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杨春开着卡弟拉客，载着几人直奔徐家汇。水根要指路，坐在了副驾驶。侯勇、熊奎和李海波挤在了后座。
车窗外，夜幕像块浸了油的绒布，沉甸甸地压在连绵的屋顶上。沿街的路灯稀稀拉拉，昏黄的光晕里浮着飞虫，勉强照亮脚下坑洼的柏油路，偶尔有自行车铃“叮铃”响过，骑车人缩着脖子，影子被拉得老长。
街边的店铺大多上了门板，只有零星几家烟纸店还敞着半扇门，煤油灯从门缝里漏出来，映着柜台上堆叠的罐头和纸烟，老板趴在柜台上打盹，被汽车引擎声惊得抬了抬眼，又懒洋洋地垂下去。
穿街过巷时，偶尔能撞见巡捕房的岗亭，挂着盏马灯，两个穿制服的巡捕抱着枪靠在柱子上，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表情。
路边的法国梧桐叶被晚风卷着打旋，扫过停在墙根的黄包车，车夫裹着破军毯蹲在车旁，见汽车驶过，只掀起眼皮瞥了一眼，又把头埋了回去。
远处不知哪里传来几声犬吠，紧接着是日本人的呵斥声，穿透夜色，让空气都紧了几分。
再往前，公共租界的铁丝网在月光下泛着冷光，网那边的洋房里透出钢琴曲的调子，和这边胡同里飘来的煤炉烟味混在一起，说不出的别扭。
水根忽然敲了敲车窗：“前面路口拐进公共租界，从公共租界到法租界，走霞飞路，再到徐家汇，这样能避开鬼子宪兵队的巡逻队。”
杨春应声打方向盘，轮胎碾过碎石子，驶上了戈登路。车刚拐进戈登路，像是猛地从昏沉的旧梦里扎进了另一个世界。
华界街头那点昏黄的煤油灯光，到了这儿被成排的霓虹灯抢了风头。
洋行门楣上的灯牌闪着彩光，“利华百货”“大德洋行”的字样在夜色里格外扎眼。
咖啡馆的橱窗镶着一圈粉色霓虹，把玻璃上“coFFEE”的字母映得暖融融的。
甚至连街角的烟纸店，都挂着盏小小的霓虹招牌，红的绿的光裹着玻璃罩子，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像打翻了的胭脂盒。
街角的岗亭旁，站着两个裹着红色头巾的印度巡捕，制服上的铜纽扣在霓虹下闪着光。
他们手里的警棍拄在地上，时不时用生硬的中文呵斥着路边扎堆的黄包车夫，唾沫星子随着话音溅在灯影里。
有个车夫想把车往洋行门口挪挪，其中一个阿三猛地扬起警棍，车把上的铜铃被震得“哐当”响，车夫慌忙把车往后退，腰弯得像张弓。
路边的行道树修剪得整整齐齐，树下有穿西装的洋人牵着卷毛狗散步，女人的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笃笃”声清脆，和远处咖啡馆飘来的留声机旋律缠在一起。
连空气里的味道都变了，一片歌舞升平。
杨春驶过岗亭时，特意放慢了车速，其中一个印度巡捕斜睨着卡弟拉客的车牌，喉间发出“咕噜”一声，没再多问，只挥了挥警棍示意通行。
后座的熊奎忍不住往窗外瞅，粗声粗气地嘀咕：“这地方，每次来都像是另一个国家。”
车过了戈登路，水根忽然指着窗外一处岗亭说：“看见没？那处岗亭往南，就是法租界的地界了。”
他顿了顿，指尖在膝盖上敲了敲，“说起来，这公共租界原是个大摊子，东区从杨树浦一直连到提篮桥，北区包着虹口那片，再加上咱们现在走的西区，三块地界连得严严实实，走起来顺畅得很。”
“哪承想现在就剩这么点西区了。”水根往车窗外啐了口，声音沉了些，“小鬼子占了上海后，眼睛就盯着租界这块肥肉。
前两年仗打得最凶的时候，他们硬闯进去，实际控制了东区和北区，说是‘代管’，其实就是抢地盘。
现在东区和北区变成了日租界。
能走的，就只剩咱们脚下这块西区了。”
他往南边偏了偏头，“还算好，咱们脚下这块西区，南边就挨着法租界，两条地界像块破布似的拼在一起。
如今小鬼子不敢跟这些老牌大国撕破脸，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明面上挂着‘中立’的牌子，小鬼子不敢明火执仗地闯进来。
当然，暗地里早打成了一锅粥。
鬼子的眼线、军统的、中统的、红党的、各路军阀的、还有那些洋人的密探，扎堆往里头钻，谁都想在这儿捞点好处。
尤其是法租界，法国人死要面子，明面上对鬼子硬气得很。
咱们从这儿穿过去，再进法租界，能少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