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州（府）发解试过后，解试合格的举人，由州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照解额解送礼部，参加省试。
说到解额，五代时，解省试各递增二人，解试七人取一，省试九人取一。到而今，科举大州（府）大抵是八十取一，小州（府）四十取一，不一而足，解额虽是多了，但录取比例却是大幅度的降低。无他，盖因读书人多了。
在宋代，整个社会营造了一个绝妙的读书环境，其时的读书风气和高雅境界是后世很难企及的。
大儒赵季仁就曾期待说：“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
名流欧阳修也曾感叹说，“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可见，在读书之风盛行的宋代，有许多读书人期待读书，爱好读书，并以终身勤奋苦读为乐，以读尽天下好书为荣。
宋朝的文人为什么如此幸福呢?这应该和太祖赵匡胤尊重和善待读书人密不可分。作为开国皇帝，他深知文人在安定人心、治理国家上的重要性。因此，他不但重用读书人，建隆三年还在太庙里立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表言事者”的誓词，并规定后来的天子们都必须恭读。这份带有人性光辉的誓约，被宋朝历代帝王严格遵循，并最终成就了文人。
而读书人一旦过了会试有了官身，经济待遇那才让人馋涎欲滴。除了工资薪水，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另外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下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哪怕退休了，也会给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借此还能领取俸禄。放眼上下五千年，恐怕没有哪个朝代文人不对此眼红吧。经济权益在中举后就为他们准备好了，而政治地位的显赫可以说达到了巅峰。文人的地位远在武官之上，就连专门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长官枢密副使都由文官担任。说宋朝文人的幸福指数高，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点，还有一点，那就是人身安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宋朝几乎没有文字狱，即使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也只是被流放，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而被杀。这在明清两朝那简直就不可想象。
孟郊四十六岁那年进士及第后，写下“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以抒发他心花怒放的得意之情。
诗句道尽盛唐风华，却亦不如煌煌大宋的士大夫风流溢彩。
科举，绝对是终南捷径，一步而登天也。
不过，于王棣而言，中解元也好，即便来年得状元也罢，实在没必要大书特书。
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摆明了是欺负人哩。乡试而已，来年的省试才是真正的转折点。大宋朝牛人辈出，若换作是嘉佑二年的丁酉科会试，即便他有金手指，也未见得能脱颖而出。
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平常心吧。
若非知晓历史走向，若非想为这个时空做些什么，他宁愿选择做一个逍遥自在的闲散人等，与世无争。
通过科举之道谋取官身，也是经过再三考量的。
虽然知晓过些年当今皇帝亲政后，表明绍述，大力打击元佑大臣，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但他接着重用革新派如章惇、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凡此种种，既是年青皇帝脱离高太后禁锢的反攻清算，更是党争的升级版。
要知道，“车盖亭诗案”就发生在去年。此案与十年前的“乌台诗案”同为“笔祸”，性质也相同，既有个人恩怨，也有政治斗争，但后者远比前者的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远。
这场文字狱牵连甚广，影响也远大于“乌台诗案”。事件始因与经过此处并不赘及，单说说后续事宜——
