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山园这个乡野之地，早就失去了权势的王安石自然是门可罗雀，但是有一天他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贵客，让他很是欣慰——来人正是反对过新法的苏轼。两人不计前嫌，在相聚的数日里，他们惺惺相惜、互为知己，这也成了王安石这位老人生命最后时光里最大的一丝慰藉。
苏轼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性情中人，他曾对自己的一生作过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病逝前两个月，被赦免北归时看着镜子中老态龙钟的自己，有感而发写下的一首诗，他用揶揄的语气抒发了自己的不如意，却也是他对自己人生跌宕际遇最真实形象的阐释。
遥想当年，他年仅22岁，就和弟弟苏辙一同高中进士，还被当朝文豪欧阳修赏识、收为门生，是多么的风光无限、春风得意。正当他意欲大展宏图之时，新法施行了，新党党魁王安石也很欣赏他的才华，多次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他加入新党。
苏轼如果当时能够“见风使舵”，那是立马能够平步青云，但是豪迈任侠的苏大才子却是坚决拒绝了新党的好意。他看到了新法的弊端，多次上书皇帝反对新法，这就把王安石惹毛了，很快就把他排挤出了京。自此苏轼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坎坷人生，是东南西北哪里都去过，先后曾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职。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按照惯例，他上表谢了恩。本来这种官样文章没什么花活，但他是个感情丰富的诗人，写文章就带上了个人情绪，说什么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朝中别有用心的人认为这是在攻击朝政、攻击皇室，这些人还把苏轼以前的诗作都翻了出来，断章取义认为苏轼有谋反意图。
于是在这一年的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的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着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御史台种植很多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当时朝中哗然，倒苏之声一片。事已至此，苏轼甚至已经接受了马上就要赴死的命运。
在这个关键时候，连苏轼自己也没想到，反而是王安石为他说了好话，说这只是文人轻狂，不足以大张旗鼓的严办。历经三个多月的狱中生活，“乌台诗案”总算了结，苏轼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大难不死的苏轼被远远地贬到了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那里，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脱去了象征着士大夫的长衫，穿上了草鞋短衣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修水利、促生产，断刑名、抓治安，做了一个真正脚踏实地的父母官。常年的基层经历也让他慢慢有了新的感悟，认识到新法的可取之处，也明白了王安石的初心。
在这黄州，他激情洋溢地写下了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元丰七年（1084），此时王安石已经退休隐居江宁，苏轼从黄州改任汝州，途中经过江宁。他很想去拜会王安石，但身为罪臣，又有过去那么多恩怨纠结，也不好意思直接拜访，于是就修书一封，附上诗文数篇，寄往了王安石的半山园。
收到书信的王安石完全明白苏轼的顾虑，第二天他乘驴而往，主动到苏轼停舟之处拜访。苏轼喜出望外，来不及穿戴朝服，就立即下船迎接王安石，他拱手躬身道：“在下没来得及早早迎候，过于失礼了。”王安石哈哈大笑：“你我难道还是拘礼之人嘛？”
此后，苏轼在江宁逗留的日子，便经常与王安石见面相叙。苏轼真诚道出了自己这些年来对新法的感悟，王安石也是唏嘘不已，两人尽释前嫌，共同创作了多首诗词。
八月，苏轼离开江宁，继续北上。两人依依惜别，王安石劝苏轼在江宁买房安家，比邻而居，便可常相往来，苏轼立即答应了下来，以后要“买田金陵，老于钟山之下”。这两个人发现，彼此性格是如此相像，都是心性洒脱、光明磊落，又都性格执拗、坚持理想，而且都才华横溢，在诗词、学术上有着共同的见解。
他们二人都把对方视为了知音，遗憾的是命运无常，这一别，苏轼此生再也没能见到王安石。
而苏轼的命运注定是充满了不平静，正当我们的东坡先生安下心来扎根基层、安于民间生活的时候，司马光等旧党复位了，苏轼立马从仕途的最低谷的一名罪官，又被擢拔回了朝里，当上了从二品的礼部尚书，官袍也由绿转为了大红，可谓是人生如梦。
