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宁殿内，赵顼刚刚听完皇城司都知李宪关于犒赏物资分发完毕的禀报。他面色平静，挥手让李宪退下。
殿内只剩下他一人时，他才轻轻吁了一口气，目光落在了一份刚刚送来的内承库支出账目上——为此次犒军，他从皇城司海外贸易利润中拨付的款项，又是一笔巨大的数字。
他嘴角泛起一丝无奈的苦笑，心中暗道：“朕这个官家，怕是史上最存不住钱的皇帝了。”
内承库好不容易通过海外贸易积攒了些“私房钱”，转眼间就如流水般花了出去：河北赈灾、西北筑城、赏赐后宫、如今又是犒赏三军……
然而，这丝无奈很快就被一种极其冷静和坚毅的神情所取代。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大舆图前，目光锐利地扫过上面标注的各大禁军屯驻之地。
“存不住，那便不存！”他仿佛在对自己说，又仿佛在对着无形的阻力宣告。
“此刻的每一贯钱，都不是耗费，而是投资！是刀锋！”
“犒赏禁军，是稳住刀柄，让他们知道，朕裁撤冗员，非是吝啬寡恩，而是为了让留下的精锐过得更好，让国家养得起真正的虎狼之师！”
“唯有先安其心，方能挥动裁撤的利刃，而无营啸之虞。”
“现在用内帑赏下去的钱，是为了将来能从国库中，永久地省下十倍、百倍的军饷！”
他的思路清晰无比。裁军是阵痛，但阵痛之后，才是新生。一支更加精干、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其战斗力远胜于数量庞大却臃肿不堪的旧军。
而节省下来的巨额军费，才能支撑他实现更宏大的蓝图——兴修水利、鼓励农桑、改革官制、富国强兵！
赵顼的这一步棋，深思远虑：
分化瓦解，减少阻力：在宣布继续裁军的当天进行大规模犒赏，巧妙地安抚了中下层士卒。
这会让普通军士觉得，皇帝是“仁义的”，裁军是“不得已”的国家大事，针对的是“老弱无能者”，而非他们这些“有用之身”。
这能有效防止底层被少数可能利益受损的高级军官煽动，将军队的潜在抵抗力量降到最低。
彰显恩出自上，收拢军心：特别强调赏赐来自“内帑”（皇帝的私房钱），而非国库常规拨款，这是在强化皇帝个人与军队之间的恩义纽带。
让将士们感受到“官家心里有我们”，这比任何制度性的约束都更直接、更有力。
为吕公弼的改革铺平道路：他将“白脸”（宣布严厉的裁军政策）的角色交给了枢密使吕公弼，而自己则扮演“红脸”（施以厚恩）。
这让吕公弼可以更硬气、更少顾虑地执行裁撤标准，而赵顼则保留了调解和施恩的余地，确保了改革的执行力，又掌握了人情上的主动权。
赵顼的目光从舆图上收回，重新变得沉静而坚定。他不再为内帑的迅速消耗而心疼。因为他深知，今日洒下的金银，是为了浇灌出明日强盛的国本。
“钱，不过是工具。用以守成，则死水一潭；用以变法，则活水源头。”
“现在，朕就是用这活水，去冲开那淤塞已久的旧河道！”
“裁军、省费、强兵、然后……才能谈及更深的改制。”
熙宁二年的正月初十，赵顼用一场及时的犒赏，为他艰难无比的军事改革，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再次表明了他破旧立新的决心不可动摇。
前方的路依然布满荆棘，但他已别无选择，只能用今日的财富，去投资一个不确定，但必须去争取的未来。
熙宁二年，正月十三。上元节的喜庆气氛已笼罩汴京，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一种节日前特有的躁动与期待。
然而，在皇城西北角一处戒备森严、远离繁华的院落——广备攻城作下属的“火药作”——却进行着一场与节日氛围格格不入、却可能决定帝国未来命运的严肃检验。
院落外围，皇城司的亲从官神色冷峻，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院内一片空旷的场地前，赵顼身披一件厚重的深色大氅，面无表情地坐在一张铺着黄缎的扶手椅上。
他的身旁，站着神色紧张的军器监少监以及火药作的提举官。吕公弼和几位负责军械的重臣，也垂手侍立在侧。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目光聚焦在场地中央那几个看似不起眼的物事上。
在赵顼即位之前，乃至此刻，北宋的火药技术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它无疑是全世界最先进、最成体系的，但其应用，却十之八九用于制造盛大的烟花，以彰显帝国的富庶与祥和。
仅有极少量、性能并不稳定的火药，被用于军事，如制造霹雳火球、蒺藜火球等守城武器，或作为燃烧剂。
其威力时大时小，可靠性极差，更多是依靠燃烧和喷溅的火焰制造恐慌，而非真正的杀伤。
问题的核心，正如赵顼所知，并非简单的“一硝二硫三木炭”口诀，而在于原材料提纯的瓶颈和配比的模糊性。
硝石含盐、硫磺含酸、木炭质地不一，且所有工序都依赖工匠“手感”和“祖传秘方”，导致每一批火药性能天差地别。
军器监的官员和工匠们，也常为哪种“秘方”更好而争论不休，却无人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赵顼深知，他无法凭空变出化学提纯法和标准化生产线。但他可以用他作为帝王的力量，推行一套更强大的工具：制度与数据。
在过去几个月里，他连续对火药作下达了几道看似简单、却颠覆传统的旨意：
建立“物料档案”与“生产日志”：勒令火药作对每一批采购入库的硝石、硫磺、木炭，都必须记录其产地、供应商、外观成色（由指定官员描述）。
每一批火药的生产，都必须详细记录所用物料的批次、研磨时间、搅拌次数、以及最终采用的“斤两分毫”配比。这改变了以往“大致不差”的模糊管理。
强制“效果记录”：制成的火药，无论是用于烟花还是军械，都必须由第三方（如军器监指派官员）记录其燃烧速度、声响、烟雾、乃至实际效果（如烟花腾空高度、爆炸范围）。
哪怕只是定性的描述，也必须形成文字。
引入“对照试验”：这是赵顼最具突破性的要求。他下令，定期选取不同批次、不同配比的火药，在相同条件下（同一天、同一地点、同一人操作）进行并排测试，直观比较其效果优劣。
这些措施起初遭到了工匠和底层官吏的抵触，认为繁琐不堪，多此一举。但在皇帝严旨和军器监的强力推行下，一套原始但前所未有的数据采集和追溯系统，开始在这个帝国最神秘的作坊里艰难地运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