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廪实而知礼节：隋代国富之辩
开皇十五年春，于大兴城度支尚书府内。
长孙平伫立窗前，凝望着庭院中抽枝发芽的新柳，然而他的眉头却似窗外的天色般，隐隐透着几分凝重。案几之上，摊放着刚刚从各州府汇总而来的义仓账目。
那一个个数字，仿若跳动的音符，奏响的却是让身为“义仓之父”的他既感欣慰又暗藏隐忧的乐章。
“大人，这是今年关中诸州的义仓盘点清册，如今户均储粮已超过三石，远远超出了当初设定的每户一石之数。”
书吏将一本厚厚的账册轻轻置于案上，语气中满是自豪。
长孙平拿起账册，手指轻轻拂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眼中却并未浮现太多喜色。“远超？”他轻声自语，“这既是好事，却也是……需要警惕之事啊。”
自开皇三年，他上奏文帝，极力主张“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
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以来，转瞬已过十二载。这十二年间，义仓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如今已遍布天下州县，仓廪充实，正如《通典》所记载的那样，“天下义仓，又皆充满”。
这充实的背后，是轻徭薄赋政策带来的红利，是天下太平的稳定环境，是吏治清明的行政保障，更是……他深吸一口气，想到了那个更为深层次、也更令他感到一丝不安的缘由。
“去，备车，我要去拜访高仆射。”长孙平合上账册，沉声吩咐道。
高颎的府邸并不奢华，恰如其人，简朴而庄重。
听闻长孙平来访，正在书房校阅兵法的高颎赶忙起身相迎。
二人同为文帝倚重的股肱之臣，私下交情也颇为深厚，无需过多繁文缛节。
“长孙公今日怎有闲暇光临寒舍？莫不是为了义仓之事而来？”高颎笑着让座，目光敏锐，一下子便猜出了几分。
长孙平也不兜圈子，将手中的账册递了过去：“仆射请看。关中义仓，户均储粮达三石。河东、河北地区，情况亦是相差无几。天下富庶，莫过于此。只是……”
高颎接过账册，仔细翻阅着，眉头也渐渐皱起。“只是，陛下虽实行轻徭薄赋之策，国库却如此丰裕，民间义仓亦如此充实，这‘国富’的速度，亘古未有，难免引人深思其中缘由啊。”
高颎放下账册，语气也变得凝重起来，“近日朝中也有诸多议论，有人说陛下节俭，有人说吏治清明，有人说天下太平。
这些固然都是原因，但依我看来，还有一层原因，众人或许未曾深入思考，或许有所顾虑，而未曾点明。”
长孙平点了点头，他正是为此事而来。“仆射所言极是。我也正为此事烦忧。轻徭薄赋却能使国家财用充足，无外乎开源与节流。陛下以身作则，厉行节俭，极力避免奢靡之风，此乃节流的典范。
天下太平，百姓日益增多，这是开源的基础。但若仅仅如此，西汉文景之治 亦实行轻徭薄赋之策，让百姓休养生息，为何经过六十年的积累，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彰显出富强之象？我大隋立国不过十余年，为何仓库之充实，竟远超魏晋以来的总和？”
他稍作停顿，目光灼灼地看向高颎：“仆射，您还记得开皇三年陛下废除天下诸郡之事吗？”
高颎眼中精光一闪：“长孙公是说……杨尚希所奏的‘十羊九牧’之事？”
“正是如此！”长孙平击节赞叹道，“尚希公当时上奏称：自秦统一天下，废除诸侯设置郡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有更改。我见当今郡县数量，比古代多出数倍。有的地方方圆不足百里，却同时设置数县；有的地方户数不满一千，却由两郡分别管辖。
官员众多，资费日益增多；吏卒翻倍，租调逐年减少；民少官多，恰似十羊九牧。琴有改弦更张的道理，瑟无胶柱鼓瑟的做法。如今保留重要的，去除闲散的，合并小的，扩大大的，国家就不会亏损粟帛，选举也更容易获得贤才。陛下深以为然，于是废除天下诸郡，以州统辖县。这一举措，看似只是行政区划的调整，实则影响极为深远啊！”
高颎轻抚胡须沉吟道：“废除郡制，节省了多少官吏？减少了多少俸禄支出？又减少了多少不必要的行政盘剥？
这确实是‘节流’的重要环节，也是吏治清明的前提。柳彧后来奏请罢免河北52州贪污不称职的长吏二百余人，若不是机构精简、层级减少，监察也难以如此高效。”
“不仅如此！”长孙平向前倾了倾身子，声音压得更低了些，“仆射可曾想过，自魏晋以来，门阀士族盘踞州郡，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称之为荫户。这些荫户，不向国家缴纳租调，不服国家徭役，其赋役都归私家所有。所谓百室合户，千丁共籍，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少，赋税徭役的来源自然就匮乏。”
