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田利钱：盛唐官禄的别样图景
长安城的暮春，总裹挟着慵懒而繁华的气息。平康坊的酒旗在微风中摇曳，西市的胡商正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汉话讨价还价，皇城深处的尚书省户部，却弥漫着淡淡的墨香与纸张特有的干燥气息。
苏廉坐在靠窗的案几前，手里捧着一卷刚从秘阁借来的《唐六典》，眉头微蹙。窗外的阳光透过雕花木棂，在书页上投下斑驳光影，也照亮了他略带困惑的脸庞。他来长安已有数月，从最初的懵懂新奇，到如今逐渐沉入这帝国经济的深海，越是探究，越觉得其中门道万千，非一时一日所能穷尽。
“苏兄，又在钻研什么？看你愁眉不展的，莫不是被这长安城的繁花迷了眼，连书都读不进去了？”一个略带戏谑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苏廉抬头，见是同在户部历练的同僚李涵。李涵出身京兆望族，对长安官场的掌故轶闻了如指掌，平日里没少点拨苏廉。
“原来是李兄，”苏廉放下书卷，苦笑道，“我正看这‘职分田’与‘公廨田’的记载，有些地方不甚了了，故而走神。”
李涵踱步过来，瞥了一眼案上的《唐六典》，笑道：“这有何难？咱们大唐官员的俸禄，可不止那点粟米布帛。这职分田和公廨田，便是其中的大头，也是颇为有趣的一环。”
他拉过一张胡凳坐下，自顾自地给自己倒了杯凉茶，呷了一口，才缓缓道来：“苏兄初来乍到，有所不知。我朝官员俸禄名堂甚多，除了授给百姓、官员亦可依品级分得的永业田、口分田之外，专为官员俸禄及衙门开支设置的，便是这职分田与公廨田了。”
苏廉精神一振：“愿闻其详。”
“先说这职分田，”李涵清了清嗓子，仿佛在户部大堂应对上官询问一般，“此田本就是百官俸禄的一部分。想当年高祖武德年间百废待兴，国库空虚，百官俸禄竟一度全赖职分田，不发钱帛。田租所入，便是官俸。”
“哦？竟有此事？”苏廉惊讶道，“那这职分田的租额想必不低？”
李涵摇了摇头：“倒也未必。按制，职分田交由农户耕种，政府收取地租，租额每亩最多六斗。若能切实执行，这租子不算太重，农户尚有余力。只是……”他话锋一转，“这职分田在我朝也是时废时置，颇不稳定。”
苏廉追问道：“此话怎讲？”
“就说本朝开元十八年，”李涵伸出手指，“陛下曾下令‘依旧给京官职田’。这‘依旧’二字，便说明此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京官是没有职分田的。不过总体而言，还是给的时候多，停罢的时候少。毕竟这是官员俸禄的重要组成部分，轻易动不得。”他顿了顿又道，“试想若无此田租收入，单靠那点俸料钱，京官们怕是难以维持体面。”
苏廉点了点头，心中默默盘算：六斗每亩，若一个五品官有职分田二百亩（唐代职分田制度中，京官五品确有二百亩左右），一年便是一百二十石粟米，这对于官员一家的口粮而言，确是不小的补充。
“那这公廨田，又作何解？”苏廉将话题引向另一个重点。
“公廨田嘛，”李涵放下茶盏，语气变得严肃了些，“‘公廨’即衙门之意。顾名思义，公廨田的田租收入，是用来维持各级政府机构办公费用的。小到一个下县的县衙，大到京兆府、河南府，乃至中央的司农寺、殿中省，都有份例。”
“竟有如此细致的划分？”苏廉好奇道。
“那是自然。”李涵得意地扬了扬眉，仿佛这些数字都刻在他脑子里，“《唐六典》上记载得清清楚楚：‘凡天下诸州公廨田，大都督府四十顷；中都督府三十五顷；下都督、都护府、上州，各三十顷；中州，二十顷；官总监、下州各十五顷；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六顷……’”
他如数家珍，语速渐快：“不止州县，就连各镇、冶炼铜铁的诸冶监、管理粮仓的诸仓监也有份。上牧监、上镇各五顷；下县及中下牧、司竹监、中镇、诸军、折冲府，各四顷；诸冶监、诸仓监、下镇、上关各三顷……如此等等，各级官府，乃至一些专门机构，都按等级分得公廨田，只是数目多寡不同罢了。”
苏廉听得咋舌，他原以为只有州县设有此类公田，没想到连管理畜牧、竹林、关隘的机构都有，可见朝廷对此的重视。
“这还只是地方上的，”李涵继续说道，“京中各司的公廨田，更是有详细定例，杜佑先生的《通典》里便有记载。”
