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器之此举确有不妥，但也不致太过。公器私用许是有的，却也并非是龌龊之举……”苏辙慢慢的说道：“杨子安弹劾的过了。虽说是风闻奏事，郑中丞也该约束一二才是。”
刘安世，字器之。杨畏，字子安。
所谓“风闻奏事”，就是举报人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举报，不必拿出真凭实据，也不署名。
秦汉以御史负责监察事务。御史所居官署称御史府，又称宪台。南朝梁陈、北魏魏齐时，称御史台。隋唐五代宋历代沿置。是中央行政监察机关，也是中央司法机关之一，负责纠察、弹劾官员、肃正纲纪。
本朝元丰三年建六察制度，御史台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案，分察中央政府各行政权构，后又以户案兼察转运使，刑案兼察提点刑狱。御史台的六名御史中三人(后增为六人)分领六案，官制改革后分察尚书省的六部、寺监及其他在京百司；另三人为言事官，兼察秘书省、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等少数中央机构。
元丰七年，改知杂御史称侍御史，改言事官称殿中侍御史，六察官为监察御史，其他所兼使名，以及里行、推直官等并罢。宋代御史许风闻言事，以广言路。
而“风闻奏事”正是仁宗皇帝“发明”的，也就是说谏官可以根据道听途说来参奏大臣。此例一开，台谏官员与执政大臣势如水火，而皇帝却在一旁偷着乐。
仁宗明道年间，唐介入朝任监察御史里行，转殿中侍御史时，后宫启圣院造龙凤车，装饰奇珠宝玉。唐介严谏，毁掉龙凤车。外戚张尧佐揽权，骤任宣徽等四职。他与包拯、吴奎、张择行等再三劝谏，最后竟独自一人据理力谏。仁宋推说张尧佐任职系中书省建议，他乃弹劾文彦博，依靠贿赂宦官嫔妃为相，起用尧佐是为了巩固边疆。他读完奏章说：“臣忠愤所激，鼎镬不避，何辞于谪。”仁宗大怒，贬文彦博为春州别驾。后仁宗省悟，次日改置英州，又将文彦博、吴奎免职。并派专人护送唐介就职。数月后，仁宗下令，任职郴州、潭州、复州直至恢复殿中侍御史职。至和年间，提升为谏院长官。唐介以“直声动天下“。朝臣皆称：“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瞧瞧，区区正七品的殿中侍御史居然能扳倒从一品的丞相，还能获得直名，这也是没谁了。
“郑中丞”是新任御中丞郑雍。上月底，苏辙卸任御史中丞，擢升尚书右丞，由郑雍接任。郑雍，字公肃，开封府襄邑人，嘉佑年间甲科进士。
王棣默然。他仍是白身，朝堂之事不好置喙。
苏辙不经意地扫王棣一眼，心下对这少年又高看了一分。少年多狂悖，鲜有能忍者，明知有人无状针对，仍能泰然自若，着实难得。想了想兄长在信中提及之事，他暗暗摇了摇头：此子虽然谦逊知礼，却是极有主见之人，心志坚毅，等闲不受外界影响，兄长交托之事怕是大有难度，且徐徐图之吧。
“某是知晓刘器之为人的，真君子也，正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是此举却引来民意滔滔群情激愤，固然有幕后推手作祟，却也是触及众怒了。此事怕是有波折，待到发榜，许有变故，三郎静观其变可也。”
“小子省得。早前叔祖提及元城先生时颇有赞词，言其耿直忠介，乃是有真性情的直君子。”王棣笑笑，摊了摊手：“小子虽不甚明了朝堂之事，却也知晓一个道理，治大国如烹小鲜，众口难调。”
苏辙“哦”了声，问道：“可细说之。”
此问自有考校之意，以苏辙之居高位，何尝不晓政事个中真味。
“依小子看来，治大国万事繁杂，方方面面的声音各自不同，政令下达后，或是不理解或是触及自身利益，总是会有那么一小撮甚至更多的阳奉阴违者扯皮推诿、拖沓延误，导致政令无法落实。即便大多数人认可执行，也总有反对的声音以及对抗的举动。事实上，一条政令从下达之后，经过层层传达落实，到得最后怕是会大变原样甚至面目全非，老百姓所接受到的信息已非朝令初衷。这便是施政与执行矛盾冲突所在，何以如此呢？道理再简单不过，朝中无法形成统一意见……”王棣耸了耸肩：“大致如是吧，此乃小子拙见，姑妄言之，子由先生姑妄听之可也。”
苏辙手指虚点：“你这小子，狡猾的很哪。”
“狡猾”一词并无贬义，犹若苏轼读王安石之《桂枝香.金陵怀古》词乃言“此老乃野狐精也”，即是说这词写得思力过人，变幻百出，堪称仙品。因为狐狸成精化仙的传说，在唐宋时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一般都认为狐仙聪明机智，最善变化，人民往往奉以为神。
