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的城墙，是新夯的，泥土还带着湿气。可城墙里的空气，却像是沉积了六百年的灰，厚重、凝滞，吸进肺里都带着一股子铁锈和旧梦混杂的味道。
康叔封——武王的小弟弟，如今卫国的第一任国君——站在新建的宫室前，手里攥着一卷比他铠甲还沉的竹简。竹简用熟牛皮编得结实，上面的字迹工整而有力，是他那位远在成周、日夜操劳的哥哥周公旦，亲手刻写后快马送来的。
竹简首尾两端的木轴上，刻着这篇文书的名字：《康诰》。
这不是普通的家书，也不是空洞的祝贺。这是一份操作手册，一份针对他脚下这片特殊土地、这群特殊子民的 “殖民地治理实验总纲”。
风从北方吹来，卷过原野上那些残破的、属于殷商时代的祭祀土台和贵族墓冢，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无数亡灵在低语。康叔知道，他治理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封国。他治理的，是殷商王朝的心脏废墟，是无数双表面顺从、内里却燃烧着复杂情绪的殷民眼睛。
一、实验场：最高风险等级的“分公司”
先看看周公给康叔安排的这家“分公司”，基本面有多棘手：
地理位置：就在殷商旧都（今河南安阳、淇县、卫辉一带）的核心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浸透着商文化。殷商的宗庙虽然被迁走或废弃，但那份记忆和认同，比夯土城墙更难拆除。
人口构成：主体是“殷遗民”，尤其是那些贵族、工匠和死忠分子（“殷顽民”中相当一部分被迁到了洛邑，但留下的仍是多数）。他们对周人，有国破家亡的恨，有文化优越者的鄙夷，更有对未来命运的深深恐惧和不确定。
政治任务：不是开疆拓土（那是齐、燕的任务），而是 “镇抚” 。镇，是军事威慑，防止叛乱；抚，是政治怀柔，争取归心。要在仇恨的土壤上，嫁接周朝的秩序，让这里从“商之心腹”变成“周之屏藩”。
这活儿，好比让一个年轻经理去接管一家刚刚被恶意收购、员工集体抵触、核心技术团队充满敌意的行业龙头原总部。难度系数，爆表。
所以，周公没给他一套现成的、僵化的周礼模板，而是给了这份充满弹性和智慧的《康诰》。
二、手册核心：德治为体，慎罚为用
打开《康诰》，扑面而来的不是杀气腾腾的征服者训令，而是一种苦口婆心、甚至有些焦急的劝说与指导。周公仿佛就坐在康叔对面，掰开了揉碎了讲道理。
第一条核心指令：别把自己当征服者，要当“父母”。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康诰》开篇）
（只有你们伟大光明的父亲文王，能够崇尚德教，慎用刑罚……）
上来先抬出父亲文王的榜样：明德慎罚。德在前，罚在后。这是定调子。
紧接着，周公告诉康叔，治理殷民，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yi)。”（要像保护婴儿一样，民众才会安康治理。）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mào)不懋。”（怨恨不在大小，都要认真对待；要顺服不顾从的，勉励不努力的。）
“若保赤子”——这四个字，在征服语境下，堪称石破天惊。它要求统治者放下刀剑的傲慢，拿出一种近乎母性的耐心与责任感。不是压服，是养育；不是威慑，是赢得。
第二条核心指令：刑罚是最后手段，且必须公正。
但光有“德”的糖不够，必须有“罚”的药。可这药怎么用？《康诰》给出了极其细致、甚至超前的规范：
“人有小罪，非眚(shěng，过失)，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人犯小罪，不是过失，而是故意、一贯、自作不法，这样，即使罪行小，也不可不杀。反之，有人犯大罪，不是一贯如此，而是过失或灾难所致，并且已经坦白交代了罪行，这样，有时就不可杀。）
看见没？区分故意与过失，考量一贯表现，鼓励坦白。这哪里是简单的“以暴制暴”？这分明是早期“司法理性”和“量刑原则”的萌芽！周公意识到，在殷地滥用刑罚，只会火上浇油。必须让刑罚本身经得起道理和民心的检验，才能让人服气，而不是积累更大的仇恨。
“汝陈时臬(niè，法度)司，师兹殷罚有伦。”（你颁布这些法令进行司法时，要效仿、参考殷商合理的刑罚。）
