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风还在吹。
陈远山走在回驻地的路上,手一直按在公文包上。包里的信没动过,像一块烧红的铁,烫着他的肋骨。他没有回宿舍睡觉,而是加快脚步穿过营地,哨兵看见他,敬礼,他点头,一句话也没说。
回到房间,他把门关紧,拉上窗帘,从公文包里取出那封信,放在桌上。灯光下,纸面泛黄,墨迹灰暗,落款的签名歪斜拖尾。他盯着看了十秒,然后打开抽屉,拿出钢笔和一张白纸,写下自己的名字。
两相对比,差别明显。他的字起笔重,收笔利落,这封信上的却软弱无力,像是临摹时手抖了几次才完成的。
他合上纸,不再看它。
现在不是研究它的时候。现在是要用它。
他拉开另一格抽屉,翻出一张便笺,提笔写:“明日十时,师部礼堂,有要事公布,请速联各报记者到场。”字不多,也不加称呼,只在背面盖上自己的印章。
他折好信,装进信封,密封。叫来通讯员小李。
“天一亮就送去《申报》驻地,亲手交给林婉儿。不能经别人手,也不能耽搁。”
小李接过信,问:“要等回话吗?”
“不用。你送完就回来。”
通讯员走后,他坐在桌前,没脱军装,也没躺下。窗外天色还是黑的,远处传来几声狗叫。他知道,这一夜不会太平。赵世昌的人肯定在盯着他,看他会不会慌,会不会乱找人对质,会不会销毁证据。
但他什么都不做。
他只是坐着,等天亮。
六点整,天刚蒙蒙亮。
林婉儿接到信时,正蹲在灯下换胶卷。她拆开信封,看完那句话,抬头看了眼墙上的钟。六点零二分。
她站起身,把相机塞进包里,抓起外套就往外走。
报社还没开门,她先拨通《大公报》的电话,接线员刚接通,她就说:“我是林婉儿,《申报》记者。陈远山师长要开紧急记者会,揭露有人伪造通敌信陷害抗日将领。时间是今天上午十点,地点在师部礼堂。请你们务必派人到场。”
对方愣了一下:“你说什么?通敌信?”
“是真的。我亲眼看过那封信的照片底片。笔迹是假的,纸张也不是前线缴获品。这是政治构陷。”
“这事太大了,得请示主编——”
“没时间请示!”她声音抬高,“如果你们不来,明天报纸上写的就不是真相,而是‘某师长通敌被查’!谁来为死去的士兵说话?谁来为打鬼子的将军正名?”
电话那头沉默两秒,传来一声:“我们去。”
她挂了电话,又打给《中央日报》、通讯社、城东两家小报。有的答应得快,有的犹豫,她一句一句逼过去:“你们要是怕惹麻烦,现在就可以退。但我要告诉你们,陈远山是唯一一个敢在清河镇死守七天的师长。他带的兵,每一颗子弹都打向鬼子。现在有人想用一封信毁了他,你们选择闭嘴?”
最后五家报社、两家通讯社确认到场。
她骑上自行车,直奔礼堂。
九点,师部礼堂外已有记者陆续到达。
门口站着两名士兵,查验证件。一名戴眼镜的年轻记者递上记者证,士兵仔细核对后点头放行。另一人想混进去,被拦下:“没有邀请函,不能进。”
礼堂内,长条桌摆成半圆,后面是几十张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军事地图,红蓝铅笔标注着敌我位置。角落立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战况通报会”几个字,但没人去擦。
张振国站在后台入口,穿着普通勤务兵的衣服,手里拎着水壶。他扫视全场,看到几个面孔陌生的人,悄悄打了个手势。两名伪装成杂役的士兵立刻靠近,不动声色地站在那几人身后。
他知道,赵世昌不会坐视不管。这种场合,一定会派人来搅局,要么发难,要么拍照造谣。他们必须盯紧。
九点半,林婉儿带着三名同事走进礼堂。
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位置——正对讲台左侧,光线最好,能拍到发言人的正面和台下反应。她走过去,架好相机,调整焦距,又检查录音笔是否正常工作。
她低声对身边同事说:“等他拿出那封信的时候,一定要拍清楚。每一个字,每一道折痕,都不能漏。”
同事点头:“放心,底片够用。”
她又看了看表:九点三十五分。
还有二十五分钟。
她环顾四周,发现角落有个穿灰色长衫的男人,一直低着头写东西,但从不抬头看讲台方向。她记下了他的位置。
九点五十五分。
外面传来脚步声。
所有人抬头。
陈远山走了进来。
他没穿披风,也没戴勋章,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整齐扣到领口,腰间的驳壳枪锃亮,枪套上的五角星清晰可见。他步伐平稳,脸上没有多余表情,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讲台上。
勤务兵递来一杯水,他接过,喝了一口,放下。
台下响起快门声。
他站在台前,双手撑在桌沿,指节微微发白。台下坐着二十多名记者,有的拿着笔记本,有的举着相机,全都盯着他。
林婉儿在角落按下快门,第一张照片定格在他抬眼的瞬间。
没有人说话。
空气像是凝住了。
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清楚传到每个人耳朵里:
“各位记者同志。”
台下有人提笔记录。
“今天请大家来,不是为了战报,也不是为了嘉奖令。”
他停顿一秒,右手伸进公文包。
“是为了澄清一件事。”
他的手慢慢抽出一封信。
全场目光聚焦在他手上。
信是黄的,边缘卷曲,背面印着模糊的日文数字。
他把它平铺在桌上,面向所有人。
“这封信,昨天深夜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