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四年的初夏，中原与东南的局势因袁术的鲸吞之举而陡然剧变。徐州彭城，昔日陶谦饮酒作乐的府邸，如今已更换了主人，飘扬着袁术的旌旗。而它的旧主，则在惊惧、愤怒与无尽的悔恨中，于一夕之间病情加重，药石无灵，最终在无人问津的凄冷中潦草离世。陶谦的死，仿佛为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也正式宣告了徐州彻底落入袁术之手。
消息传至寿春，袁术正在新扩建的宫殿中与近臣饮宴。闻讯后，他非但没有丝毫哀戚，反而放声大笑，举杯对左右道：“诸公且满饮此杯！陶恭祖老迈昏聩，德不配位，合该有此下场！徐州膏腴之地，岂是此等庸碌之辈所能久据？今归我手，正是天命所归！”
堂下阎象、杨弘、袁胤等人皆附和称贺，只是阎象的笑容中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忧虑。
袁术志得意满，继续嘲讽道：“刘玄德还想用一纸诏书便收取徐州？真是痴心妄想！如今朕……咳，本将军替他将这烂摊子收拾了，他该如何谢我？哈哈哈哈哈！”
随着陶谦的死和袁术大军压境，徐州各郡县几乎望风而降。以东海朐县糜氏为代表的众多地方豪强，见袁术势大且似乎更能维护其利益，纷纷献城输诚。而盘踞在泰山郡的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豨等人，见徐州易主，陶谦已亡，刘备朝廷远在北边，而袁术近在眼前且气势正盛，便也顺势遣使表示恭顺，但实则退回泰山老巢继续观望，以待时变。
为迅速稳定徐州局面，安抚人心，尤其是拉拢最具实力的徐州本土豪族，在杨弘、袁胤的建议下，袁术大肆封官许愿。他正式表奏陈珪为徐州刺史，陈登为徐州都尉，一文一武，将徐州地方的行政与军事大权看似交给了陈氏父子。陈珪老谋深算，表面谦恭接受，陈登则野心勃勃，欲借此平台一展抱负。袁术自以为通过陈氏便能牢牢控制徐州，却不知陈氏父子亦有自己的算盘，只是暂时借袁术之势巩固自家在徐州的地位。
稳住徐州后，袁术开始大规模调兵遣将，布置防线，以应对来自北方的潜在威胁。他任命大将纪灵为主帅，与雷簿、陈兰等将率领五万精锐，进驻徐州北部的琅琊国，直面青州关羽的兵锋，这是防御刘备东线进攻的主力。同时，命梁纲、李丰率军三万，布防于兖州与豫州边界，一方面监视新任兖州都督孙坚的动向，另一方面也隐隐威胁曹操所在的豫州颍川一带。
然而，袁术的战略重心，依旧放在富庶的扬州地区。他认定刘备新定北方，又有兖州需要消化，短期内无力大举南征，正是他彻底消灭刘繇、全据江东的天赐良机。大将张勋、桥蕤在长江前线进展顺利，已突破刘繇的长江防线，连破秣陵、曲阿，兵锋直指刘繇的核心区域吴郡吴县。
江东震动，刘繇集团岌岌可危。
吴郡吴县，州牧府内一片愁云惨淡。扬州牧刘繇面色苍白，手中捏着前线的败报，手指不住地颤抖。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精心布置的长江防线竟会崩溃得如此之快！
“樊能、于麋、张英……误我！误我啊！”刘繇的声音带着哭腔，又是愤怒又是绝望，“数万大军，倚仗江险，竟连半月都未能守住！如今秣陵、曲阿皆失，张勋、桥蕤的淮南军旦夕可至吴县城下！这……这如之奈何？！”
