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肃了内外之后，刘娥开始履行她作为大宋实际上最高统治者的职权。她先是将之前因为憎恶丁谓而主动申请外放为官的前翰林学士刘筠给召回了京城，刘娥因其忠直敢言而让他负责掌理肩负督察百官之责的御史台，随后刘娥又召回了这十几年来一直站在反对拜神运动最前沿且是最敢于直言以谏的孙奭。
在宰相王曾的建议下，刘娥又重新给赵祯选派了四位老师，这里面就包括了孙奭，而另外三人则分别是翰林侍读学士李维和晏殊以及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孙奭和晏殊都是我们的老熟人了，此二人皆可称当世大儒，而这个李维也是来头不小，他是前宰相李沆的亲弟弟，但他能被选为赵祯的老师绝不是因为靠了李沆的这层关系。李维早在其年少之时就以文章而誉满天下，进入官场后也是以学者型官员的身份屡获升迁，以博学而着称的他也是大型类书《册府元龟》的编修者之一。
至于这个冯元，此人虽然在后世名气不大，但若要论及博学强闻，他很有可能是这四人里面为高深的那位，甚至是超过了他的老师孙奭。 冯元三十三岁考中进士（公元1008年），随后被授予江阴尉之职，当时恰逢朝廷下诏选拔通晓经义者入补学官，冯元自荐其通晓《五经》参与应选。当时的考官名叫谢泌，这也是一位饱学之士，真宗朝的一代名相王旦就曾受过他的保举和提携，而此人的另一个身份则是淝水之战时名震天下的东晋名相谢安的二十七世孙。
当冯元向谢泌说自己通晓《五经》时，谢泌望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禁是莞尔一笑，这话连他不敢说，可这个年轻人却敢口出狂言。
所谓《五经》，指的就是《春秋》《诗经》《尚书》《礼记》《周易》，而所谓的通晓五经并不是说一个人能够对此能说会背，而是这个人能够对自汉代以来的那些大儒为五经所做的注解都能熟记于心，而且他自己还能对《五经》有一套独立的见解，此即为通晓。
也正因如此，所以谢泌才笑着对冯元说出了下面的这句话：“古今以来能够将五经中的其中一本研读通透都得须发皆白，你如此年轻竟然敢说自己已经对《五经》全部通晓？”
冯元毫无怯意，答道：“那你尽管出题考我就是了，你看看我究竟有没有说大话。”
谢泌当场随机出题，冯元则是对答如流，一时间朝廷内外无不为之而叹服，冯元遂是被增补为国子监讲书、迁大理评事并擢身为崇文院检讨兼国子监直讲。
以上这四人便是赵祯的新任老师，这些人无一不是学识和人品俱佳之人，唯独晏殊为人有些世故和滑头，但晏殊除了这点毛病外似乎还真的从他身上挑不出别的什么大毛病。
此时的赵祯还不满十三岁，也就是个刚上初一的小小少年。这个年纪的孩子难免会有些不安分，可从小就被当成皇帝接班人来培养的仁宗陛下却显得与众不同，他早就被他的各位老师给教育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少年老成之人，甚至是童年老成的人。
据史书记载，有一回还不满十岁的皇太子赵祯跟众人一起观看杂戏表演，他身边的那些平日里庄重肃穆的大臣们纷纷被逗得哈哈大笑，可赵祯却从始至终都绷着一张脸，简直比摩羯座还要摩羯座。这事甚至被他的班主任李迪拿去当着赵恒的面狠狠地夸赞了一番，而理由就是皇太子小小年纪却无比持重。
不过，这时候的仁宗陛下终究还是个小小少年，上课时难免走神或是东张西望。每当这个时候，孙奭就停止讲课，他恭恭敬敬地站立在一旁等着赵祯回过神来，然后赵祯再一脸歉意继续听课。
在解决了赵祯的教育问题之后，时间也随即进入了公元1023年，刘娥下令改年号为“天圣”，接下来她便开始以大宋帝国主宰者的身份开始在宋朝的身上打上属于她的私人烙印。
我们在前面也说过，赵恒在位期间虽然让宋朝的经济指数攀上了封建王朝的历史巅峰，但国家的开支却大于收入，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拜神运动以及对大臣的封赏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另外，赵恒继位之初曾大量裁撤冗官、冗兵和冗费，可当他驾崩之时，这些问题再又变得比赵光义后期还要严重，而这便是刘娥当前想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简单来说，宋朝如今在财政上所面临的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在于官员队伍的庞大，而赵恒之前给这些人开的俸禄又远高于前朝，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这冗官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另外就是西北地区为了防范党项和吐蕃的侵扰而在各处大量屯兵，这也就导致了军费开支的逐年增长，可问题在于党项和吐蕃远没有当初辽国所带来的威胁那般严重和紧迫。
再者就是赵恒的拜神运动让全国各地的佛教和道教事业蓬勃发展，和尚们和道士们也由此是被养得肥头大耳。这话可能有些难听，但事实就是如此，赵恒的拜神运动最直接的受益人就是这些所谓的出家修行之人。修建道观和佛寺的钱谁出啊？政府，可政府的钱哪儿来的？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正遭罪的还不是平民百姓。