首当其冲的是王安石之后官位最高的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被一贬再贬，直至认定其所言“文过饰非，妄意幸免，而情状明着，可以无疑”，“词皆虚妄，必不可信”，“乃委曲苟免之词，不足为凭”，“罪在不赦，合寘诛窜”，并已决定将蔡确贬至岭南的新州，以“为今日诫，为后世训”。当时有“春、循、梅、新，与死为邻”的说法，是说这四州地广人稀，“炎疠”严重，外乡人到此九死一生。
高太后接着在朝中展开大清洗，范纯仁罢相，王存罢政，李常、彭汝砺、盛陶等人被逐出朝廷，旧党不仅对政见不同者心狠，对自己人同样不手软，而且把人斗倒还不忘踩上一脚。洋洋得意的刘挚对人道：“范纯仁早有名声，又为司马光所重，现在看来不过是浪得虚名。”文彦博连人父亲都扯了出来，说：“范仲淹不过也是虚名耳。”至此，熙宁、元丰以来两党总体上争而不斗的局面被打破。
其间，当年“乌台诗案”受害者苏轼的态度很有意思。这时苏轼在旧党内斗中失势，自翰林学士出知杭州。临出发前，苏轼上疏给高太后和皇帝，说蔡确确实涉嫌诽谤高太后，接着建议由皇帝下旨严查，而后高太后出面阻止，不再追究，这样一显皇帝孝心，二显高氏仁德，但未被高氏接受。
另外，中书舍人彭汝砺认为此开“文饰罗织”之端，多次上疏反对。御史中丞李常、殿中侍御史翟思、监察御史赵挺之、王彭年等均不肯弹劾蔡确。
文彦博、梁焘、范祖禹、吴安诗、刘安世等却是“除恶务尽”，痛打落水狗，责无旁贷。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你死我活的新旧党争，士大夫化笔为刀，向对手的脑袋狠狠砍去，大宋国终于不堪其重，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文人的笔，果真是狠过武人的刀，例不虚发，杀人不见血。
王棣可不想陷入刀光剑影的党争。但问题在于他的身份贴上了标签，王安石之孙哪，难道还能“弃暗投明”站到父祖的对立面去？要想摆脱这种窘境，摆脱身份阴影，凭自己的能力走科举之道是最佳选择。
这，仅仅算是小跳板，关键的一跳在省试及殿试。
发榜后，新晋举人按例去拜见本科主考、同考，以“恩师”或“恩府”名之。
古时学子称谓老师，其时是有区别的，大致可分门师、房师与座师三种。
门师是指授业老师；房师是科举时的本科阅卷官，如时下的经义科与诗赋科便各有阅卷官；座师则是科举（乡试及会试）的主考官。
虽与李之问有些冲突，但李节居然点了王棣为解元，实在是公私分明之楷模。王棣对这个座师倒是颇有好感，虽然对方属旧党中人，那又怎样？他又不想介入新旧党争。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便是各种聚会，同科举人间增进情谊嘛，总是有好处的，谁知道其中有谁能金榜题名乃至位列中枢呢？提前结下善缘，何乐而不为？
华夏文明盛行圈子，对于这种聚会，王棣无可无不可。前世的磨练让他在这种场合游刃有余、如鱼得水，这让那些个年长举人既吃惊又吃醋：妖孽的人生不需要多加解释么？
如此“花天酒地”了近一个月，才算是“繁华落尽”，一干举人各回各家，筹备来年春闱省试。
江宁、汴京两地相距千余里，即便是舟车简行，也得耗时十多二十天，到了京城还得去礼部报备出具文书告身。是以，外地举人乡试一结束便会赶赴汴梁备考。
王棣也决定早早动身，正可一路游山玩水，年前赶到京城即可。
王氏堂号在临川，但宝元二年己卯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而后王安石兄弟、王雱皆葬于江宁，四代人在此生活逾五十年，如王棣这一辈已算是土生土长的江宁人士了。而因王安石兄弟之故，江宁分堂反而是要尊于临川总堂的。
只是，到了王棣这一辈，人丁不兴，王安石门下唯有王桐、王未，王安礼门下亦只有王楠、王末二人。王棣的身份有些尴尬，既是王旉之子，又过继给了王雱。好在两家人在一起生活多年，丝毫未见生份。
不过，随着吴老夫人去往女儿处得享天年，王安礼转知舒州，王棣叔侄等人即将赴京赶考，一番商议后，决定只留三数名仆从看守半山园，余者皆去往汴京。可谓是举家搬迁。幸好王氏在京城为官经营多年，早前便购置了几处宅邸，倒是不虞住所。
另外，聂胜琼与蔡云英这二位客座琴师也会随行赴京。嗯，尽心尽责，值得给个大大的赞字。
王棣又恶趣味地想：东京繁华犹胜江宁、杭州，天下名ji云集，更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楼”的“矾楼”让一干名流豪绅趋之若鹜，聂、蔡二姝到时可莫动了胜负之心而重出江湖哦？
东京，彼时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我来了……念及于此，王棣居然有些小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