他略一沉吟，模仿老儒讲学的口吻念道：“‘大唐凡京诸司，各有公廨田。司农寺给二十六顷；殿中省二十五顷；少府监二十二顷；太常寺二十顷；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顷；太府寺十六顷；吏部、户部各十五顷……’”
苏廉心中一动——自己所在的户部，竟也有十五顷之多。十五顷便是一千五百亩，这田租收入，对于一个部门的开支来说，想必不是小数目。
“……兵部、内侍省各十四顷；中书省、将作监各十三顷；刑部、大理寺各十二顷；尚书都省、门下省、太子左春坊各十一顷；工部十顷……”李涵仍在继续，“再往下，光禄寺、太仆寺、秘书监各九顷；礼部、鸿胪寺、都水监各八顷；御史台、国子监、京县各七顷……”
他一口气说了许多，直到提到“内坊、左右内率府、率更府各二顷”才停下。
“你看，”李涵端起茶盏润了润喉咙，“各机构分得公廨田的多少，并非完全以重要性而论，更多是依日常开支是否庞大而定。比如司农寺掌邦国仓储委积，开销巨大，故得田最多；殿中省掌乘舆服御，少府监掌百工技巧，开支亦不小。”
苏廉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这倒是颇为务实的做法。”
“可不是嘛，”李涵笑道，“说起来，公廨田也并非我朝首创，前朝便有先例。想那东晋陶渊明先生，曾任彭泽县令时，县里也分给他公田。陶先生嗜酒，便下令种秫稻——也就是可酿酒的黏高粱，后来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还提到‘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可见我大唐的公廨田，亦是承袭前朝而来。”
苏廉不禁莞尔——他想象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情景，再联想到长安城森严的官署与严谨的田亩数字，只觉历史竟是如此奇妙地联系在一起。
“只是，”李涵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这公廨田的租子，名义上是‘以供公用’，但实际上是否全然公用，那就难说了。”
苏廉敏锐地捕捉到他语气中的异样：“李兄此言何意？”
李涵压低声音，凑近了些：“苏兄可曾见过《新唐书·食货志》里的一句话？‘京师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以供公私之费。’你看，这‘公私之费’四字，便有些耐人寻味——究竟是公用为主，还是私用亦占其半？恐怕只有身在其中的官员自己清楚。”
苏廉心中一凛。他虽初入仕途，却也明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道理。一笔名为“公用”的收入，若缺乏严格监管，很容易就会变成官员们的“小金库”。
“不仅如此，”李涵继续道，“京官与地方官的待遇，也常常有所差别。就拿贞观到天宝年间来说，那时国家承平，财政宽裕，京官的待遇往往比地方官优厚得多。杜佑先生的《通典·职官典》里记载得明白：凡京师文武正官，每年除了职分田，还有俸食钱、防合与庶仆补贴——类似警卫、仆役的费用，再加杂钱等；地方官呢？则常常仅有公廨田的租子，以及所谓的‘息钱’而已。”
“息钱？”苏廉又听到一个新词。
“正是，这便是除公廨田外另一项重要的官府收入来源——公廨钱，也叫‘食利本钱’或‘料钱’。”李涵解释道，“‘料’可理解为‘资本’，朝廷给每一衙门一笔本钱，让他们去放贷生息，或是经营些生意，所得利息便用来补贴衙门开支与官员的额外收入。”
“官府还要亲自做生意放贷？”苏廉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可不是嘛，”李涵苦笑一声，“朝廷为此还专门设置了‘捉钱令史’这样的职位。这些捉钱令史，就相当于衙门雇来的‘职业经理人’，专门负责打理这笔本钱，规定每月要将固定的利息上缴官府。这些人若经营得当、政绩突出，若干年后吏部还会依据其业绩授予官职。这在宋以后，可是闻所未闻的制度。”
苏廉啧啧称奇：“这倒是条奇特的晋升途径。不知这公廨钱的数额究竟有多大？”
