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归来的火车上，李云龙和赵刚都沉默着。窗外，秋意渐浓的华北平原飞速后退，但他们的思绪却牢牢定格在不久前的天安门广场，定格在怀仁堂那温暖而有力的嘱托上。与参加国庆时的激动、荣耀不同，此刻回程，心头萦绕的，更多是一种沉甸甸的、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与清醒认知。
“老赵，”李云龙率先打破沉默，眉头习惯性地拧着，“总司令说军队现代化离不开强大国防工业，总理说任重道远……这话，越想越觉得分量重。咱们现在，好像刚刚学会走路，别人已经在想着跑，甚至飞了。”
赵刚摘下眼镜，轻轻擦拭着镜片，目光深邃：“是啊。国庆阅兵，展示了我们的精神和初步成果，但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差距。步兵轻武器，我们刚刚入门。但现代战争，尤其是面对可能拥有海空优势、高度机械化的强敌，光有步枪机枪远远不够。火炮、坦克、装甲车、防空武器、通信装备……我们还差得太多。中央的担忧和期望，就源于此。我们必须跑起来，甚至要有飞的准备。”
“跑起来？怎么跑？”李云龙看着赵刚，“回沈阳，把现有的步枪、机枪生产线再扩大？可材料、设备、熟练工人就那么多。而且，光是轻武器，够吗？”
“扩大现有生产是必须的，这是基础，也是当前最直接支援部队换装的需要。”赵刚重新戴上眼镜，语气坚定，“但绝不能止步于此。我们要未雨绸缪。这次回去，必须立刻着手两件事：第一，开足马力，扩大现有制式武器和弹药的生产规模，同时提升质量稳定性，建立更严格的战时生产标准和动员体制。第二，立即启动对更急需、更关键技术装备的预研和试制，特别是防空武器和重型武器。这需要更周密的规划和更大的决心，甚至可能要调整我们之前的一些部署。”
李云龙一拍大腿：“对头！就是这个意思！不能等敌人打到家门口了，才想起造高射炮！咱们现在就得琢磨！回去就干！”
返回沈阳，两人没有片刻耽搁，立刻召集工业部、军工局及各主要厂矿负责人开会。会议的气氛不再是庆祝国庆时的欢欣，而是带着一种近乎战前的凝重与决绝。
李云龙首先传达了中央领导接见时的指示精神，重点强调了国防现代化的紧迫性和东北工业基地所承担的特殊责任。“同志们，国庆的彩旗还没收完，但咱们心里那根弦，得绷得更紧！仗，不一定明天就打，但咱们造武器的，就得按照明天就要打的架势来准备！从今天起，所有军工相关单位，全部转入‘准战时’生产状态！”
他宣布了几项立即执行的命令：
1. 产能极限动员：现有“51式”步枪、轻机枪及配套弹药生产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挖掘一切潜力，扩大产能。各厂重新核定设备利用率、工时定额，实行两班甚至三班倒。后勤部门全力保障原料、电力、煤炭供应。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加班补助、劳动保护必须落实到位，工会要做好动员和保障。
2. 质量与标准升级：成立“战时产品质量管理委员会”，由赵刚牵头，制定并强制执行比“国庆特供”标准更具普遍性、更适合大批量生产的“一级品”质量规范。建立更严格的批次检验和军代表验收制度，确保交付部队的每一支枪、每一发弹都可靠耐用。
3. 生产体系优化：推广在“51式”试制和“特供品”生产中积累的先进工艺和有效管理方法，如改进后的工装夹具、优化后的热处理参数、更科学的装配流程等，将其标准化、制度化，迅速普及到所有同类产品生产线，提高整体效率和质量一致性。
4. 设备维护与技改：组建“设备快速抢修突击队”和“技术改造小组”。前者确保关键设备不停机；后者针对生产瓶颈工序，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搞小发明、小革新，哪怕只能提高百分之几的效率，也要全力推广。
赵刚则从思想动员和组织保障角度进行部署：“各厂党委、支部要立即行动起来，将当前的形势任务传达到每一个车间、班组、党员和工人。要讲清加快国防建设的重大意义，激发大家‘工厂就是战场，机床就是枪炮’的主人翁精神和战斗意志。同时，要关心职工生活，解决实际困难，特别是加班加点情况下的食宿、医疗、家属安置等问题，绝不能让大家流汗又流泪。要大力表彰在生产扩能、技术革新、质量保障中涌现的模范人物和事迹，形成‘比学赶帮超’的热潮。”
