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老太太独掌朝局后，旧党分裂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本来就是由多种政治力量暂时结合而成，只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走到了一起，在新党被驱除出朝廷后，他们便不能相安于一朝，内部掀起了具有地方色彩的派别斗争，这就是历史上以混乱着称的“蜀洛朔党争”，包括有以苏辙为首的蜀党，以程颢为首的洛党，以及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等为首的朔党。
元佑元年垂拱殿弥漫着的龙涎香也盖不住四溢的硝烟味，先是洛党的朱光庭、贾易找了个借口，说蜀党在策问中诬蔑宋仁宗和宋神宗，大肆攻击蜀党；然后蜀党的吕陶、上官均也上了书，说朱光庭是借机泄私忿、是蒙蔽圣上，应予治罪，双方是相互攻伐不断；最后，原先坐山观虎斗的朔党也下了场，整个朝局是闹得不可开交。
那么这个时候，高太皇太后在干嘛呢？她在观战，她斜倚在珠帘后，指尖有节奏地敲打着紫檀扶手，在用看戏的心态对待这些党派的纷纷攘攘，丝毫不加以管束，甚至于乐见其争。
高老太太很任性，她任命的新宰相吕公着本就是个无比滑头的“万金油”，对她是听之任之，所以元佑时期唯一的主旋律就是“太皇太后想怎么做，那就怎么做”，面对朝廷纠纷，她更是随心所欲地处理。
直到有一天，党争的战火蔓延到了她高滔滔自己的头上。
朔党的头子王岩叟认为她在多件事情中偏袒蜀党，处事不公，于是在一次上朝时候，就带着一帮子台谏官，直接弹劾了这位高老太太：\"臣闻阴阳失调则灾异频现，今夏蝗灾遍及三路，皆因...\"王岩叟的奏对突然转向，\"皆因太皇太后处事偏私！\"当然，弹劾个领导在台谏官们看来，属于正常无比的基本操作。
但咱们的高太皇太后很愤怒，她很不理解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敢挑衅她呢？前至仁宗、英宗，后至神宗、如今的皇帝赵煦，四代皇帝都拿她没办法，这种几十年如一日无法无天的习惯，早就让高滔滔变得极度自信，她是光辉正确的，她是不可质疑的，她是不可直视的！
她气坏了，使出了之前战无不胜的必杀技一一撒泼骂人，就如同村口巷尾的泼妇一样跳将起来，对着王岩叟鼻子就是一顿指天画地的输出。那一天，尊贵的太皇太后和台谏官们扯着嗓子互相指责，颇有些舌战群儒的气势，一开始还是你一句我一句的讲理，到了后来高老太太开始侮辱对方祖宗十八辈的时候，台谏官们彻底败下阵来，这些士大夫们还有起码的自尊，实在是拉不下脸去和一个老太太当庭骂娘。
就是从这时候起，大宋金殿上的风气变了，从前君臣之间讲求气度华贵雍容，哪怕是讨论天大的事，也都文质彬彬，别说是措辞失当，哪怕声音大了些，都会被人鄙夷。而如今，大宋的金銮宝殿变成了菜市场，污言秽语是不绝于耳，此后的高滔滔就像是打开了天性的阀门，只要有人敢跟她唱对台戏，立马她就能开始歇斯底里的骂街。
在北宋的历史上，高滔滔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能在明面上把台谏官们治得服服帖帖的执政者，除此再无人破此记录。
大臣们也头疼，这太皇太后又老又是女的，争也争不得，骂也骂不了，以后可怎么相处啊。日子在一天天过着，朱光庭和刘安世这帮猴精猴精的大臣慢慢就摸出了门道：噢，原来这高老太太只是看上去张牙舞爪得吓人，但头脑非常简单，俺们只要把她的情绪和好恶拿捏死就行啊，这可比跟那几个冰雪聪明的真宗、仁宗相处容易太多了。
于是很快，在一片忽悠中，我们高老太太就成了一众旧党们争权夺利、打击异己的工具。
举个当时最典型的例子——“车盖亭诗案”。这话就要说到前宰相蔡确，他先是被贬为陈州知州，不久又改迁为安州知州，从相位跌到地方官，蔡确心情可想而知，苦闷中，他游览车盖亭山，一口气写下了十首绝句，名《夏日登车盖亭》。
