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跨院的书房里,烛火已燃到第三根。贾宝玉伏在案前,指尖捏着的狼毫笔悬在纸上,墨滴在宣纸上晕开一个小小的黑点,像他此刻悬而未落的思绪。案上摊着的是府试模拟卷,最后一道策论题赫然写着“论乡塾教化之弊”,这题目不算偏,可他总觉得先前的思路差了点什么。
“乡塾之弊,无非是塾师资质良莠不齐,教材陈旧刻板……”他低声念着草稿上的字句,眉头越皱越紧。这些话没错,却像隔靴搔痒,触不到真正的痛处。他抬手揉了揉发酸的眼眶,视线扫过案角那叠从柳砚处借来的《顺天府乡塾见闻录》,随手抽出一本翻开。
泛黄的纸页上,柳砚父亲的批注密密麻麻:“通州某塾,塾师只会背《三字经》,学子提问‘为何‘养不教’要‘父之过’’,竟答‘书上如此写’”“大兴县乡塾,教材还是前明刻本,‘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句被圈了又圈,女娃想旁听都被赶出去”……一行行看下去,贾宝玉的心沉了沉,原来乡塾的弊病,远比他想的更具体,更刺骨。
他猛地将先前的草稿推到一边,重新铺好一张宣纸。这次落笔时,笔尖不再犹豫:“乡塾之弊,非独在师与书,更在‘教者无心,学者无门’。”开篇便直指核心,他自己都愣了愣,随即像是打开了闸门,字句接连涌出。
“某塾师以‘打’为教,孩童背不出书便掌嘴,致使十岁童生见书如见虎,这是‘教者失其仁’;某乡塾只收男童,女子欲识字只能偷学,这是‘学者失其路’……”他把见闻录里的案例揉进策论,笔锋带着前所未有的锋利,却又在每句末尾留着温度——“故革新之法,当先择师重‘仁’,再扩学舍纳‘全’,让乡塾不止是背书之地,更是明事理、辨是非的方寸天地。”
写到“扩学舍纳‘全’”时,他想起前日去城郊乡塾看到的情景:一个扎着总角的小姑娘扒着塾馆的窗沿,踮着脚往里望,手里还攥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字。塾师出来撞见,厉声呵斥着把她赶走,小姑娘摔在泥地里,手里的树枝断成两截,却死死护着怀里用布包着的半本旧书。那画面像根细针,扎在他心上。
“女子为何不能入塾?”他在策论旁添了行小字,笔尖几乎要划破纸页,“《论语》言‘有教无类’,先贤之意,岂分男女?”这句话写罢,他忽然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先前那些模糊的感受,此刻都化作了扎实的字句。
窗外传来巡夜婆子的梆子声,已是三更。贾宝玉放下笔,活动了下僵硬的脖颈,才发现右手的指关节因为握笔太久,泛着不正常的红。他端起桌边早已凉透的茶,一饮而尽,茶水涩得他皱起眉,却让混沌的脑子清醒了几分。
案上的《论语》被风吹得翻页,停在“学而时习之”那章。他忽然想起白日里柳砚说的话:“府试策论,不光要指出问题,更要让人看到‘能成’。”他低头看自己的策论,“择师重仁”“扩学舍纳全”都没错,可怎么落实?谁来择师?扩学舍的钱从哪来?这些没说清,终究还是空谈。
他重新拿起笔,在“择师”条下补写:“可由县衙牵头,每乡选三名德高望重的乡绅,与县令共同考评塾师,优者发‘良师证’,劣者黜退;经费可从乡绅捐输、县衙杂税抽成两途而来,每月张榜公示收支,让百姓知其透明。”写完又觉得“乡绅捐输”可能会让富户借机敛财,便再添一句“捐输不得附加条件,不得强摊派,违者报官严惩”。
这般添添改改,天快亮时,策论终于定稿。他把稿子通读一遍,字迹因困倦有些潦草,却透着一股踏实劲儿。那些从真实见闻里长出来的字句,比任何华丽辞藻都有力量。
他折好卷子,准备收进书箱,指尖却触到一个硬纸包。打开一看,是黛玉昨日送来的杏仁酥,用油纸包着,还带着余温似的。他拿起一块放进嘴里,甜香在舌尖散开,连日来的疲惫仿佛淡了许多。
书箱底层,压着林如海临终前赠他的那本《科举要诀》,扉页上林如海的字迹温润:“策论者,非逞才之具,乃济世之器也。见民生疾苦,方有下笔之力。”贾宝玉摩挲着那行字,忽然明白了自己先前差在哪——不是学问不够,是离那些“疾苦”太远。
他重新坐回案前,没有再写策论,而是铺开一张干净的纸,开始默写《论语》。不是为记诵,而是为定心。笔尖划过纸面,“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字句缓缓流淌,像是在为明日的府试,铺垫下最坚实的底色。
窗外的天色,已泛起鱼肚白。书房里的烛火渐渐弱下去,却有更亮的光,从东方透进来,落在他年轻却沉静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