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这篇《少年中国说》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被公认为梁启超着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此文感情饱满，气势昂扬，具有非常强大的震撼力。读之则深受感染，继而热血沸腾。
这样的文章无疑是极具鼓励性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民族感与爱国心极易引发共鸣。
李节便是其中之一。
他是一个读书人，所谓读书人，是指心揣梦想、最易冲动、最易被鼓动的人。
《少年中国说》对读书人的杀伤力无疑是巨大无比的，那一个个文字仿佛自带魔力，让他的目光不肯移开。
彼时的科举限定经义题不准超过五百字，策与论不准超过七百字，但《少年中国说》除却标点符号也有三千三百余字，若是全文抄写怕是不成的。
王棣动笔前便想到了此节，文中一些不符时情的句子自然首先剔除，再删减不太重要的句子，大致能保留原文精髓便可以了。
然而一旦提笔，却发觉自己太过想当然了。这篇文章层层递进，逻辑严密，若是删减太多，势必会失却原文精要，呈现出的只会是四不像。
没办法，只能是尽量缩减了。这么一来，不经意间，他的这篇策问已超过限定的七百字。问题是，一旦动笔，他就感觉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顾首忌尾的实在不舒服，那就任性一回吧。
他一任性，李节也跟着任性了。
虽然考场规定并没有“不可长时间呆在某考舍前”这一条，但这么做显然是忌讳的。毕竟，身为主考官，一旦这么做了，透露出来的信息便是对这个考生“另眼相看”，这会让阅卷官以为：这名考生是主考官看重的，是“通”是“否”你们掂量着办。
所以，李节的任性让监考官（阅卷官）们压力山大啊。陪同巡视考场的那位监考官赶紧咳了几声，提醒李节莫太“过分”。这要是传出去让有心人抓住了做文章，最起码也是有损清誉的。
李节终算是回过神来，咳了声，若无其事的负手行开。至于他心里想些什么，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王棣心无旁骛的写着，脑子里尽是那些个激情如潮的句子，不停地在过滤、考量，在尽可能保留原汁原味的情况下删减。
这是种很玄妙的感觉，仿佛一个个文字都有了生命，在他脑子里排列组合；又似激情昂扬的士兵昂首挺胸，在列队等待着他的检阅。他思绪转幻，一些个确定不用的文字倏然远逝，留下需要的文字排列成完整的句子一行行上翻……
如此玄之又玄的场景如幻灯片，更似电影胶片一格格闪现，让他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似与世隔绝。
直到他停笔，这样的感觉才慢慢散去。
望着两页考卷上的字，他想：人说文字是鲜活、有生命的，原来真是如此。
这篇缩减过的《少年中国说》至少也得有一千五、六百字了，远远多于限定的七百字。但，不管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再删减是绝对不成了，重写另一篇又来不及，就这样吧。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就不信，这样充满鼓动性的文章会让阅卷官给否了。顶多是有争议，也顶多拿不了解元。
他这是对读书人有信心哪。
这天，他睡的很早很香，一夜无梦，次日醒来元气满满。
少年人固然爱犯困，却也精力充沛。
第三场的论题是：试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一见这题，王棣笑了。
前世看过不少穿越文，明穿小说看的尤其多。
顾炎武《日知录》中说道：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如《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
在朱元璋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其后此种文字讲求格律，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
八股文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部分要求严格对仗，类似于骈文，书写难度甚高。
虽如此，但想出仕为官，想出人头地，万千学子唯有绞尽脑汁与八股文打交道，其中能通关的自是此中好手。
李节怎么想到出这种题，虽然也可归为“论”，但题出自《论语.颜渊》，怎么看也像是经义题吧。
倒也无需纠结，主考官最大，答题便是了。
今天是最后一场，午后便可放牌出考场，王棣可不想在这“鸟笼”多呆，实在是身心俱疲啊。
这道题在明成化十一年殿试出现过，原典出自《论语·颜渊篇》中的：“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译为白话就是——鲁哀公向有若问到：“年景饥荒，国用不足，怎么办呢？”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收一的田租制度呢？”哀公说：“十分收二，我仍然不够用，怎么能只十分收一呢？”有若回答说：“百姓用度足了，君上怎么会不足呢？百姓用度不足，君上怎么会足呢？”
既来之，则抄之。
要抄自然抄最好的，他抄的是王鳌的八股应试文。
当时的殿试状元是大名鼎鼎的谢迁，王鳌则是探花。但后者却是乡试解元和会试会元，殿试的文章更是写的花团锦簇，未能连中三元殊为遗憾。
正好这篇八股文的字数也是满足限定条件的，那就抄呗。
他提笔便写：“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
一字不落地照搬全抄，不信打动不了李节。
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帖经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考试的文体并无规格，没要求对仗排偶。当时有的考生主动运用排比笔法，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
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制艺文”道：“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佑后复罢，迨元仁宗延佑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王克耘始选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
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科举中的经义文章却已有了八股文的雏形。
到了明清时，八股文观点必须与“朱圣人”朱熹相同，观点释义尽出《四书章句集注》。
呵呵，这是王棣正在做的事。这本在明清时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的理学着作将是他的杰作。
彼时，二程的理学大行其道，在士林文坛的影响力非比寻常。
王棣的这篇正宗八股文章中的论点依据正是源于二程学系的《四书章句集注》。这里面的观点既忠于圣人思想，又更符合士人及统治阶层的需求，放在这个时代可谓是开山立派之作。可以想象的是，他仅用了半个时辰炮制出的这篇论文必将引发一场文坛震动。
于他而言，并非有意为之，实在是李节恰好出了这道题……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啊，顺势为之吧。
本场李节并没有与先前两场一般巡视到玄字三号考舍前驻足停留，他甚至都没下过楼，只是默默的观察着考场。但他其实没“放过”王棣，或者说他一直在注意着那个丰神俊朗的少年。
王棣的经义题与策问题给这位主考官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虽然未见全貌，却足以打动他。
但，众目睽睽之下，李通判不好表现的太过。发解试虽远不如会试严苛，但考场规矩还是得遵守的。需知，主考官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其他监考官，对某一个考生表现的更为重视，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了。
所以，这最后一场他端坐钓鱼台，终于不再逾规了。然后，他见到王棣提笔书写了约莫半个时辰后搁笔，之后再也未曾动笔，偶尔在考舍里走动走动，到了午时正可以放牌出考场时，唤过巡场差役，收拾好考篮施施然地第一个出了考场。
这时，李节方反应过来，王棣只用了半个时辰便答完了题，难道本次乡试的题目对他而言太过容易、完全可以在半天时间内结束？真想第一时间看看他写了什么啊。
王棣自然不晓得自己被主考官惦记上了，他实在无法在那个鸟笼般的考舍里哪怕再多待一分钟。
考场外的天空蔚蓝一片，空气何其新鲜啊，终于可以摆脱那个浑浊的空间了。
外面的世界，真好。
他甩了甩头，便见宗沐快步迎上前来：“三郎，考完啦？”
王棣霸气地挥挥手：“考完了，回去。”心中嘀咕：“我要洗澡，我要美食。”
这样的日子实在是不堪回首哪。只是，乡试结束了，会试还会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