然而苏轼心里早已没有了什么新党、旧党的队伍之分，他心中坚持的只有真理。他入京以后，看到司马光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了全部新法，也包括免役法、保甲法等一些已经行之有效的好政策，他就直言不讳地上书建议：“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建议司马相公继续采用。”
此时，正值旧党清算新党的敏感时期，苏轼这话明显很不合时宜，果不其然，立马就有人把他定为了王安石的遗毒。而苏轼就成了一个旧党排挤、新党不爱的夹缝人物，马上就开启了他过山车一样的贬官之路。
元佑六年（1091年），年近花甲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任五品的颍州知州。在这段时间里，他寄情山水，创作了多篇文学作品，包括着名的《秋阳赋》《洞庭春色赋并引》和《酒隐赋并叙》，这些作品被称为“苏轼颍州三赋”。
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苏轼再遭贬官，官职是个八品的惠州安置。这里本来是宋朝的蛮荒之地，但一向乐天派的苏轼在这里也是不怨不艾，仍然是踏踏实实做着本职工作，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比如那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还有一首《纵笔》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士轻打五更钟。”描写自己在春意中酣睡的惬意。当时的宰相章惇看到后说：“原来苏东坡还能过得这么舒服！”于是发出了再贬苏轼到海南的命令，任职从九品的儋州别驾，这是一个几乎不入流的小官。
苏轼心里明白，贬谪海南是仅比杀头轻一等的处罚，他做了赴死的最坏准备。他把所有的家人留在惠州，只带着小儿子前往。
在儋州生活的艰难困苦，远远超过了苏轼的预期。刚到的时候，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几乎是三天饿九顿，他只能自己动手搭建茅屋，并自命为“桄榔庵”。即便落魄如此，他也没有显得有一丝颓丧，在儋州，他自耕自种、酿酒自饮，过着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他开办学堂亲自授课，他的学生姜君弼成了海南第一位考中举人者。
这就是苏轼，不管人生遇到了什么起起落落，永远坚持真理，永远用最乐观的姿态安然面对。你把我贬到颍州，我在西湖岸边荡舟垂钓；你把我贬到惠州，我也能吃着杨梅、荔枝开心快活；你即便把我贬到儋州，我也能坦然接受，传道授业推动当地文明进步。
苏轼的人生豪迈只能由他自己评述，这首他描写自己的诗词最为贴切：“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就是那个坚持真我、一身才华的苏轼，在变法权力更替的浪潮中，被命运抽打得体无完肤，最后只能悲惨度日。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苏轼的好同学、嘉佑二年一起考中的同年进士——曾布，见风使舵的他在这场变法中有着不一样的人生际遇。
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但和嫡出的哥哥曾巩不一样的是，他是妾生的庶出，在家族里面那待遇差距还是很大的。在家里常年遭受冷眼的曾布暗暗发了誓：“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哪怕舍弃人格和尊严，我也一定要出人头地，一辈子我再也不要人们看不起。”
20多岁的时候，他考上了进士，但名次不高，所以起步也只是个小县令，按照常理就会在基层蹉跎几十年，运气好的话到老能混个阁衔退休了事。但这个曾布是会走上层路线的，他听说新任副宰相王安石是哥哥曾巩的朋友后，欣喜若狂，赶紧在家疯狂阅读王安石的着作、揣摩王安石的政治思想。
等见到了韩维、王安石一众新党大佬的那天，他口吐莲花一般的表述果然让王安石青眼有加。就此曾布加入了新党集团，而他的职位也像坐了火箭一样飞速飙升，由一名县令升为集贤校理、判司农寺，再到检正中书五房、起居注、知制诰。
这时新法如火如荼，正是用人之际，王安石很快就向皇帝举荐了曾布，把他任命为了位高权重的三司使。曾布为王安石当起了改革急先锋，与另一名变法派重臣吕慧卿一起，陆续制定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新法。
就这样，曾布在人际关系中一点点的攀爬钻营，逐步进入到了大宋权力的核心。
看上去，曾布的仕途将一片坦荡，除非——他的恩公王安石会出问题，但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赵顼和王安石两人的关系就是千古君臣合作的典范，被人比作大宋的唐太宗和魏征。但曾布却凭借他超强的政治敏锐性，发现了二者之间那不易察觉的裂痕。
