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作为背景元素保留。”
夏知微笑了：“那就算了。我要的不是保留元素，我要的是那些故事被原原本本地听见。”
卡维尔离开时，脸色难看。但二十分钟后，陈总出现了。
“夏小姐，我看了首映，非常好。”他举杯，“我代表新浪潮集团正式承诺——如果你们签约，我们会保留《哑光》的全部完整性，全球发行不加剪辑。而且，我们会投资拍续集，讲这些乐队后来的故事。”
“条件还是51%的股份？”
“对，但投票权我们可以谈。”陈总压低声音，“我知道晚云工坊的资金问题。我可以先打一笔过桥贷款，让你们渡过难关。这笔钱，无论最后签不签约，都不用还。”
这是陆云无法拒绝的条件。那天深夜，他在酒店房间和徐情视频。
“你觉得呢？”他问。
徐情在屏幕那头，背后是北京的夜晚：“钱很重要，但控股权更重要。如果没了控股权，晚云工坊就不是晚云工坊了。它会变成新浪潮的一个分支，一个招牌。”
“可是没有钱，工坊可能就没了。”
“那就想办法找钱，而不是卖身。”徐情顿了顿，“陆云，你还记得我们建工坊的初心吗？是要给那些拍不出商业片的年轻人一个地方。如果工坊变成了资本的工具，那和星途娱乐有什么区别？”
陆云沉默了。
“再坚持一下，”徐情轻声说，“也许会有转机。”
转机真的来了，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
电影节的倒数第二天，《哑光》拿了两个奖：最佳女演员（夏知微），和评审团特别奖。夏知微上台领奖时，用中文说了一段话：
“这个奖，属于所有还在坚持真实表达的人。属于那些在酒吧唱到凌晨的歌手，属于那些在地下室排练的乐队，属于那些用手机拍第一部短片的年轻人。电影会结束，音乐会被遗忘，但真实的声音，永远不会消失。”
这段话被同步翻译成多种语言。颁奖礼结束后，一个法国制片人找到秦朗，说想买下《哑光》的法国发行权，并且投资他的下一部电影。
“我们有个‘作者导演扶持计划’，专门找像你这样有个人风格的导演。”法国人说，“钱不多，但完全尊重创作自由。”
同时，一个德国的艺术影院联盟也找上门，想打包购买《哑光》的欧洲放映权。虽然单价比不过好莱坞，但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最意外的是，一个中国的视频平台——不是巨头，是个专注文艺内容的小平台——联系了陆云。
“陆总，我们想和晚云工坊深度合作。”对方cEo很年轻，穿卫衣，像大学生，“我们平台不大，但用户都是真正爱电影的人。我们可以签独家，预付一笔版权费，帮你们渡过难关。条件只有一个：工坊的作品，在我们平台首播。”
陆云问：“你们不怕亏钱吗？”
“怕，但我们相信好内容最终会赢。”年轻人笑了，“而且，我们调查过，晚云工坊的片子虽然不赚钱，但口碑好，能拉动平台的会员黏性。这是长线投资。”
这笔钱不多，但够发三个月工资了。更重要的是，它给了陆云一个信号——市场不全是唯利是图的。
从威尼斯回北京的飞机上，三个人都很疲惫，但眼神里有光。
“我决定拒绝新浪潮，”陆云说，“跟那个小平台签。”
“我也拒绝卡维尔，”夏知微说，“我想拍续集，但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拍。”
秦朗看着他们，忽然说：“你们知道吗？在威尼斯的时候，有个意大利老导演跟我说，他六十年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选择——是去好莱坞，还是留在意大利拍自己的东西。他选了留下，穷了一辈子，但他的电影现在还在电影学院当教材。”
“他后悔吗？”夏知微问。
“他说，有时候会想，如果去了好莱坞，会不会更有钱、更有名。但每次重看自己的电影，就觉得——值了。”秦朗顿了顿，“我现在觉得，也值了。”
飞机穿越云层，下面是阿尔卑斯山的雪顶。夏知微靠在窗边，写下新歌的第一句：“我们在高空做选择\/不知道哪片云会下雨\/但至少\/我们选了自己想淋的那场雨。”
回到北京，生活继续。晚云工坊和小平台签了协议，暂时渡过危机。《哑光》的欧洲发行带来了持续收入，虽然不多，但稳定。
夏知微开始筹备续集，这次她要拍那些地下乐队在“出名”之后的故事——有人坚守，有人妥协，有人消失。秦朗继续当导演，但多了一个身份：晚云工坊的青年导演导师。
而陆云，在拒绝了新浪潮之后，收到了另一份邀约——一家国企背景的文化基金，想投资晚云工坊，条件很宽松：只占股30%，不参与管理，但要求工坊每年至少做两个公益放映项目，去偏远地区放电影。
陆云签了。签约那天，陈总打来电话：“陆总，你选了一条很难的路。”
“我知道。”
“但我也尊敬你。”陈总顿了顿，“新浪潮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如果哪天改变主意了...”