堂下，别驾蒋济、治中胡质、长史张昭等核心僚属皆默然肃立，人人面带忧色。
年轻的别驾蒋济率先开口，语气急促：“使君，如今非是追究之时！当务之急，是速调兵马，加固城防，死守吴县！同时，即刻向朝廷……向邺城求救！”他提到了朝廷，但语气中并无多少把握，毕竟远水难救近火。
治中胡质较为务实，摇头叹道：“谈何容易！樊能等人所部已是我军最精锐之师，如今或溃或降，仓促之间，何处再调大军？吴县城中守军不足五千，且多羸弱。加固城防需民夫工匠，而今人心惶惶，恐难征集。”
一直沉默的长史张昭，是堂中最具威望的谋士，他面容沉静，但紧锁的眉头暴露了内心的沉重。他缓缓道：“子通、文德所言皆是现实。张勋、桥蕤皆是袁术麾下虎狼之将，其势正盛，锐不可当。我军新败，士气低落，野战绝无胜算，唯有据城死守一途。然……”
他话锋一转，说出了所有人心中最大的痛处：“然守城需良将！我军中……可堪守城之重任的大将，今在何处？”
此言一出，满堂皆寂。刘繇麾下，并非完全没有将领，但多为樊能、于麋、张英之流，或勇而无谋，或庸碌无能，如今非败即降。真正能独当一面、稳定军心、有效组织防御的帅才，几乎找不到。刘繇本人并非雄主，缺乏识人用人之明，此刻更是方寸大乱。
“大将……大将……”刘繇喃喃自语，目光扫过堂下，尽是文官谋士，竟无一人能给他武备上的安全感。一种前所未有的窘迫和无力感攫住了他。空有州牧之名，坐拥富庶江东，临到危难之际，竟陷入无将可用的绝境！
“难道……天真要亡我刘繇不成？”他颓然瘫坐在席上，眼中失去了神采。
治中胡质见状，沉吟片刻，虽知非良策，但眼下已无更好选择，只得硬着头皮提议：“使君，事急从权。吴郡乌程有豪族严白虎、严舆兄弟，聚众数千，骁勇彪悍，熟知本地情势，于太湖一带颇有势力。虽非朝廷正官，然其性贪利而轻义。今我州府危殆，或可许以高官厚禄，召其率部前来协防吴县，或可暂解燃眉之急……”
“严白虎？”刘繇闻言，脸上露出极其不愿的神色。他出身正牌宗室、朝廷命官，向来视严白虎这等地方豪强、甚至被视作“湖贼”的人物为草寇，如今竟要倚仗他们，实在有失体统，更恐引狼入室。
长史张昭立刻反对：“不可！严白虎兄弟，桀骜不驯，贪残无度，绝非良善之辈！召其入吴县，无异于开门揖盗！即便能暂退袁兵，其后患恐更甚于袁术！使君三思！”
蒋济也面露忧色，显然不赞同此议。
胡质叹道：“张公所言，质岂不知？然如今城内兵少将寡，人心惶惶，若无强援，恐城破只在旬日之间！严白虎虽非善类，终是本地豪强，其与袁术亦无渊源，或可利诱之，使其为我所用。待击退袁术，再图后计不迟。此乃两害相权取其轻啊，使君！”
刘繇脸色变幻不定，内心挣扎无比。一边是覆灭在即的恐惧，一边是屈尊求助草寇的耻辱。最终，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他无力地闭上眼睛，挥了挥手，声音充满了疲惫与无奈：“罢了……罢了！就依文德之言吧。速遣使者，携带……携带委任状印信，前往乌程，表严白虎为……为威寇中郎将，严舆为骑都尉！请其速发兵来援吴县！所需钱粮……尽量满足他们。”
说出这番话，仿佛抽空了他所有的力气。这无疑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决定，但也反映了刘繇集团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张昭见刘繇已决，深知事不可挽，只能长叹一声，不再言语，但脸上的忧色更重了。