至此，所有问题的核心也就呼之欲出——宋朝老百姓此时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用史书的原话来说就是：天下谷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人皆谓稻苗未立而和籴，桑叶未吐而和买，自荆湖、江、淮间，民愁无聊。
这就是此时宋朝的现状：官员队伍过于臃肿，西北地区军费开支的数目过于庞大，宗教事业和活动榨取了国家的大量财富，国库钱粮日益耗损，物价飙升，稻谷还未成熟就已经被政府提前征收，蚕农的蚕还未吐丝就已经被政府惦记上了绸布的事，整个长江以南的老百姓无不感觉民生艰难。
有鉴于此，刘娥在这年的正月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由御史中丞刘筠、提举诸司库务薛贻廓会同三司各部门商议裁减国家的各种冗费。不久之后，刘娥又核准了礼仪院所奏请的取消天庆节等五个重大法定节日的天下赐宴。
赵恒在位的时候下发了一个规定，那就是每年的各种重大节日期间都会由国家出钱让天下人都打一回皇家牙祭。这是好事吗？这对老百姓而言当然是好事，政府出钱给吃喝，谁不高兴？这事皇帝也高兴，因为老百姓纷纷称颂皇帝此举仁德，这老百姓送上来的马屁有哪个皇帝不喜欢？可是，赵恒这么搞自然会让宋朝的国库叫苦不迭，一年至少五回的天下赐宴看上去就是一句话的事，可这里面需要耗费的金银钱粮可是个天文数目，况且这还不包括赵恒每年所举行的各种皇家宴会以及与朝臣们一同吃喝宴饮的费用。
如果我们要因此而指责赵恒是个好吃嘴和败家爷们儿，那么这显然对赵恒很是不公，毕竟他又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吃喝，而是带着全国人民一起大饱口福，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说他就是个好皇帝，毕竟他这样做导致宋朝出现了财政赤字。当然，赵恒这种慷慨大方得不计后果的富家公子哥如果能够和他成为朋友，那他指定是“感动宋朝年度最佳良友”最有力的竞争者。
刘娥一刀砍掉“天下赐宴”对老百姓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事，但长远地看此举无论是对宋朝本身还是对天下百姓都是利大于弊。说得不客气一点，这个政策对宋朝来说简直就是如吸血鬼一般地存在，而老百姓们看似是占了国家的便宜，但这钱粮不都是从他们手里得来的吗？因而，刘娥这一刀于国家于百姓而言都可谓是砍掉了一只巨大的吸血鬼，实为善政之举。
紧接着，刘娥将手里的刀砍向了这些年风光无限的各位道长和道姑。她下令废除全国各大道观每年由官方主导的各类祭祀和祈福活动，这不是说要完全废除这种活动，而是这种活动只限定了少数的几座皇家道观才有资格举行。同时，刘娥还下令大量削减负责守卫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等京城各大道观的卫卒人数，山东衮州的景灵宫和太极观也相应地被削减了卫卒。从此，这些道观就不再具备和兼领国家礼仪活动的职能，而仅仅就是一座普通的道观而已。
道士们这下子“遭了殃”，和尚们也别想跑。虽说赵恒这些年的拜神运动跟佛教的关系并不是很大，道教才是这其中的最大赢家，可佛教以及寺庙里的各位高僧和圣僧的小日子在这些年里也过得甚是滋润。
客观地说，这口锅其实还真的不能让赵恒来背，佛教在周世宗柴荣当政时期曾遭遇过所谓的“世宗法难”，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佛教事业在中原境内近乎于处在凋敝的状态，但赵光义时期佛教事业却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整个宋朝境内蓬勃发展，赵恒在这方面所做的事连推波助澜也谈不上。可是，刘娥才不会理会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她只知道现在的这些和尚们在跟她抢钱，所以在她收拾了道士们之后，她也要对和尚们下手了。
具体的做法就是，寺庙别再修了，佛像什么的也别再建了，这些既费钱财又费民力的事都停了。最让刘娥忍受不了的是，一些地方为了给寺庙铸造铜钟竟然是把铜钱给熔化了。这可就太讽刺了，当年为了解决缺铜的问题，柴荣曾下令把寺庙里的铜钟铜像给化了，然后拿来铸造铜币和兵器，可如今这些“铜”字辈的家伙们竟然像是转世轮回一样再又变回了从前的模样。国家穷得叮当响竟然有人还如此浪费资源，本就穷疯了的刘娥得知此事后大怒，她以皇命的形式明令要求全国各地严禁毁钱铸钟。
以上种种无一不是跟钱财有关，可以说刘娥这完全就是在给自己死去的老公和公公填坑：你们男人好面子，打肿脸也要充胖子，我一个妇道人家才不在乎这些，我只知道现在家里缺钱，在无法开源的情况下，我只能选择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