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之治的余晖与阴影
建康的宫阙，在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的冬日里，似乎还残留着宋公刘裕北伐大胜的赫赫威仪。然而，仅仅两年后，这位出身寒微、凭借赫赫战功与简朴政风赢得民心的南朝宋开国之君，便在永初三年（公元422年）溘然长逝。
遗诏传位于太子刘义符，是为宋少帝。
少帝刘义符，登基时年方十七，正是血气方刚却又不谙世事的年纪。
他自幼生长于深宫，虽非昏庸暴戾之徒，却耽于逸乐，对父皇留下的江山社稷与艰辛苦民缺乏足够的认知和责任感。史载其“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常常在后园开设酒肆，亲自酤卖，以为笑乐；又或与左右亲信乘船游湖，通宵达旦，全然不顾国丧期间的礼仪，更遑论朝政。
刘裕临终前，曾委以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等顾命大臣辅政。这些老臣，皆是跟随刘裕出生入死、深知创业艰难之人。
他们眼见少帝如此行径，忧心忡忡，屡次劝谏，却收效甚微。刘义符在位两年间，朝政渐趋荒废，刘裕时代好不容易积攒下的清明政风与复苏经济的势头，开始受到侵蚀。
地方官吏的劝农积极性受挫，民间虽仍受惠于刘裕时期的轻徭薄赋，但对这位新君的失望情绪已在悄然蔓延。农田里的耕牛依旧在劳作，但农夫们偶尔抬头望向建康的方向时，眼神中已多了几分迷茫与不安。
国库虽尚充裕，但少帝的奢靡用度与对政事的懈怠，无疑是在透支着刘裕留下的政治与经济遗产。
景平二年（公元424年），徐羡之、傅亮等人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刘义符“德业不建，社稷将倾”，为保刘宋江山，决定行废立之事。
他们联合手握兵权的檀道济，以太后名义废刘义符为营阳王，不久后将其弑杀。
随后，迎立刘裕第三子、宜都王刘义隆入京继位，改元元嘉，是为宋文帝。
刘义隆继位时，年方十八，却已展现出与其年龄不符的沉稳与睿智。他深知自己是在顾命大臣的拥立下登基，皇权旁落，危机四伏。
但他更明白，父亲刘裕辛苦打下的江山，绝不能毁于一旦。
他继位之初，一方面隐忍待时，积蓄力量，最终以雷霆手段铲除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权臣，将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他“善承父志”，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恢复和发展经济上，致力于重现乃至超越义熙年间的繁荣景象。
文帝刘义隆深刻理解农业是国家之本。从元嘉初年起，他便多次下诏强调农桑的重要性。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文帝诏令各郡县地方长官，务必“敦劝农桑”，要让“地无遗利”，即便是荒山野岭，也要尽力开垦。
为了鼓励农民生产，他还规定每年要在地方上评选出“模范农民”，予以表彰和奖励，树立榜样，激发百姓的耕作热情。
在赋役政策上，文帝严格遵行了刘裕时期轻徭薄赋的原则，并根据实际情况，多次减免租调。元嘉元年，他刚一即位，便下诏减免荆州、湘州百姓租调之半，以纾解这些地区的民困。
元嘉十二年，因丹阳、淮南、吴兴、义兴等地遭受严重水灾，连首都建康都一度全城水浸，文帝当即下诏赦免这些受灾郡县百姓所欠的赋税。
元嘉十七年，文帝更是颁布了一道范围广泛的减免诏令：以前政府配给扬州与南徐州百姓的田地、口粮、种子，以及兖州、豫州、青州、徐州等连年征战地区百姓须缴纳的租谷，全部减免半数。对于那些歉收五成以上的地区，则全部免除租谷。
同时，他还下令从宽处理百姓积欠的各种款项，禁止私人或官府垄断山泽之利的地区要解禁，让百姓能够从中获取资源；废除征用老弱服役的措施，要求一切法令都要从宽处理，力求公平公正。
这些举措，如春雨般滋润了百姓的心田，极大地减轻了他们的负担，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根据《宋书·王弘传》记载，文帝还对人民的服役年龄作了一次重要且合理的调整。依照旧制，男丁十三岁就要服半役，十六岁则服全役。这对于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少年而言，负担过重。
元嘉初年，在王弘等人的建议下，文帝将其调整为：十五至十六岁为半丁，服半役；十七岁为全丁，服全役。这一调整，体现了文帝对百姓疾苦的体恤，也更符合生理规律和社会公平原则，减轻了少年家庭的劳役压力。