甚至允许参考、沿用殷商法律中合理的部分！这是何等的务实与包容。不是全盘否定前朝，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减少文化震荡和推行阻力。
第三条核心指令：治国的根本是“人”和“心”。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去广泛寻求殷商先代圣明君王（治国之道），用来安治百姓。）
“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另外还要探求聆听古代圣明君王（的遗训），用来安定百姓。）
周公让康叔主动去学习、借鉴殷商先王和更古圣王的治国智慧。这不仅是策略，更是一种姿态：我们周人，是来继承和发扬光大华夏文明道统的，不是来毁灭的。这能极大安抚殷民的文化自尊。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要广大如天，如果美德能充实你自身，就不会废弃王命。）
最终的落脚点，回到了统治者自身的德行修养。德，不是空洞说教，是具体的执政能力、公正心和包容度。统治者自己有德，政令才能通行，天命才能长久。
三、实验风险：理想与现实的拉锯
康叔捧着这份手册，心里想必是沉甸甸的。手册写得高明，但执行起来，每一步都是雷区。
他要用周礼来规范殷民的生活，但殷商有自己的祭祀习俗、鬼神观念、生活习惯。强硬推行“周化”，必然遭遇软抵抗。他必须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在关键原则（如效忠周室、基本等级秩序）上不让步，在无关痛痒的习俗细节上，或许可以“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载鲁国待遇，卫国类似），即沿用一些商朝旧政，同时用周法来划定根本边界。
他手下有周人带来的军队和官僚，也有被迫合作的殷商旧贵族。两个集团如何共事？如何防止周人欺压殷民激化矛盾？又如何防止殷人旧贵族暗中串联？他需要建立一套混合的、相互制衡的官僚系统，并确保司法（按照《康诰》的慎罚原则）相对公正，成为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节器。
最大的风险，还是时间。殷民心中的创伤和隔阂，不是一代人就能消除的。康叔的“德政”能否持续？他的子孙后代，会不会丢掉这份耐心，重新滑向简单粗暴的压迫？一旦“德”的旗帜倒下，积累的怨恨就会总爆发。
四、遗产：一份超越时代的政治遗嘱
《康诰》的实验，其结果史书着墨不多。但卫国在春秋初期仍是举足轻重的大国，文化昌盛（卫地多君子），且没有成为反周叛乱的核心（直到西周末年才有大问题）。某种程度上，康叔的治理是成功的。他至少稳住了局面，没有让殷墟故地再度变成火药桶。
这份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康诰》所提供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它超越了简单的征服者逻辑，触及了治理的本质：权力最终要建立在被治理者某种程度的认可之上，而认可来源于利益保障、司法公正和文化尊重。
《康诰》不仅仅是给卫国的手册。它体现了周公那一代顶尖政治家对“如何统治一个庞大、多元帝国”的深刻思考。德治与法治如何结合？传统与变革如何平衡？中央意志与地方实际如何协调？这些困扰后世中国两千年的核心治理难题，在《康诰》中都已露出了最早的、睿智的端倪。
它是一份在血与火的废墟上，尝试用理性和德行进行重建的伟大实验报告。虽然实验的长期效果会被时间稀释，但那份力图在武力之后建立正当秩序的努力，如同殷墟地下埋藏的青铜器纹路，深刻而持久。
（第七章完）
康叔在殷墟的治理实验小心翼翼，而在东方更遥远的齐鲁大地，另两位“第一代诸侯”正以截然不同的风格，开拓着属于他们的领地。周公的长子伯禽在鲁国，近乎刻板地推行全套周礼；而功勋卓着的姜太公在齐国，则“因其俗，简其礼”，务实变通。下一章，看这两套截然不同的“创业模式”，如何在同样的蛮夷环伺环境中，开出迥异的花朵，并为未来数百年的列国性格，埋下最初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