高颎眼中闪过一丝恍然大悟：“长孙公的意思是……隋代的富强，不仅在于轻赋，更在于‘实户’？”
“正是！”长孙平重重地点了点头，“宇文泰、苏绰在西魏、北周时期，便已开始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试图打破门阀壁垒，将人口和土地重新纳入国家控制。
苏绰撰写《六条诏书》，其核心便是‘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这均赋役的前提，便是‘尽地利’和掌握真实的户口。
我大隋代周之后，文帝陛下继承并弘扬了这些政策。”
他站起身，在书房内踱步了几步，语气愈发肯定：“陛下即位之初，便下令大索貌阅，让州县官吏按照户籍上登记的年龄和相貌逐一核对，查出了大量隐漏人口。
随后，又采纳宰相高颎的建议，推行‘输籍定样’之法，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颁发到各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下乡，依照标准评定户等，作为征收租调、差派徭役的依据。如此一来，地方豪强再也无法随意隐瞒户口、降低户等、逃避赋役了。”
高颎接口称：“‘大索貌阅’之举，查检出的隐匿人口多达数百万；‘输籍定样’之策，则让那些原本依附于豪强的‘浮客’，看到了成为国家编户、承担相对较轻且稳定赋役的益处，纷纷脱离豪强，成为国家的编民。
如此一来，国家掌控的户口数量急剧增加，直接促使赋税收入大幅增长。即便税率有所降低，如‘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力役减为二十日，但税基扩大了数倍，总体收入自然随之水涨船高。”
长孙平停下脚步，神色复杂地望着高颎：“仆射，这便是你我都心照不宣，却又不便在朝堂之上过度宣扬的‘隋代致富’之深层缘由啊！轻徭薄赋是‘因’，但倘若没有括户和定样带来的编户齐民数量的空前增长，在轻徭薄赋的政策下，国家财政如何能够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开支，又如何能够积累起如此巨额的财富？”
高颎陷入了沉默。他忆起平陈之后，对南方士族的土地和依附人口重新登记造册时遭遇的阻力；忆起推行“输籍定样”时，那些地方豪强怨恨的目光。
这“国富”的背后，是国家对社会控制力的空前增强，是中央集权对地方割据势力（无论是旧的门阀还是新的豪强）的彻底胜利。社会阶级的消融，并非意味着人人平等，而是指魏晋以来那种“士庶之别，国之章也”的森严等级壁垒被打破，整个社会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由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行政和经济体系之中。
“所以，”长孙平回到座位上，端起茶杯，却并未饮用，“陛下轻徭薄赋，既是藏富于民的仁政，也是取信于民的策略。而通过整顿吏治、改革户籍、强化中央集权，将隐匿的人口和土地重新纳入国家掌控，则是取财有途的智慧。一仁一智，内外结合，才有了今日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以及京都及并州‘布帛各数千万’的繁荣景象。”
高颎叹了口气：“长孙公所言，切中要害。只是，这‘编户齐民’数量的增加，固然充实了国库，但也……”他欲言又止。
“但也让百姓的负担，在‘轻徭薄赋’的表象之下，变得更为直接和沉重了，是吗？”长孙平替他说出了后半句，“表面上看，调绢减少了，力役缩短了，租额也不高。
但以前，许多人是豪强的荫户，虽遭受盘剥，却也能逃避国家的部分赋役。如今，他们都成了国家的编民，轻赋是相对于北周、北齐的重赋而言，更是相对于豪强的无度索取而言。但户均三石的义仓积粮，加上正租、调绢、力役，对于一个五口之家，尤其是在年景并非十分丰饶的时候，压力依然不小啊。”
这正是长孙平的隐忧。义仓的粮食，名义上是 “劝课”本为自愿捐献之举，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地方官吏为求政绩，难免会出现摊派的情况，使得“劝课”沦为“强制”行为。社司负责管理义仓，时日一久，难保不会出现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现象。账面上显示“户均三石”，其背后或许是一些小户人家节衣缩食的奉献。
高颎目光深邃，说道：“文帝陛下生性节俭，甚至可以说是吝啬。‘不怜百姓而惜仓库’这句话虽出自后世（指唐太宗）之口，但并非毫无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