“数目可不小，”李涵的神色凝重起来，“据《唐史》记载，德宗贞元二十一年，仅京官的食利本钱就达二万五千九百四十三贯六百九十六文；到宪宗元和九年，增至五万三千九百五十二贯九百五十五文；至武宗会昌年间，更是高达八万四千五百贯！”
“八万四千五百贯！”苏廉倒吸一口凉气，这个数字远超他的想象。
“正是，”李涵点头道，“大致而言，这八万多贯的食利本钱若用于放贷，按当时的利息水平，一年可得利息四万贯左右。这笔利息不可谓不大，对于缓解衙门开支、补贴官员收入，作用着实不小。”
苏廉默默盘算：四万贯钱，若按当时每石米两三百文的价格，可购米十余万石，足够供养一支小型军队了。
“地方政府的公廨钱数额更为庞大，”李涵继续抛出重磅信息，“唐高宗永徽年间有详细记载：当时的西都京兆府（长安）作为天下第一大府，每年公廨钱达三百八十万；东都河南府（洛阳）身为第二大府，数额同样是三百八十万。”
“三百八十万……”苏廉听得有些麻木，这数字在他耳中简直如同天文。
“太原府是我朝龙兴之地，既是第三大府，又是大都督府，每年公廨钱二百七十五万；中都督府及上州，每年各二百四十二万；中州及下都督府，每年各一百五十四万；下州虽少些，也有八十八万。”
李涵越说越详细，连京县、畿县及上中下县的数目都一一报来：“京县每年一百四十三万；太原府的京县稍少，为九十一万三千；畿县八十二万五千；太原府的畿县及其他各州的上县是七十七万；各州中县五十五万；各州下县二十八万五千。”
他甚至提到了军事单位：“还有折冲府，我朝共有八百个左右，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折冲府每年公廨钱二十万，中等十五万，下等十万。”
苏廉听得目瞪口呆。他原本以为唐代官员的俸禄主要依靠土地与禄米，没想到竟有如此庞大的“金融资产”在运作——职分田提供粮食等实物，公廨田供给办公经费，公廨钱则带来灵活的货币收入。三者结合，构成了唐代官员俸禄体系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这么说来，”苏廉消化了许久才缓缓开口，“这职分田、公廨田与公廨钱，共同支撑着我朝官僚体系的运转？”
“可以这么说，”李涵点头道，“只是这体系并非一成不变，更非完美无缺。就拿公廨钱放贷来说，若遇荒年，百姓本就困苦，如何还得起高额利息？强行催收只会民怨沸腾，而捉钱令史为求仕途往往只求完成指标，不顾百姓死活。至于公廨田的租子，虽说每亩六斗，可若地方官与佃户勾结，或是巧立名目额外加征，最终受苦的还是耕种的农户。”
他叹了口气：“更不必说肃宗、代宗以后天下大乱，中央财政困竭。代宗大历十二年，元载为相，此人私心颇重，竟因私怨奏请朝廷调低京师官员俸禄，反而调高外地官员俸禄。结果如何？京官收入锐减，竟至难以自给，要向外官乞贷度日！后来还是大臣杨绾、常衮等人上奏，称京官俸禄太薄难以维持，朝廷这才每年额外加给京官十五万六千余缗钱，才算稍稍缓解。”
“竟有京官需要乞贷的地步？”苏廉难以置信。
“千真万确，”李涵道，“你可知大书法家颜真卿颜鲁公？他在代宗朝曾任刑部尚书，位高权重吧？可他也曾因俸禄微薄生活困顿，写下着名的《乞米帖》。帖中说：‘拙于生事，举家食粥已数月，今又罄矣，实用忧煎。’堂堂刑部尚书，竟落到举家食粥、无米下锅的境地，若非亲笔所书，谁能相信？如今这《乞米帖》已成书法史上的佳话，可背后却是京官俸禄制度崩坏的辛酸啊。”苏廉默然无语。他望着窗外依旧繁华的长安街景，心中却已不复先前的轻松。这盛世繁华的表象之下，竟潜藏着如此多的复杂与无奈。职分田的谷物收成，公廨田的租税征缴，公廨钱的利息核算——每一组数字背后，都牵动着无数黎民的生计，也考验着帝国的治理智慧。
他拿起案头的《唐六典》，再次翻开记载公廨田亩数的篇章。那些原本冰冷的数字，此刻在他眼中仿佛骤然活了过来：化作京兆府公廨田上沉甸甸的麦穗，化作捉钱令史算盘上噼啪作响的算珠，也化作颜真卿笔下那满含无奈与忧煎的“乞米”二字。
长安城的暮色渐渐浓重，户部的灯火一盏盏次第亮起。苏廉清楚，他对这个庞大帝国经济体系的探索，才刚刚拉开序幕。职分田与公廨田的故事，不过是这波澜壮阔历史长卷中的寥寥一页，而更多的奥秘与挑战，仍在前方等待着他。他握紧手中的书卷，眼神里满是探究的渴望，亦夹杂着初为人臣的一丝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