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报告在桌角堆叠，带着一种官僚体系特有的、令人窒息的沉闷。
窗外是莫斯科灰蒙蒙的天空，与远东边境那刺骨的蓝形成了可笑的对比。
我是安德烈·叶甫盖尼耶维奇，克格勃少校。
我的职责，是确保国家的安全，剔除任何可能损害联盟利益的隐患，无论它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远东那条冰封的界河，以及河对岸那个叫陈望的中国年轻人，最初只是我档案里一个不起眼的注脚——又一个利用边境管理漏洞进行非法牟利的蝼蚁。
伊万那个蠢货和他背后那条小小的利益链，我早有察觉，只是时机未到。
当我亲自出现在冰河上，准备接管这条逐渐肥硕的“渠道”时，我预想了各种反应：
恐惧、屈服、讨价还价……唯独没有料到，会是那样直接的、平静的拒绝。
“我只和伊万交易。”
他就那样站在那里，穿着臃肿的棉袄，面容年轻得甚至有些稚嫩，但眼神里却没有丝毫这个年纪该有的慌乱。
那不是故作镇定，而是一种深植于骨髓的冷静和……自信？
他竟敢拒绝我，拒绝克格勃的“好意”。
那一刻，我感到了被冒犯，但更多的，是一种猎手遇到陌生猎物的警惕。
这个中国人，不寻常。
我没有当场发作。
粗暴的手段有时反而会弄巧成拙。
我选择了暂时退让，像阴影一样缩回黑暗，观察。
他的资料被更详细地摆上我的案头——一个普通的上海知青，背景干净得可疑。
但他做的事情，一点也不普通。
整合知青网络，办集体企业，与当地驻军建立联系，甚至能干净利落地除掉地方上的地头蛇……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知青能做到的。
他背后一定有什么，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变数。
他的成长速度令人心惊。
当瓦西里那个贪婪的老家伙也开始和他接触，当“军民联合运输队”的牌子挂起来，我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
这条原本微不足道的小溪，正在汇集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暗流。
然后，他主动找上了我。
通过瓦西里的渠道，他请求一次会面。
这再次出乎我的意料。
他哪来的勇气？
还是说，他天真地以为可以和我“谈生意”？
在那家边境小镇简陋的旅馆房间里，我看着他。
他比上次见面时更加沉稳，眼神里的锐利被一种商人式的精明所包裹。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合作，做“更大的生意”。
他准确地描绘出我们内部物资积压、官僚体系效率低下的窘境，甚至暗示了对更高层级“闲置资源”的兴趣。
他的胃口，大得惊人。
更让我心惊的是，他抛出的条件。
单独一成五的利润作为我的“安全保障费”，交易方式由我定。
这不仅仅是贿赂，这是一种精准的利益捆绑。
他看穿了我们这个庞大肌体下的腐败脉络，懂得如何用金钱润滑这些锈蚀的齿轮。
而最后，他抛出了那个最具杀伤力的信息——边境口岸即将开放。
“到时候，做生意的人会成千上万。垄断还有意义吗？”
他平静的话语，像一把冰冷的匕首，刺穿了我试图维持的、依靠信息不对称和权力寻租构建的壁垒。
他说的是事实。
时代的闸门正在松动，旧有的阴影交易模式即将暴露在阳光之下，价值将急剧缩水。
我，或者我们，必须在潮水退去前，捞到足够多的鱼。
那一刻，我意识到，消灭他，或许能暂时维护某种虚幻的“纯净”，但也会失去一个在新时代洪流中，可能为我们攫取巨大利益的、独一无二的工具。
他拥有我们缺乏的灵活渠道、高效的消化能力，以及一种近乎预知风险的诡异能力。
我妥协了。
不是为了他那套“合作共赢”的说辞，而是出于最现实的利益考量。
在旧秩序崩塌前，利用他，最大限度地转化那些躺在仓库里、正在缓慢锈蚀的“国家资产”，
为我自己，也为我所代表的、这个同样需要额外资源维持运转的庞大机构，储备足够的“资本”。
我同意了他的条件，将一成五的利润，以及那些敏感物资的“安全通道”，
作为筹码，换取了他在口岸开放前，为我们高效变现的能力。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知道，我引入了一条危险的鲶鱼。
他聪明、大胆、不择手段，而且对利益的嗅觉敏锐得可怕。
与他合作，无异于与狼共舞。
但我别无选择。
这个联盟正在从内部腐烂，经济停滞，人心浮动。
我们这些身处阴影中的人，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忠诚与信仰在面包和黄油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我需要卢布，需要硬通货，需要那些能维持体面和运作的资源。
而陈望，是目前我能找到的，最有效率的“变现”渠道。
他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为我披荆斩棘；
稍有疏忽，也可能反噬自身。我必须牢牢握住剑柄，用规则、用威慑、用更大的利益捆绑住他。
我会盯着他，一刻也不会放松。
他的每一次交易，每一个举动，都会在我的监控之下。
如果他敢越界，或者失去了利用价值，我会毫不犹豫地亲手毁掉他，就像碾死一只蚂蚁。
至于未来？
口岸开放之后会怎样？
我不知道，也不愿多想。
在这个加速坠落的时代，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一切，才是生存之道。
陈望，就让我们在这片阴影尚未完全褪去的土地上，跳完这最后一支危险的舞吧。
看看最终，是你这把来自东方的利刃更锋利，还是我这双操纵阴影的手，更能掌控全局。
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而我，安德烈·叶甫盖尼耶维奇，绝不会是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