文帝亦如乃父刘裕一般，高度重视对灾民的救济工作，每逢灾荒，往往慷慨施赈。元嘉十二年那次大水灾，除了减免租调，文帝还紧急从其他州郡调拨数百万斛米粮，用以赈济丹阳、淮南等灾区，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元嘉二十年，又有州郡遭遇水灾，文帝立即派遣使者前往灾区，开仓放粮，赈济抚恤，并拨发粮食和种子，帮助灾民恢复生产。
元嘉二十五年，因多地冰雪经旬，导致柴薪粮食价格飞涨，百姓难以承受，文帝便命令建康及秣陵县的营署，直接向贫困百姓拨赐柴米，解燃眉之急。这些及时有效的救济措施，使得百姓在灾年也能得到基本保障，社会得以稳定。
从刘裕义熙年间（公元405年起）到文帝元嘉末年，这四十多年时间，是南朝历史上赋役最轻、百姓生活相对安定的黄金时期。
《宋书》的两篇史评，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良吏传序》中说：高祖刘裕出身平民，深知民间疾苦。他在义熙年间入朝为相，便留心吏治。
虽然两次北伐耗费巨大，未能大幅宽减赋役，但已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他本人生活极为俭朴，清心寡欲，不重声乐舆马之饰，因此才能连年出征而国用不匮。太祖文帝刘义隆幼年时便显宽仁，继位后，元嘉七年宋军曾攻占虎牢、洛阳等地，大军出征，军费皆出自国库，并未额外征用民众服役或加重赋税，因此国内安宁。
他执政三十年来，只征收正额赋役，无额外需索。人民得以安于本业，地方官六年一任，虽未能做到家给人足，但也无人死于饥寒。城乡之间，歌谣舞蹈，人群聚集，确是刘宋一朝的盛世景象。
另一篇史评在孔季恭、羊玄保及沈昙庆等传后的评语中写道：自从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刘裕平定司马休之，取得东晋政权核心权力后，直至元嘉末年，共三十九年，境内无大规模战事，百姓无需外出服役，徭役宽松而政务清简，人民繁衍增长，粮食充盈于仓廪，夜不闭户，可谓是南北朝时期的极盛之期。当时土地广袤，田野丰饶，人民勤于本业，只要一年丰收，便能使数个郡县都忘记饥饿。
会稽郡濒临大海，又有湖泊灌溉，良田多达数十万顷，其中膏腴的上等田地，一亩价值一斤黄金，即便是西汉时的长安附近也不能相比。荆州拥有南楚地区的富庶，扬州则有整个三吴地区的沃土以及鱼盐杞梓之利，其出产的丝绵布帛，足以供应全国的衣着所需。
史评还特别提到，元嘉中期曾有水灾为患，但太祖文帝能够省费减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因此国家安然度过了危机。后来到了宋孝武帝刘骏末年，也曾积旱成灾，虽然灾情的严重程度与元嘉时期相似，但救济工作远不及元嘉时期得力，所以虽然灾情不及元嘉时的一半，但死亡人数却成倍增加。
这从侧面反衬出文帝时期救济工作的高效与得力。
然而，盛极而衰，似乎是历史的铁律。文帝刘义隆在其统治的晚年，或许是被“元嘉之治”的辉煌冲昏了头脑，或许是渴望完成父亲刘裕未竟的统一大业，他开始积极筹划北伐，意图收复中原失地。
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文帝不顾部分大臣的反对，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下令出师北伐。
这场北伐，最终以刘宋军队的惨败告终。宋军“覆师丧旅”，损失惨重。北魏军队趁势反攻，兵锋直抵长江北岸，甚至烧杀掳掠至广陵（今扬州），将广陵一万多户人家掳往北方。徐、豫、青、冀、兖等州的人民惨遭杀戮者无数，千里无烟，一片残破。这场战争，使得宋王朝的财政濒临破产。
为了弥补巨大的军费亏空和战争损失，文帝不得不下令削减百官俸禄的三分之一，并开创性地向民间富有者“借用”资财，规定富民家资满五十万钱、僧尼家资满二十万钱者，须借给政府其四分之一的财产，待战事平息后归还。
这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战时公债”了。
尽管财政如此窘迫，文帝仍坚持不向普通人民增加租调，这份坚持，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也算是他最后的“善政”之一。
元嘉二十七年的惨败，不仅掏空了刘宋的国力，也极大地打击了文帝的精神。两年后，即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心力交瘁的宋文帝刘义隆，竟被他寄予厚望的太子刘劭所弑杀。
随后，文帝第三子刘骏起兵讨伐刘劭，继位为帝，是为宋孝武帝。
孝武帝刘骏继位后，刘宋王朝的政治风气与经济状况便急转直下。此后的继位者，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再无刘裕、刘义隆父子那般的雄才大略与施政远见。东晋以来的户调制度，原本规定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
