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一年的广州城，珠江水面飘着怪东西——一排排木筏子上，倒扣着密密麻麻的马桶，青黑色的瓷釉在太阳下泛着冷光，筏子边插着几面破旗，风一吹，旗角裹着马桶味飘得老远。守城的清兵缩着脖子不敢喘气，几个老兵私下嘀咕：“这靖逆将军奕山，是真没辙了？拿马桶挡洋枪，这不胡闹嘛！”
没人能想到，就是这个用马桶“御敌”的荒唐将军，十年前还是在新疆浑河里斩叛军、垦良田的英雄；更没人知道，几十年后，他会偷偷把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割给俄国，比李鸿章签《马关条约》丢的地还多。可直到今天，提起清朝卖国贼，人们先想到的是李鸿章、慈禧，却没几个人记得爱新觉罗·奕山——这个藏在皇室光环下，把“叛国”当家常便饭的家伙。
要讲奕山的故事，得从紫禁城的角落说起。他是皇族旁支，爹叫绵备，连个爵位都没有，在宗室里算“破落户”。奕山长到三十一岁，才混上个“三等侍卫”的差事——这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搁在清朝的侍卫制度里，就是二百七十人里的一个，每天站在宫墙根换班，皇帝的銮驾从面前过，他连抬头多看一眼都不敢。
那时候的奕山，瘦高个，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侍卫服，说话轻声细语，谁都不把他当回事。宗室宴会上，那些有爵位的子弟围着王爷说笑，他只能躲在柱子后头，捡别人剩下的点心吃。有人跟他打趣：“奕山，你这皇族身份，咋混得比旗人子弟还不如？”他只会搓着手笑，眼底却藏着点不甘——谁不想出人头地？可皇室等级像道墙，他这种没背景的，连墙根都摸不着。
没人知道，这道墙会在道光十八年被他自己撞开。那年新疆出事了，张格尔带着十万叛军造反，一路打到喀什噶尔，清军才两万多人，粮草快断了，主帅长龄急得满嘴燎泡，跟副将杨遇春吵得面红耳赤：“再打下去，兵都得饿死！撤！”杨遇春把腰刀往桌上一拍：“撤了新疆就没了！拼也得拼！”
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时任伊犁参赞大臣的奕山站了出来。那时候他才四十出头，刚从侍卫堆里爬出来没几年，却敢当着俩老将的面说：“我带一队人，从浑河绕过去，直插喀什噶尔城根！”
没人信他能成——浑河冬天结着薄冰，岸边全是叛军的岗哨，硬闯就是送死。可奕山真就干了。他挑了两百个会水的兵，夜里揣着干粮，踩着碎冰往河里跳，冰水没到腰，冻得骨头缝都疼，他却咬着牙没吭一声。快到城下时，叛军岗哨发现了他们，箭像下雨似的射过来，奕山挥着刀挡，胳膊上挨了一箭，血顺着袖子往下淌，他还是往前冲：“杀进去！”
就这么硬闯，他还真把叛军的后营搅乱了。杨遇春一看机会来了，带着大军从正面冲，里应外合，没几天就把张格尔的叛军打散了，还生擒了张格尔本人。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拍着龙椅笑：“没想到奕山这小子，还有这本事！”
平叛之后，奕山没闲着。他看着新疆大片荒地，心里琢磨：“兵要吃饭，百姓也要吃饭，光靠朝廷运粮不是长久之计。”他带着人跑遍了伊犁河谷，哪里能引水，哪里能开荒，都记在本子上。开春后，他组织士兵和百姓垦荒，一锄头一锄头地挖，硬是开出了数十万亩良田。那年秋天，新疆的麦子堆成了山，不仅够军队吃，还能接济百姓。道光帝更高兴了，直接封他为伊犁将军，让他掌新疆军事大权——从三等侍卫到封疆大吏，奕山用了十年，靠的不是背景，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
那时候的奕山，走到新疆街上，百姓会围着他递奶茶，士兵见了他会敬礼，他自己也觉得扬眉吐气。夜里在将军府看书，翻到《孙子兵法》里“兵者，国之大事”，他还会感慨：“我奕山，总算没给爱新觉罗氏丢脸。”
可谁能想到，这份“不丢脸”，在鸦片战争里碎得稀烂。
道光二十年，英军打来了，广州城告急。道光帝想起了新疆立功的奕山，下旨封他为“靖逆将军”，让他带着兵去守广州——皇帝觉得，能在新疆打胜仗的人，对付洋鬼子肯定没问题。可奕山接到圣旨时，心里却犯了怵：他打过硬仗，可从没见过洋人的坚船利炮，更不知道怎么对付那些冒着黑烟的军舰。
可皇命难违，他还是带着兵去了广州。一到任，他就犯了第一个错：不听劝。当地官员跟他说：“洋鬼子的炮厉害，得先加固炮台，多备些弹药。”他却摆着手说：“怕什么？我在新疆打叛军，比这凶的都见过！”他不仅不备战，还整天在将军府里喝酒，听手下人瞎出主意。
有个江湖术士跟他说：“洋鬼子是‘夷人’，怕脏东西，只要在木筏上摆上马桶，再撒点狗血，就能破他们的炮。”奕山居然信了！他立刻让人找了几百个马桶，倒扣在木筏上，还让士兵往上面撒狗血，然后把木筏推到珠江里，指望这些马桶能挡住英军的军舰。
英军看到这场景，都乐了。军舰上的军官拿着望远镜笑：“中国人这是在搞什么？巫术吗？”笑完之后，几炮打过去，木筏碎的碎，沉的沉，马桶漂得满江面都是，那股味飘得老远，清军自己先乱了阵脚。
这还不算完。英军趁机攻城，广州城外的炮台一个接一个丢，士兵死的死，逃的逃。奕山站在城楼上，看着远处冒黑烟的军舰，腿都软了。他想起了新疆的胜仗，可现在连拔刀的勇气都没有——他怕了，怕打输了被朝廷治罪，怕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官位没了。
这时候，副将杨芳（不是新疆的杨遇春）站出来跟他说：“将军，咱们跟洋鬼子拼了！就算死，也不能丢了广州城！”奕山却摇着头说：“拼什么？再拼下去，咱们都得死！”他没跟朝廷打招呼，偷偷派人和英军谈判，还签下了《广州和约》——答应给英军六百万两“赎城费”，还让清军撤出广州城。