王棣话未尽意，苏辙自是明了。政令不出朝之根由在党争，朝中派系林立，朝工结党营私，每有党同伐异之举。只要不是己方阵营推出的政务便一概反对，且拿出当初寒窗苦读的狠劲挑刺，引经据典大肆诋毁诽谤，舍得一身剐敢把……政敌拉下马。
大宋之病，已入膏肓，症结只四个字：党争误国。
宋朝党争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庆历新政，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夏竦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斗。仁宗找改革派们询问，但是那个才华横溢却情商不高的欧阳修居然抛出了一篇让仁宗震掉下巴的文章——《朋党论》：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2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
欧阳修主张不需要避讳结党，而且要把君子们都结成同党。这样就吓坏了仁宗，好人坏人又没有标准，谁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官僚集团都铁板一块了，那天子岂不是很危险？在改革不利的情况下，又出现这个导火索，仁宗把改革派纷纷外派出去，庆历新政以失败结束。
改革派和反对派，在庆历新政中开始慢慢的抱团，结成阵营相互对抗，并且在神宗熙宁变法的时候推向了大爆发。
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天子是一个平衡者和裁决者，后来神宗与少数的改革派王安石结盟，第一次形成了皇帝少数改革派与官僚集团的对抗体系，这个时候双方斗争激烈，产生了巨大的裂缝，朝政动荡，社会撕裂。
苏辙身居高位，自是再清楚不过，却也改变不了现状。毕竟，他自己也深陷党争漩涡难以自拔。
默然良久，他方轻声说道：“官家很重视今科贡举，或许……会有变数。有些话出得你口入得我耳，再勿语人。”
顿了顿，他又慢慢的说道：“省试放榜尚有数日，你们不妨出城踏春赏景。年青人嘛，当活得惬意些。嗯，叫上过儿、迟儿和……静嘉，还有三娘和四娘。”
末了，又补了一句：“人多热闹些……太平兴国寺不错，就是稍远了些，开宝寺和繁塔尽可以一游，你们商量着办吧。”
王棣自是欣然应允，暗想苏氏兄弟相亲，性情却大不相同，这番话若是换了苏轼来说，必然是言简意赅，到了苏辙这，却是“啰哩啰嗦”了。
苏轼与苏辙有很多相近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相反之处。苏轼的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苏辙却冲和淡泊，老成持重。这种区别，在他们少年时代已表现得很明显。苏轼喜欢游山玩水，如果有山可登，有水可涉，子瞻未尝不拎其衣襟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苏辙对此也有兴趣，常常从之游，但是没有到苏轼那个程度，所以苏轼常常是翩然独往。
见王棣应了下来，苏辙暗暗松了口气，这种事……难以启齿啊，兄长可是出了个大难题，又洒脱地做着甩手掌柜，不地道。
不过，兄长目光如炬，对王三郎另眼相看是没有错的。就算能压他这一科，那下一科呢？有些人如椎处囊中，迟早会出人头地。更何况，王棣现今已是名噪一时了。
《论语集注》出到第四册，渐为士林接受且称颂；《菜根谭》更是引发“洛阳纸贵”，阅者以为这是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集，为旷古稀世的奇珍宝训。对于人的正心修身、养性育德，有不可思议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其文字简炼明隽，兼采雅俗。似语录，而有语录所没有的趣味；似随笔，而有随笔所不易及的整饬；似训诫，而有训诫所缺乏的亲切醒豁；且有雨余山色，夜静钟声，点染其间，其所言清霏有味，风月无边。其中的不少句子被人引用，可见此书之火爆程度。
这样的人，能压得住？
更为紧要的是，小妹已经十九岁了，婚姻大事迫在眉睫，却是拒绝了二位兄长挑选的各个婚配人选，想来是非王三郎不嫁了。哎，她自己当然无法表露太多，虽然表现的已经不少，那么唯有兄长们费心劳神谋划了。
做这种事，苏辙表示很累，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