但到了孝武帝刘骏时期，竟将户调增至“民户岁输布四匹”，几乎是原先的四倍之多！如此横征暴敛，百姓安得不民穷财尽？曾经繁荣一时的“元嘉之治”，如同落日余晖，迅速被接踵而至的政治黑暗与经济凋敝所吞噬，南朝宋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自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凭借权势，将山川林泽视为私产，百姓樵采渔猎，都要向他们缴纳重税，甚至被驱打辱骂。刘裕出身寒门，对此深恶痛绝。他下令，凡山泽湖海之利，除法令特别规定者外，均向百姓开放，任民取用。
这道诏令，让无数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贫苦百姓，多了一条活路。他们可以去山里砍柴，可以去湖中捕鱼，而不必再看豪强的脸色，缴纳高昂的“买路钱”。
“陛下，”户部尚书沈林子轻步走入，躬身行礼，“荆州、雍州两地的租税减免事宜，地方官已具文回报，百姓们无不欢欣鼓舞，称之为‘仁政’。”
刘裕点点头，目光投向窗外远方，仿佛能看到荆楚大地上，百姓们正在田间辛勤劳作，脸上洋溢着希望的光芒。
“朕出身农家，最知稼穑之艰难，赋税之沉重。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让他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真正强盛起来。”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沉重，“过去，多少良家子弟，为了躲避繁重的徭役，或自残肢体，或逃亡山林，沦为盗匪，这难道是他们的本意吗？不，是苛政逼迫的！”
想起那些为了逃避冶铁苦役而自伤残废的百姓，刘裕心中便一阵刺痛。那冰冷的铁器，不仅摧残了他们的身体，更碾碎了他们的尊严和生活的希望。
因此，他下令，凡因避重役而自伤残者，一律免除其冶铁劳役，并由地方官府妥善安置，给予必要的救济。
“还有那些吏役和军人，”刘裕继续说道，“十二岁以下，六十岁以上，以及孤幼、单丁，家中有老弱需要扶养者，都应遣散为民。他们为国家效力，已经尽了本分，不能让他们及其家人再受苦。对于那些确实贫困无依的，政府要长期救济，不能让他们冻饿而死。”
沈林子闻言，心中感动不已。自古君王，多视百姓为草芥，视士卒为工具，能如此体恤下情，关怀到每一个个体的，恐怕唯有眼前这位武帝了。“陛下仁德，实乃苍生之福。臣定会督促各地，将陛下的旨意落到实处，绝不敢有丝毫懈怠。”
刘裕微微颔首，目光再次变得坚定：“整顿赋役，减轻民负，非一日之功。朕执政十余年来，虽殚精竭虑，推行了一些措施，但积弊甚深，仍需常抓不懈。朕不要什么虚浮的盛世之名，只求天下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孩子们能读书，老人们能安享天伦。”
他站起身，走到殿外的廊下，望着宫墙外那片广阔的天地。长江流域，这片被战火蹂躏多年的土地，因为他的一系列举措，正逐渐恢复生机。
农业生产慢慢恢复，商业活动日益活跃，人口也开始缓慢增长。这良好的经济基础，不仅仅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更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他心中那个尚未完全实现的梦想——统一中原，恢复汉家故土。
“传朕旨意，”刘裕的声音在庭院中回荡，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自今往后，中央各部门，乃至地方州县，凡有征调，必须严格依照律法，不得擅自增加分毫。如有违者，以欺君罔上、虐害百姓论罪！”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刘裕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在为刘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为长江流域乃至整个南方的经济发展，奠定一块坚实的基石。
他或许没有留下多少华丽的辞藻，但他用一道道切切实实的利民政策，践行着一个“好皇帝”的承诺，也为南朝宋的经济思想，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是“藏富于民，与民休息”。
在他的治理下，南朝宋初期的经济，如同初春解冻的河流，开始缓缓复苏，流淌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刘裕轻徭薄赋、关注民生的经济思想，也如同种子一般，播撒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等待着生根发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