“谢谢，但应该不会了。”
挂断电话，陆云站在工坊的院子里。夕阳西下，老厂房的砖墙被染成金色。几个青年导演正在一号棚拍短片，场务跑前跑后，灯光亮起。
他想，母亲林晚当年在这个厂里采风时，看到的应该也是这样的场景——一群年轻人，用笨拙但真诚的方式，记录他们眼中的世界。
六十年过去了，机器换了，技术新了，但那份真诚，还在。
这就够了。
从威尼斯回来后的第二个月，《哑光》在国内正式上映。
排片率只有6.8%，全在非黄金时段。发行方给的宣传预算少得可怜，连地铁灯箱广告都铺不起。夏知微跟着秦朗跑了几场路演，最大的影厅也只坐了一半人。
“很正常，”秦朗安慰她，“文艺片都这样。”
但夏知微不甘心。她想起威尼斯电影宫里那十分钟的掌声，想起那些外国观众红着眼眶说“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中国电影”。为什么回到自己的国家，反而没人看了？
她做了件疯狂的事——自费包了二十场放映，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的大学里做免费的校园放映。没有明星站台，没有媒体宣传，就她和秦朗，带着一台拷贝，去和学生面对面。
第一场在电影学院，能坐三百人的报告厅挤了五百人，过道都坐满了。放完电影，提问环节，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站起来：“夏学姐，电影里那个主唱最后放弃了音乐去送外卖，这是不是太悲观了？难道坚持艺术就只能饿死吗？”
全场安静。夏知微拿起话筒：“我不觉得这是悲观。他去送外卖，不是放弃了音乐，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活着。电影想说的不是‘艺术会饿死你’，而是‘艺术不能当饭吃，但没艺术，饭也不香’。”
掌声响起来。那晚，夏知微的微博涨了三万粉，全是大学生。
校园放映的口碑开始发酵。豆瓣评分从7.2涨到8.4，短评里最热的一条是：“这不是电影，这是一记耳光，扇在所有说‘这届年轻人不行’的人脸上。”
第二周，排片率奇迹般回升到12%。一些小影院开始主动加场，甚至有了下午场满座的情况。发行方这才反应过来，紧急追加宣传费，但已经晚了——电影靠自来水火了。
李泽宇就是在这时候找到夏知微的。
距离《星光计划》停播已经半年，星途娱乐濒临破产，李泽宇瘦了二十斤，眼镜片后的眼睛显得更大，也更疲惫。他在晚云工坊门口堵住夏知微，手里提着个文件袋。
“夏小姐，能聊十分钟吗？”
夏知微本想拒绝，但看到他眼里的血丝，心软了：“去咖啡厅吧。”
咖啡厅里，李泽宇把文件袋推过来：“这是我整理的，关于新浪潮集团这些年做过的脏事。数据造假、票房注水、偷税漏税、还有...性交易。”
夏知微没接：“李总，您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因为新浪潮要收购晚云工坊，而你是关键人物。”李泽宇苦笑，“你可能不知道，陈总——就是跟你谈合作的那个陈总，他有个外号叫‘文化刽子手’。凡是他看上的项目，要么吞掉，要么毁掉。”
“那您为什么要帮我？”
“我不是帮你，我是报复。”李泽宇摘下眼镜擦，“新浪潮当年用同样的手段搞垮了我的公司。他们先假装合作，拿到内部数据，然后挖走我的核心团队，最后用资本碾压。我现在一无所有了，但至少，可以让你少走弯路。”
文件袋里的资料触目惊心。有新浪潮操纵票房的银行流水截图，有旗下艺人陪酒的偷拍照，甚至还有一份内部会议纪要，上面写着：“晚云工坊的项目，要么低价收购，要么用舆论搞臭。”
夏知微翻到最后一页，是一份名单——列着十几个独立导演、制片人的名字，后面标注着“已收编”或“已封杀”。秦朗的名字在“待处理”一栏，后面打了个问号。
“他们为什么还没动秦导？”
“因为《哑光》的国际声誉。”李泽宇说，“动秦朗风险太大，所以他们先从边缘入手。比如...你们工坊那个青年导演计划里，是不是有个叫周子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