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寒假，厂区子弟学校的喧闹暂告段落，但李二并没闲着。面铺的生意进入年关前的旺季，她自然被母亲“征用”了。每天清晨，她就要到铺子里报到。
面铺门前那片空地，成了天然的晾晒场。几排高大的木架子上，挂满了如丝如缕的湿挂面，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闪烁着银白色的光泽，空气里都弥漫着面粉的香甜。李二的任务之一，就是照看这些“娇贵”的面条。虽然地上铺了塑料布，但厂区地势高，北风一起，常常把塑料布角掀开，吹得哗哗作响，偶尔会有几根挂面被风刮落。
“二丫头，眼睛放亮些！掉地上的，哪怕只沾了一点灰，都不能要了！咱们做生意要讲良心！” 廷秀一边在屋里操纵着轰隆隆的压面机，一边高声叮嘱。
“晓得了，妈！” 李二应着，像只警觉的小猫，在晾晒架间穿梭，一见有面条飘落，赶紧跑过去捡起来。这些“落地面”不会卖给顾客，通常留着自己家吃，或者拿回家喂鸡。
更大的考验是给食堂送面。食堂是面铺的大主顾，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挂面。廷秀和杨本莲用粗实的扁担，挑着两大箩筐沉甸甸、足有百来斤的干挂面，脚步稳健地走在前面。李二则跟在后头，用一根小一号的扁担，挑着两只小箩筐。那担子压在她稚嫩的肩膀上，也有七八十斤重，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小脸憋得通红。
杨本莲阿姨回头看她，心疼地喊：“二丫头，慢点走，莫闪了腰！少挑点也行！”
廷秀却头也不回，声音带着风：“让她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吃点苦，以后咋立得住？”
李二咬咬牙，努力跟上大人的步伐，扁担硌在肩头，火辣辣地疼，但她心里憋着一股劲，不肯叫一声苦。
李二家对面面，隔着坝子，有一排自家用红砖和石棉瓦搭建的简陋房子，那是同学雍湘红的家。雍湘红是个瘦小的男孩，和李二同班，话不多，眼神里总带着点与他年龄不符的阴郁。他家里姐弟三个，大姐比李艳年纪还大，但李艳是早早上学的，所以她反而比李艳低一个年级；下面还有个刚读一年级的小妹妹。
这家人是她们这栋里有名的“戏台子”，而导演通常是喝得醉醺醺的男主人——雍福林。
隔三差五，通常是夜深人静时，雍家就会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和哭喊。
“你个没用的婆娘！看着你就来气！” 雍福林粗哑的吼声隔着坝子都能清晰传来。
接着是女人低低的、压抑的哭泣和辩驳：“我……我伺候老娘，带大几个娃，我哪里对不起你……”
“啪！” 像是巴掌扇在肉上的声音，伴随着女人的尖叫和孩子的哭闹。
然后便是“砰砰乓乓”摔东西的声响。一场“全武行”准时上演。
邻居们私下里议论时，总会带上几分同情与不屑。据说，雍福林年轻时看上了外面的一个姑娘，想自由恋爱，可他家里有个瞎眼的老娘需要人伺候。他母亲以死相逼，硬是作主给他娶了现在这个老实巴交、但能干活肯吃苦的媳妇，就是为了有人能当牛做马地照顾自己。雍福林拗不过母亲，又怕闹到厂里影响前程，只好断了外面的念想。可这口怨气憋在心里几十年，发酵成了酒精和拳头，全都倾泻在了那个为他操持一家老小的无辜妻子身上。那女人也真是逆来顺受，挨了打，往往只是哭几声，第二天又像没事人一样，肿着眼睛起来生火做饭。
有一次，雍福林又在坝子里发酒疯，骂骂咧咧，声音大得扰民。李道明正好下班回来，实在看不过去，便上前说了两句：“老雍，差不多行了！喝点马尿就闹得天翻地覆，像什么样子！娃儿们都看着呢！”
雍福林正在气头上，又被酒精烧昏了头，斜着眼瞅见李道明，竟把矛头转向了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李道明！你充什么大尾巴狼？你个绝户头！以后连上坟的都没得，也配来管老子家的闲事？”
这句话像一把淬毒的刀子，狠狠扎进了李道明心中最痛、最忌讳的地方。他脸色瞬间铁青，额头青筋暴起，怒吼一声：“雍福林，我日你先人！”
话音未落，他人已经冲了过去。李道明身材高大，常年在车间干活，力气也足。雍福林矮胖，又被酒精掏空了身子，哪里是对手。李道明几记重拳结结实实地砸在他身上，把他打翻在地。
“我叫你嘴贱！我叫你打婆娘！” 李道明一边打一边骂，积压已久的怒火似乎在此刻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最后还是闻讯赶来的几个工友，好不容易才把两人拉开。雍福林瘫在地上，哼哼唧唧，酒醒了大半，脸上满是惧色。李道明喘着粗气，被廷秀和邻居拽回了家，胸口仍在剧烈起伏。
坝子对面，雍湘红和他姐姐妹妹躲在门缝后，惊恐地看着这一幕。而李二也站在自家门口，看着父亲与人扭打的身影，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对父亲维护弱者的一点点敬佩，但更多的，是对那句“绝户头”所带来的、弥漫在家中的无形压力的恐惧与窒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