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山县有位公子，名叫王瑞亭，生得眉目清俊，性情温雅，最出奇的是他精通乩卜之术。所谓乩卜，便是扶乩请神，待神明降坛后，通过沙盘上的字迹与人交流。王公子请来的这位神明，自称“何仙”，说是吕洞宾纯阳真人座下的弟子，也有人说，他本是吕祖骑乘的那只仙鹤，修得灵性后成了仙。
这何仙每逢降坛，从不搞那些装神弄鬼的把戏，反倒爱与人谈论诗文、品鉴文章。当时有位太史公，名叫李质君，是远近闻名的文人，竟也甘心拜何仙为师，平日里写了文章、作了诗，总要请何仙用朱笔圈点、黄笔批注。何仙的点评向来条理分明，切中要害，哪里该增、哪里该删，说得一清二楚。李太史后来能在文坛站稳脚跟，笔下文章愈发精妙，多半是得了何仙的指点。久而久之，当地的读书人都对何仙敬服不已，纷纷前来请教，把他当成了文坛的“引路神”。
不过这何仙有个规矩，旁人来求他决断疑难事，他总爱讲道理、析利弊，极少直言吉凶祸福，更不会用“命中注定”这类话搪塞人。正因如此，大家更觉得他通透实在，不像那些江湖术士，专靠危言耸听骗钱。
辛未年那年，朱文宗大人奉命到济南主持科举考试。考完之后，考生们心里都揣着块石头，纷纷来找王瑞亭，请何仙断一断自己能考个什么名次。何仙也不推辞，只让众人把考试时写的文章交上来，他一篇篇读过后，便在沙盘上写下评语和预估的等第，字字恳切，倒像是个经验老到的考官。
当时有个乐陵县的考生，名叫李忭，是个出了名的好学之人，平日里捧着书本就舍不得放下，思考问题也比旁人深入几分。他本想来亲自求问，可偏巧那天家里有事，没能赶来，只好托了个相熟的朋友，把自己的文章带过来，请何仙代为评判。
何仙看过李忭的文章后，很快在沙盘上写了“一等”二字。众人见了，都替李忭高兴，说他这几年的苦没白吃。可没等大家的话说完，沙盘上又多出几行字：“方才评李生为一等，全是凭文章好坏判断。但我观此生命运，近期运势极差，恐怕要遭鞭打的责罚。真是奇怪！文章的水准与他的气运竟完全不符，难道文宗师爷判卷不看文章好坏吗？诸位稍等，我去提学署探探情况。”
这话一出，众人都愣住了——科举考试考得差，最多是名次靠后，怎么会挨鞭子？可大家知道何仙从不说虚话，只好屏息等着。约莫过了一盏茶的功夫，沙盘上终于又有了动静，何仙的字迹再次出现：“我方才到了提学署，见文宗师爷正忙着处理各种公务，心里焦虑的根本不是考生的文章。所有阅卷的事，都交给了幕府里的六七个人。你们猜那些幕客是什么来头？有靠捐钱捐来的监生，有靠祖上荫蔽的纨绔，前世全是些没根基、没德行的货色，大半是饿鬼道里出来的游魂，四处乞讨为生的主儿。他们在黑暗的地狱里待了八百年，眼睛里的精气早就耗光了，就像人在深山洞里待久了，突然出来见了天日，连什么是正常的光亮都分不清，哪还能看懂文章的好坏？里头倒有一两个是上辈子做人、积了点德的，可阅卷时都是分着批次来的，李生的文章未必能落到他们手里啊。”
众人听了，都替李忭捏了把汗，连忙问何仙有没有挽回的办法。沙盘上很快写了一句：“办法其实最实在，是人人都懂的道理，还用得着问吗？”大家琢磨了一会儿，才明白何仙的意思——无非是让李忭多找些有学问的人看看文章，要是真有本事，总能被人认出来。
朋友把何仙的话传给了李忭，李忭心里又怕又疑。他实在不相信自己的文章会落到外行手里，便带着文章去找孙太史子未请教，还把何仙说他要遭责罚的事说了一遍。孙太史仔细读了李忭的文章，连连称赞，说这文章立意新颖、文笔流畅，就算拿不到一等，也绝不可能差到哪里去，劝李忭别把乩语放在心上。
有了孙太史的肯定，李忭心里踏实多了，渐渐把何仙的话抛到了脑后。可等放榜那天，李忭挤到榜前一看，整个人都僵住了——自己竟然只得了四等！按照当时的规矩，考了四等是要受“夏楚”之刑的，也就是用荆条或竹板打手心，这可不就是何仙说的“犯夏楚”吗？
孙太史听说后，也大为震惊，赶紧把李忭的文章找出来重新细读，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也没找出半点儿毛病。他又气又无奈，叹着气说：“石门公（朱文宗的尊称）向来有文名，断不会这么糊涂。定是幕府里那些醉醺醺的蠢货，连句子都读不通顺，才把好文章判成了四等！”
经此一事，众人更觉得何仙神异非凡，纷纷赶到王瑞亭家，点上香火，对着乩坛叩拜致谢。这时，何仙又在沙盘上批了几句话，是写给李忭的：“李生莫要因为一时的委屈，就心生惭愧。你应当多抄几份自己的试卷，让更多人看到你的才学，把你的文章好好显露出来，明年科试必定能得优等。”
李忭记着何仙的话，真的把自己的试卷抄了好多份，送给亲友、文人传阅。久而久之，连提学署里的人都听说了这件事，知道有个叫李忭的考生，文章写得好却被误判，特意挂出告示安慰他。到了第二年科试，李忭果然不负众望，考了前几名，何仙的灵验，在当地也传得愈发广了。
异史氏（蒲松龄自称）说：“幕府里尽是这般没本事的幕客，也难怪京城里那些容貌丑陋的妇人住的巷子里，到了晚上连张空床都没有——这些没德行的家伙，连好文章都认不出，又怎么会懂得欣赏好人，只好去那种地方寻欢作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