这一日，袁术再次召集心腹议事。谋士袁胤进言道：“主公，如今徐州已定，江东指日可下。然北面刘备，终是心腹大患。其虽暂困于内务，然一旦缓过气来，必挥师南下。我军虽众，若两面作战，亦恐力有未逮。荆州刘表，坐拥强兵，却一直作壁上观。其与刘备皆宗室，未必真心拥戴，且刘备曾公示其奏表，二人必有嫌隙。何不遣一能言善辩之士，前往襄阳，游说刘表，与我结盟，共伐刘备？即便其不出兵，若能保持中立，于我亦大利也！”
袁术闻言，觉得有理，他如今自信心膨胀，觉得能与自己结盟是刘表的荣幸，便道：“此计甚善！便派韩胤为使，前往荆州，务必说动刘景升！”
与此同时，在荆州襄阳，刘表也接到了袁术吞并徐州、陶谦身亡的详细消息。州牧府内，刘表与蒯良、蒯越、蔡瑁等心腹商议。
蔡瑁首先开口，语气急切：“姐夫！袁术此举，已露吞天之志！其若全据徐扬，实力将远超我荆州！届时北抗刘备，西图我荆襄，岂非易如反掌？不如趁其江东战事未休，即刻发兵，北上攻击其南阳之地，以挫其锋！”
蒯良缓缓摇头，说出了更具代表性的荆州大族心思：“德珪所见为军事，未虑及根本。我荆州之要，在于保境安民。蔡、蒯、庞、黄等家大业大，根植于此，所求者无非是家族延续与富贵安宁。刘备新政，欲夺我田亩仆役；袁术骄狂，战端一开，亦必损我钱粮子弟。二者皆非良善。最佳之策，乃是虚与委蛇，左右逢源。袁术来使结盟，大可口头应允，甚至可索要些钱粮军械，但绝不可真出一兵一卒。让袁术去与刘备争斗，我荆州紧闭门户，加固城防，坐观成败。待其两败俱伤，我再伺机而动，方为上策。”
这番话深得刘表之心，也代表了荆州本土豪强的普遍意愿。他们不愿被任何一方卷入战火，只想维护自己的独立与利益。最终，刘表决定采纳蒯良之策。
不久，袁术的使者韩胤抵达襄阳，呈上袁术书信，信中极力渲染刘备的“暴政”与威胁，提议荆淮结盟，共图中原。刘表表现得十分热情，盛宴款待韩胤，对袁术的“义举”大加赞赏，满口答应结盟之事，并表示“时机一到，必提兵北上，共襄盛举”。但在具体出兵时间、路线、粮草供应等实质问题上，则百般推诿拖延。韩胤虽觉刘表滑头，但得了口头承诺和厚礼，也算完成使命，满意而归。
刘表的暧昧态度，给了袁术一种错觉，仿佛后顾之忧已解，使他能更专注于江东战事。然而，他并不知道，真正让刘备暂时无力南顾的，并非刘表的“盟约”，而是兖州内部汹涌的暗流。
兖州虽已归附，刘备也派去了孙坚镇守，但“定边安民令”与“度田检籍令”如同一把利剑，悬在了所有兖州世家豪族的头顶。这些地方实力派在刘岱时代享有极大的自治权和经济特权，如今朝廷要丈量他们的土地，清查他们隐匿的人口，收取赋税，编户齐民，这无异于刨他们的根！
尽管于禁离去前留下了部分忠于朝廷的军队，孙坚也带来了精锐，但地方上的抵制情绪异常强烈。许多郡县官员本身就是豪族代表，阳奉阴违，拖延新政。更有甚者，如陈留、东郡的一些大姓，已经开始暗中串联，甚至秘密派遣使者南下，与袁术联络，表示愿为内应，只求袁术北伐时能保全他们的利益，甚至许诺助其推翻刘备在兖州的统治。
这股强大的暗流，牵制了孙坚大量的精力，使他无法全力整军备战，不得不分出兵力弹压地方，处置豪强叛乱。这也使得袁术产生了误判，认为刘备集团内部不稳，兖州防御空虚，从而敢于将主力继续投入江东战场，给了张勋、桥蕤更多时间去攻打刘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