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咏比赛之后,李二才从工友们的闲谈中,慢慢拼凑出张琪的背景。原来她是厂工会张主席的二女儿,上面还有个哥哥张靖,也在工会当干事。这样的家庭在厂里,虽不算大富大贵,但也算是“有头有脸”,足以让张琪比大多数普通工人子弟过得轻松许多。
李二时常在厂区看见张琪。她确实活泼得像只小鸟,穿着当时最时兴的连衣裙,笑声清脆。最让李二印象深刻的是单身宿舍楼后面那个简陋的气球摊,张琪是那里的常客。她端起那种老式的气枪,姿势飒爽,眼神专注,“啪、啪、啪”,枪声清脆,气球应声而破,准头极好。
“老板,再来十发!”张琪扬着下巴,带着点小得意,对摆摊的老头说。
李二远远看着,心里有些羡慕,又有些自惭形秽。那样明媚张扬的青春,是她这样埋头在砂尘与铁水间的女工,可望而不可及的。
后来,听说张琪凭借家庭的关系,调离了艰苦的一线岗位,去了令人羡慕的销售部工作。这原本是条光明大道,却成了她人生滑向深渊的开始。
销售部的经理叫冯安得,是个三十多岁的已婚男人,有点小权,也懂得钻营。他看中了张琪的年轻漂亮和活泼性子,利用职务之便,时常带着她出去“见客户”、“跑业务”。在一次次半强迫的软磨硬泡和权力倾轧下,缺乏社会经验的张琪,最终没能保护好自己。
“琪琪,跟着冯经理好好干,有前途。”当初把她调进销售部的“关系”,还这样嘱咐过她。
然而,这个“前途”却是个巨大的陷阱。当张琪发现自己怀孕时,天都塌了。她去找冯安得,那个平日里对她“照顾有加”的上司,此刻却露出了无赖和怯懦的嘴脸。
“你开什么玩笑?谁知道是谁的?你别想赖上我!”冯安得矢口否认,甚至反过来威胁她,“传出去,你名声还要不要了?工作还想不想干了?”
巨大的恐惧和羞辱淹没了张琪。她不敢告诉家里,更不敢声张,只能独自承受。直到纸包不住火,事情最终还是被张家人知道了。
张主席非常震怒,和张琪的母亲一起找到冯安得,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与谈判。
“冯安得!你个畜生!你敢搞我女儿!”张主席的咆哮几乎要掀翻屋顶。
“张主席,话不能这么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冯安得试图狡辩,但在确凿事实和张家的压力下,最终选择了“私了”。他拿出一笔钱,作为打胎和“营养费”、“精神损失费”,试图用钱抹平一切。
这场风波看似平息了,却在张琪心里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疤。厂里没有不透风的墙,风言风语像车间里的粉尘,无孔不入。她觉得自己成了众人指指点点的对象,那个曾经活泼爱笑的姑娘,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里失去了光彩。她觉得在厂里再也抬不起头,最终选择了离开。
她去了城里,试图开始新的生活。没有学历和太多技能,她辗转在一些小餐馆、商店打工。后来,不知怎的,加入了专门在丧事上表演的“陀子会”(或称“围鼓”、“坐唱”)。赶着场子,在哀乐与鞭炮声中,为逝者唱那些或悲切或劝善的曲子。那曾经在歌咏比赛中拿过名次的好嗓子,如今在灵堂前婉转,赚取微薄的酬劳,也借此麻木自己。
“张琪那姑娘,可惜了……现在在唱坨子会。”偶尔有知情的工友提起,总是伴着一声叹息。
后来,她嫁给了一起唱坨子会的男朋友,生了一个女儿。生活似乎终于给了她一丝平淡的慰藉。
然而,命运的残酷超乎想象。她生孩子没多久,她一个人在家,遇到小偷摸进家里行窃,没想到遇到张琪在家带孩子。或许是生活磨砺出的倔强,或许是想扞卫好不容易得来的安稳,她与小偷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抓小偷!你把东西还来!”她厉声喝道,言辞激烈,不肯退让。
争执中,那小偷恼羞成怒,竟掏出刀子,对着她连捅数刀。
鲜血染红了她家的大门。等邻居发现奄奄一息的张琪被送往医院,但因伤势过重,抢救不及时,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这个消息传回厂里时,许多老工友都沉默了。李二正在给八百度的芯盒射砂,听到这个消息,手停顿了一下,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她却感觉心里一阵发凉。她想起张琪在气球摊前那自信飞扬的模样,想起她在舞台上领奖时那矜持而得体的微笑,最终,所有这些鲜活的画面,都凝固成了街头一滩无声的血迹,和工友们口中一句沉重的叹息:
“唉,张琪那姑娘……人没了。死得真惨。”
一个曾经那么鲜活的生命,就以这样一种突兀而惨烈的方式,匆匆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