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个消息，朝廷也吵成一片。
杨涟、左光斗等人正气盎然，力主发起总攻，与林丹汗一起消灭建奴。
黄克缵、徐光启等人则认为不宜主动进攻，应当继续熊廷弼的防守反击战术，这一招已经证明成果，不能学萨尔浒一样，将大好局面和优势兵力葬送。
天启当然想落实王宏宇的先南后北战略，但是朝堂上的风气如此，动辄搞所谓政治正确，把打建奴高高举起。
现在处理起来有些棘手。
魏忠贤干脆想来些狠的，直接炮制罪名，把杨涟等人干脆一网打尽、一杀了之。
天启也已动心，但是王宏宇的来信让他冷静下来。
“可抓高攀龙、汪文言，可震慑于彼，但无需牵连惩戒他人。留着他们犯更大的错，牵连出更重量级的人。真实想法可以露，但不能直接拿出来，更不能亲自下场。”
朱由校眼中忽然一亮，原来要这样做啊，当帝王不要生气就出手，想做事就下场参与。
魏忠贤很快派人逆着汪文言的发迹轨迹，查到了汪文言的落脚点，然后顺着行迹查出了他许多罪行。
监守自盗，买官隐污：
出身寒门的汪文言，先是做徽州府歙县的库吏。期间，因监守自盗被发配充军，刑满释放回乡当了门子。
他隐瞒污点，投奔到江苏金坛贬官在家的刑部郎中于玉立家中，当了于大人的书吏。为了方便起见，于玉立给汪文言捐了个“监生”，一个贱役摇身一变成了踌躇满志的秀才。
勾结内廷泄露皇帝机密，结党营私卖官弼爵：
置身官场的汪文言行走在儒生贤达间如鱼得水、长袖善舞，很快适应官场上左右逢源、投机钻营之道，不仅联系上京中东林党要人杨涟、左光斗等人，还得到当时与东林党关系密切的大太监王安的赏识，成为王安的门客。
投靠宦官，交接党魁：
权倾天下的王安是万历皇帝太子朱常洛的伴读，光宗即位多依赖此人护持，就连日后的九千岁魏忠贤起初也是王安手下的太监。
在王安得宠下，八面玲珑的汪文言更加得到东林诸公的赏识。
不择手段，挑起党争：
万历朝晚年，朝中东林党的对手主要是浙、楚、齐三党，聪慧机智的汪文言为东林献上离间计，很快瓦解了齐、楚、浙三党的力量，为东林独霸朝堂立下功劳。
交接宫廷，里勾外联：
在东林党内阁首辅叶向高的扶持下官至中书舍人。与东宫伴读王安相结纳。泰昌、天启年间，在外廷倚仗刘一燝，在内宫靠王安撑腰，汪文言为之联络通信息。
污蔑大臣，信口雌黄：
身为言官听风是雨，为了赚名声，为某些党谋利益，诬陷了许多正直能干的大臣，导致他们降职或致仕，更有甚者已经锒铛入狱。
混淆黑白，陷害英雄：
在袁应泰丢失辽沉之后，想把罪责站嫁祸给抗击建奴的大英雄王宏宇，向皇帝传播假信息陷害一大批老兵、老将。
行贿内廷，贿赂疆吏：
为东林党贿赂内廷四万金，贿赂封疆大吏为东林党谋利益。
根据王宏宇的意思不能打击一大片，只抓典型，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许多汪文言与东林党党魁的勾当只留下证据，对外只以某某称呼，让其明白想放他们一马。
让这些人迷途知返，那种结党营私的勾当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东林党从上到下全部沉默了，除去杨涟其他人都老实了，开始夹起尾巴做人了。
一些人私下仍然与东林党有暧昧关系的人，主动疏远了东林党人，他们清楚搞党派有可能会丢官，甚至把小命搭进去。
一大批没有加入党派的官员被提拔任由，很明显天启皇帝对于党派已经不会再容忍了，现在外廷的要职多数均为无党派，党争是没有出路的。
尤其那些无中生有的言官，汪文言过去曾经是他们的偶像，他们以前很想在仕途上走捷径，学习汪文言、杨涟之流，一步到达天庭。
现在看来还是学习王宏宇、艾友芝这些脚踏实地一步步实干的年轻人，没有真才实学，只靠玩弄嘴皮子就能升官发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几天后便有一批年轻进士主动找邹元标要求下基层锻炼去，哪怕做个县官、州官都可以。邹元标当然支持这种务实的举动，对他们大开方便之门。
大明文官务虚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些老学究消息相当灵通，西南五省惊人的变化早已传到他们的耳里，他们虽然思想僵化，但也知道好坏。
以前他们对于王宏宇的见解是不肖一顾的，事实证明王宏宇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事先有一套理论，然后一步步按计划执行，这一次王宏宇也有一套理论。
凭感觉王宏宇、熊廷弼对建奴坚守，而不主动进攻是对的，因为大明已经输不起了，再有一次10万大军毁灭，大明就没法野战了。没法野战就处处被动，那就真有亡国危险了。
从江浙打倭国首先不用担心粮食问题，那一带水上交通便利，损耗人力物力较少，关键是大明太需要一场大胜鼓舞凝聚人心了。
天启按照王宏宇的意思再以锦衣卫刘侨，卖个人情给东林，显示不牵连他人的意思。
高攀龙扇动搞事，还跟一批商人有密切牵连，查到这些人有大量行贿、逃税行为。按往常可抓可不抓，但此时对他们加上资助倭国、贩卖大明情报给敌人的罪名。
实际上一抓一查一抄家，就发现有些人罪行就那样，可有些触目惊心更严重。
罪行轻的，给他们戴罪立功，反过来刺探倭国情报。
罪行重的则做个惩处典型。
再追高攀龙之前的罪责，数罪并罚，正式抓入诏狱。
恩威并施，对于戴罪立功的给机会，对于东林中倡导对倭作战的给予支持。
把他们和汪文言一分为二。
抓捕以后，对最恶劣的汪、高，以及罪行严重的商人抄家，朝堂上又高举战倭救朝的政策，把道德制高点抢到手。
于是对战倭国，成为既正义且能落实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