹清正”的名声，在齐鲁大地传得家喻户晓。
大德九年，张养浩升了监察御史。这官虽不算特别大，却能监察百官，说话有分量。可当了这官，张养浩才看清朝堂的真面目——那些高官要么飞扬跋扈，要么忙着争权夺利，谁管底下百姓的死活？他想起堂邑百姓饿肚子的样子，再看看眼前这些人的嘴脸，心里的火气就往上冒。
他“入则和皇上争是非，出则和大臣辩可否”，见着弊政就说，见着贪官就参。至大三年，他干脆写了篇上万字的《时政书》，把政局混乱、吏治腐败的事儿全抖了出来，字里行间全是激愤，就差指着鼻子骂那些权臣了。可那会儿的武宗，哪听得进这种话？看完奏疏，当场就发了火，再加上权臣在旁边煽风点火，说张养浩“以下犯上”，差点就把他抓起来。最后虽说没坐牢，却也被罢了官，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
张养浩倒也不后悔，收拾行李的时候还跟家人说“我没说错话，百姓过得苦，就得有人替他们喊”。
直到至大四年，仁宗即位，情况才变了。仁宗想推“以儒治国”，还想恢复科举，早就听说张养浩直谏的名声，赶紧把他召了回来。这几年里，张养浩一路升官，最后做到了参议中书省事，还主持了元代第一次、第二次会试。看着考生们捧着试卷，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盼，张养浩心里也热乎——他觉得，一个“致君泽民”的时代，好像真的要来了。
可天不遂人愿。仁宗刚把新政推起来，延佑七年就去世了，英宗接了位。英宗跟仁宗不一样，性子刚愎自用，对大臣管得极严，再加上皇后和权臣之间互相拆台，朝堂又乱成了一锅粥。
有一年元夕节前，张养浩听说宫里要张灯结彩，花的都是百姓的税钱，心里又急了。他找左丞相拜住，递上《谏灯山疏》，说“现在百姓还有好多没饭吃，宫里却花钱搞这些虚的，实在不该”。英宗看完疏，气得把奏疏扔在地上，可转念一想，张养浩说的是实话，又没法反驳，最后不仅听了他的劝，还赏了他些东西。
可就是英宗这又怒又赏的态度，让张养浩心里打了个寒颤。他太清楚官场的凶险了，今天能赏你，明天说不定就会因为一句话治你的罪。至治元年六月，他找了个“父老需要赡养”的理由，突然辞了官，头也不回地回了大明湖旁的云庄。
这一归，就是九年。
回到云庄的张养浩，活成了真真正正的“隐士”。每天早上，他先去湖边散步，看荷花从荷叶里钻出来，听沙头的鸟叫；中午在书房里写散曲，笔锋里全是自在——“四围山，会波楼上倚阑干，大明湖铺翠描金间”，写的是会波楼的景色；“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道的是心里的舒坦。傍晚的时候，他就跟邻居下棋，喝两杯淡酒，说起京城里的事，只笑着摇头“那地方，我可不想再去了”。
英宗其实没忘了他。张养浩归里才四个月，元廷就派官来召他当礼部尚书，他摆着手说“我年纪大了，做不动官了”，硬是没去。后来英宗、拜住被人刺杀，元廷又先后七次来召，不管是让他当刑部尚书，还是当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他都婉言谢绝。
他不是不想做事，是看透了——朝堂还是那个朝堂，就算回去，也未必能帮到百姓，反而可能把自己搭进去。不如就在这云庄里，把满腹情思都洒在湖光山色里，安安稳稳过余生。
可天历二年正月，一封急信打破了云庄的平静——关中大旱，饿殍遍野，元廷再次召他，让他去当陕西行台中丞，主持赈灾。
那天，张养浩正在湖边看荷花，儿子把信递给他。他拆开信，越看脸色越沉，手都开始抖。信里写着“关中大旱，饥民相食”，这六个字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他想起堂邑那些饿肚子的百姓，想起《孟子》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心里的天平一下子就歪了。
那会儿他已经六十岁了，母亲也八十多了，家里人都劝他“爹，你年纪大了，关中那么远，路上又苦，别去了”。张养浩没说话，当天就把家里的钱财都拿了出来，分给了街坊里的穷苦人，又跟母亲磕了三个头，说“娘，儿子不孝，可关中百姓在等着我，我不能不去”。
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往关中赶。一路西行，景色越来越惨——地里的庄稼全枯了，像一堆堆干草；路边的树皮被剥光了，有的地方还能看到饿死的人，没人收尸，就那样躺在路边；偶尔碰到几个流民，个个面黄肌瘦，衣服破得遮不住身子，见了他就跪下来求“大人，给点吃的吧”。
张养浩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喘不过气。他让随从把带的干粮分给流民，碰到饿死的人，就找块地方把他们埋了，还对着坟头作揖；有个老百姓为了给母亲治病，要卖自己的孩子，张养浩见了，当场就掏出钱给了那家人，抱着孩子哭“苦了孩子，苦了百姓啊”。
到了陕西，他更是连家都没回，直接去了赈灾的地方。白天，他忙着给流民发粮食、设粥棚，有时候一天就吃一顿饭；晚上，他就对着天祈祷，希望能下一场雨，常常跪在地上，直到天亮。有人劝他“大人，您歇会儿吧，身体要紧”，他总说“百姓还在饿肚子，我怎么能歇？”
那段日子，他写了首《一枝花·咏喜雨》，里面有句“用尽我为国为民心，祈下些值金值玉雨”，道尽了他的期盼。后来真的下了雨，地里的庄稼慢慢绿了，流民也少了些，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可转头看到还有人在赶路逃荒，又皱起了眉，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可谁也没想到，天历二年七月，张养浩竟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刚开始他还强撑着处理赈灾的事，后来连床都下不了，弥留之际，他还拉着随从的手说“一定要把粮食发到位，别让百姓再饿肚子”。
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去，陕西的百姓哭成了一片，好多人自发地给他送葬，嘴里喊着“张大人，您别走啊”，就像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一样。
张养浩这辈子，活得像颗孤星，在元季的浊世里，始终亮着“为民”的光。他有为民请命的胆魄，敢在皇帝面前说真话；他有济天下苍生的壮怀，六十岁还能为了赈灾奔波；他心里装着孟子说的“浩然正气”，不管是当官还是归隐，都没忘了百姓。
数百年后，我们读他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还能感受到他对百姓的心疼，对世事的无奈。
古人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意思是上天要让孔子来唤醒世人。这句话，用在张养浩身上，再合适不过。他用一生告诉我们，不管在什么时代，都该有人记得百姓的苦，都该有人为百姓做事——这，就是张养浩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