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气得把茶杯都摔了：“朕让他去靖逆，他倒好，跟洋人求和！”可那时候朝廷已经没力气再派兵了，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奕山呢？他怕朝廷治罪，居然在奏折里撒谎，说自己“打了胜仗，洋人自愿撤军”，把求和说成了“安抚”。道光帝虽然知道是假的，可也没辙，只能把他革了职，发配到伊犁——算是从轻发落了。
要是奕山这时候能反省，或许还能留个好名声。可他偏不，在伊犁待了几年，又靠着宗室身份混了个官职，还被派去了东北，负责和俄国谈判边界问题。这一去，他彻底成了卖国贼。
咸丰八年，俄国趁着清朝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正闹得凶），派使者找到奕山，说要“重新划定中俄边界”。俄国人态度强硬，拿出地图，指着黑龙江以北的土地说：“这块地，以后归俄国。”奕山一开始还想争辩，可俄国人拿出了军舰，说：“你要是不签，我们就打过去，像英国人打广州一样。”
这句话戳中了奕山的软肋——他又怕了。他想起了广州的惨败，想起了被发配的日子，他不敢再赌。于是，他又一次没跟朝廷打招呼，偷偷签下了《瑷珲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全割给了俄国。
近百万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十个江苏省那么大！这么大的国土，就被奕山一句话卖了。他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手都没抖——他心里想的不是国家，不是百姓，是自己的官位，是自己的性命。他觉得，只要签了字，俄国人就不会打过来，自己就能保住官位，至于丢了多少地，跟他没关系。
后来，《中俄北京条约》又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割给了俄国，奕山还是参与者——他就像俄国的“帮凶”，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利益，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尊严，都能抛在脑后。
可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卖了近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卖国贼，却没多少人骂他。不像李鸿章，签了《马关条约》被人骂了一百多年，奕山的名字，连历史课本里都没几行字。为什么？
一是因为他的皇室身份。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清朝廷就算知道他犯了错，也不会过分指责，甚至会刻意淡化他的罪行——总不能让皇室子弟背“卖国贼”的黑锅，丢的是整个皇族的脸。
二是因为他的“运气”。他割地的时候，清朝正忙着对付太平天国，没多少人关注东北的边界问题；后来又有李鸿章、慈禧等人的“大动作”（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走了，奕山就藏在了这些人的影子里，成了“隐秘的卖国贼”。
三是因为他早年的战功。很多人记得他在新疆的英勇，觉得他只是“一时糊涂”，不是故意卖国。可实际上，他的两次妥协（广州求和、割让东北土地），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跟“糊涂”没关系——他就是自私，就是怯懦，就是把个人得失看得比国家利益重。
奕山活到了光绪元年，死的时候七十多岁，算是善终。他死的时候，可能还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他保住了自己的官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至于那些被割走的土地，那些因为他的妥协而受苦的百姓，他根本不在乎。
可历史不会真的忘记。黑龙江以北的土地上，曾经有中国人种地、捕鱼，曾经有清军驻守；那些土地上的森林、矿产，本该是中国的财富。可因为奕山的怯懦和自私，这些都成了俄国的。直到今天，我们翻开地图，看到黑龙江以北的空白，都能想起这个曾经的“沙场猛将”，后来的“割地奸贼”。
奕山的故事，比李鸿章的更让人警醒。李鸿章签条约，多少还有点“无可奈何”（朝廷弱，打不过），可奕山不一样，他是主动妥协，主动割地，为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他告诉我们，一个人就算有过功劳，就算出身显赫，一旦丢了爱国心，一旦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就会变成人人唾弃的卖国贼——不管他的名字有没有被人记住，他的罪行，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现在再提起奕山，或许还有人不知道他是谁。但只要我们记得，曾经有一个清朝官员，把近百万平方公里国土拱手让人，记得爱国不是口号，是不能丢的底线，那奕山的故事，就没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