这本是抒发心情的闲诗，但等传到朔党手里，解读就变了味。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几个人早年间和蔡确矛盾很深，生怕新党们东山再起，就上奏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朝廷，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皇帝和太皇太后”，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是将高太皇太后比作武则天——这些蔫坏的旧党们心里是一本清账，太皇太后最烦的就是人家说她像武则天和吕后。
高老太太果然当场就炸了毛，立马将蔡确贬到岭南的新州做了一个专门负责抄写文案的最末流县吏，对于一个曾经的宰相来说，这种任职已经带有侮辱性质了。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皇太后却咬牙切齿地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蔡确被贬新州时，只有一个叫琵琶的爱妾相随，另外还养了一只鹦鹉。这个鹦鹉能学人语，每当蔡确呼唤琵琶时，只要敲一下小钟，鹦鹉就会呼唤琵琶的名字，不久，琵琶死于南方的瘴气，从此蔡确再没敲过小钟。
一天，蔡确误将小钟击响，鹦鹉闻声，又呼琵琶名字，蔡确触景生情，大感悲怆，赋诗一首：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此后不久，蔡确郁郁成疾，殒命岭南。
借着诗案，旧党们对蔡确的新党们又进行了一场大围剿，如果说上一次司马光是对新党的全面“打压”，这一次就是全面的“清理”，其他变法支持者章惇、蔡卞、黄履、张商英、李清臣、李德刍、吴安诗、蒲宗孟全部列为了“元丰党人”，都享受了和蔡确一样的待遇，强制组团免费旅游岭南。
虽说宋朝不轻易杀士大夫，但是想搞死人的办法还是有的。在一众兵卒的监视下，新党大臣们一个个携家带口离开了驻地，千里迢迢前去岭南，他们行李里是不敢夹带财物的，因为只要你敢带，人家就能告你贪污腐败。
再等新党们到了岭南之后，既然无官一身轻，那工资也就停发了，住处也是没有的，你要赶紧砍树搭个窝棚。这帮人不是什么野外求生大师，没钱没粮食，生存环境又极其恶劣，生病了也只能硬扛——是的，这就是在杀人，很多人就此饿死病死在了岭南。
旧党大佬们生怕他们过得好，经常会派人看看生活情况，要是你穷困潦倒，甚至垂垂将死，旧党们就会开心地让你自生自灭。要是你适应环境能力不错，日子还能将就，人家立马会再次送上包括搬迁、军棍、抄家一条龙的绝望大礼包，保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最大的文字狱，破坏力在北宋党争史上是第一位的，由此开启了以罗织罪名来定案的恶例，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把刀，斗争只能赢不能输，一旦输了就将万劫不复，包括失去生命。官员们所能做的就是牢牢盯住对手，像是河里潜伏着的鳄鱼，一旦对手出现破绽，就死死咬住把对手拖到淤泥里去、贬到最荒凉的岭南去，让他们死。
大宋的党争也进入了乖张时期，御史台的铜匦里，检举信如雪片堆积。每个官员都在两种命运间摇摆：要么成为罗织罪名的猎手，要么沦为岭南瘴雾中的白骨。大宋的官僚系统正在上演但丁笔下的地狱图景——这里的罪罚不需要审判，只需要站错队。人性也随之扭曲，是非曲直都成虚妄，从此做官好坏就只有了一个标准——为党派做事，人也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而是变成了政党机器的一个部件、一个工具，随机器一起运转、一起灭亡。
当然，朝代出现个党争是无比正常的现象，只要权力的功能不改变，历史的因果律就一定会导致党争，这是由人性决定的。但一个英明的君主能约束党争，能通过树立价值导向，以及相互制约、制衡、监督，使党争为我所用，而一个糟糕的领导者像高滔滔，会让党争变得无序和残酷，变成国家的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