熙宁六年（1073）正月十四，王安石按例进宫陪皇帝观赏百戏，然而当他骑马进入宣德门时，却被卫士喝令拦下，还当着王安石的面把马夫痛打了一顿。当时马夫跳起来大喊：“没看见这是王相公的马吗？”卫士们则怒斥：“宰相也是臣子，难道想做王莽？”最后硬是没让王安石的马进去。
这明显就是旧党在找人借机挑衅，事后在王安石的授意下，开封府把卫士们抓来各打了七十大板。这件事很快引起了舆论风暴，新旧两党开始了互喷，而此时最耐人寻味的却是皇帝的态度，按照常理，对于最为依仗的肱骨大臣，皇帝应该呵护有加，会及时下诏安慰，并且责罚卫士，但自始至终赵顼一直保持着沉默，好像事不关己一样。
事出反常必有妖，敏感的曾布捕捉到了这其中的门道，他更警醒地发现，自己和王安石走得太近了。官场之上跟上领导固然重要，但跟矛盾焦点上的某一个领导太紧，却是大忌，万一哪一天王安石倒台、新党覆灭，他立马会成为倾巢之下的那颗卵。
他当机立断，决定开始行动，一副就事论事的模样上书皇帝，指责新党核心成员吕嘉问在执行市易法时用重税来剥削人民——曾布是精明的，他虽然实质上已经背叛了新党，但没有直接反对恩公王安石，这样一来个人道德上就不会受人指责了。
赵顼把这事交给宰执们议论，吕惠卿认为曾布阻挠新法的施行，建议贬到蛮荒的岭南。这时王安石却动了恻隐之心，仅仅把曾布罢官出京，贬为了饶州知州。
不久之后，那个如日中天的王安石就被罢了相，曾布也终于赶在了风暴来临之前，下了王安石这艘大船。后来到了元丰八年（1085年），赵顼去世，反对变法的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旧党被启用，因为曾经攻击过市易法，曾布又被旧党引为同类，被复官为翰林学士，又升为户部尚书。
在这场如同暴风骤雨般的变法斗争中，无数人起起落落，无数人被打入尘埃不得翻身，而曾布凭借着高超的钻营手法，来回跳反躲过一劫又一劫，不仅一次也没有倒下，还在不断提升。
另外，曾布在生活上更是极不检点，号称是北宋“第一渣男”。他娶的老婆叫魏玩，在当时是名满天下的才女，留下了《菩萨蛮·春景》《卷珠帘》《虞美人草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当年理学家朱熹更是将其与才女李清照相提并论，朱熹说道：本朝妇人能文者，惟魏夫人（魏玩）、李易安（李清照）二人而已。
二人刚成婚时，还是度过了一段非常恩爱幸福的时光，魏玩还曾写下“金马并游三学士，朱幡相对两诸侯”的金句，一时之间传为美谈。但可惜曾布常年在外做官，夫妻二人离别日多，魏玩一个人寂寞，就收养了一个女孩张氏。
由于此时曾布、魏玩夫妻二人尚未生子，所以魏玩对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特别宠爱，甚至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那般，教她读书写字，带她游山玩水，“母女”二人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好，后来又让曾布把养女带到京城见世面。
事若是只说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感慨这真是一桩大好事，但很可惜，趁着魏玩独自在江西老家，曾布竟然和养女张氏上演了一出伦理大戏《养父の诱惑》。两个人在京城里是出双入对，你侬我侬，完全不知礼义廉耻，由于二人实在太过明目张胆，引起了世人的不满，大家纷纷指责这对养父女有悖人伦。
远在老家的魏玩也收到了消息，可想而知，对她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从此以后，魏玩便郁郁寡欢，没过多久，便香消玉殒了。
去世之前，魏玩更是留下了一首“绝命词”——《卷珠帘》：记得来时春未暮，执手攀花，袖染花梢露。暗卜春心共花语，争寻双朵争先去。多情因甚相辜负，轻拆轻离，欲向谁分诉。泪湿海棠花枝处，东君空把奴分付。
在政治路线变化的浪潮中，我们看到了不同品性人的不同人生。当苏轼在黄州江畔吟诵\"大江东去\"时，曾布正在政事堂修改奏折里的站队关键词。这对同期进士犹如硬币两面：一个在史册里活成文化符号，一个在档案中化作生存标本。
后来宋高宗赵构说，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这话对也不对，对在了事情，错在了理解。
北宋的变法太频繁了，从庆历新政开始，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闹腾了好几年，后面又有高太后恢复旧法、哲宗变法、徽宗变法，每一次却又不彻底，都是在大宋朝廷的反复纠结和残酷斗争中夭折，而在这一次次的路线之争中，无数像苏轼一样坚持真我、追求真理的正臣直臣，都在一轮轮的党争中被视作异己残酷剔除。
不要指望这些人东山再起，人生是有限的，权力的阶梯却需要时间去逐级攀登——人生苦短，一旦蹉跎，转瞬即逝。就像樊楼歌女唱的俚曲：\"变法变法，变得官家没头发。忠臣忠臣，忠得坟头草深深。\"
在这么残酷的政治环境里，只有那些“有队伍，无立场，有利益，无原则”的钻营小人能生存下来，比如曾布。一次次的变法，就如同一个大大的筛网，筛掉了真金，却留下了河沙。
大到国家，小到一个组织，每一次的路线变革都如同一次开膛剖腹的人体手术，搞多了必然伤元气，这才是北宋衰败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