会议结束后，整个沈阳的军工体系如同被猛烈摇动的钟摆，开始了更高频率、更大强度的震荡。车间里灯火彻夜通明，机器的轰鸣声更加密集持久。原料和成品的运输车辆在厂区间穿梭不息。宣传喇叭里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和生产捷报。一种与和平建设时期迥异的、充满硝烟味和紧迫感的“战时”生产氛围，迅速笼罩了铁西区。
在全力推动常规武器扩产的同时，李云龙和赵刚将更多的精力，投向了那个让他们寝食难安的新领域——防空武器。
这个紧迫性，源于多方面的考量。朝鲜半岛局势日趋紧张，战火已燃至鸭绿江边。我东北边境地区多次遭到美军飞机越境侦察甚至扫射轰炸。缺乏有效的防空手段，不仅边境军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刚刚恢复起来的东北工业基地，也完全暴露在敌方空中力量的威胁之下，如同一个不设防的巨人。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多次来电，急切询问东北军工系统能否尽快提供一些防空武器，哪怕是简陋的、能够对付低空目标的武器也好。
“妈的，天天看着敌机在脑袋上拉屎，咱们就只能干瞪眼！”一次接到边境又遭空袭的报告后，李云龙气得在办公室里直转圈，“高射炮！高射机枪！咱们要是有几门，也不至于这么窝囊！”
赵刚同样忧心忡忡：“防空是当务之急。但我们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苏联援助目前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和轻武器技术，重型防空武器涉及更复杂的技术和更庞大的工业基础，短时间内难以指望。我们必须立足自身，先解决有无问题，哪怕是从最低端、最应急的开始。”
他们立刻召集相关技术专家开会，包括从武器研究所、机械厂、甚至大学请来的相关学者。会议主题明确：在最短时间内，拿出可行的防空武器方案，并尽快试制出样机或样品。
讨论异常激烈。大家面临的现实极其残酷：一无成熟技术图纸，二无专用加工设备（如大口径炮管深孔加工、高精度齿轮和方向机、复杂的炮瞄系统），三无合适的弹药（需要带定时或碰炸引信的榴弹）。
一些较为保守的技术人员认为，应该集中力量仿制苏式轻型高射炮（如37毫米高炮），但即便获得图纸，以现有条件，没有一两年根本不可能造出合格产品，远水解不了近渴。
“等不了那么久！”李云龙急道，“边境的老百姓等不了，前线的部队等不了！咱们得想‘土办法’！有没有能用现有机器、现有材料，尽快搞出来的东西？哪怕打不了多高，吓唬吓唬低空飞行的侦察机、轰炸机也行！”
这时，几个声音引起了注意。
一位来自某机械厂的老技师提出，可以利用现有的大口径机枪（如缴获的日式或美式12.7毫米\/13.2毫米高射机枪）进行改装，为其设计一个简易的、可调节俯仰和方向的高射枪架，配上简单的环形瞄准具，或许能组成一个应急的“高射机枪组”。
另一位曾在旧中国兵工厂工作过的工程师则回忆起，抗战时期某些地方兵工厂曾尝试用迫击炮改装，发射带尾翼的“飞雷”（大型炸药包）或集束手榴弹，用于攻击低空目标，虽然精度极差，但有一定威慑作用。
而**林致远**的发言，则将思路引向了一个更具前瞻性但也更富挑战性的方向。“诸位，高射机枪和改装迫击炮，可以作为应急和补充。但要从根本上提升防空能力，尤其是对付中高空目标，必须发展专用的小口径速射高炮。我认为，我们可以尝试双管齐下：一方面，立即组织力量，对可能获得的苏式轻型高炮（哪怕是损坏的或过时的型号）进行测绘仿制，这是正规化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可以启动一项更激进的研究——利用火箭弹进行防空。”
“火箭弹防空？”这个概念在当时相当新颖，许多人都露出疑惑的神色。
林致远解释道：“是的。火箭弹结构相对简单，不需要承受膛压的厚重炮管和复杂的后坐装置，生产门槛较低。我们可以设计一种多管联装的火箭发射架，发射装有碰炸或简易近炸引信的小型火箭弹，依靠高密度齐射，在敌机可能的航路上形成一片‘杀伤弹幕’。虽然单发精度无法与高炮相比，但火力密度和突然性可能弥补这一缺陷。这对于拦截轰炸机编队或攻击固定航线的侦察机，或许有奇效。而且，火箭技术对未来发展其他战术导弹，也有探索意义。”
这个想法很大胆，甚至有些“异想天开”。反对者认为火箭弹精度太差，成本高，不适合作为主要防空手段。支持者则认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失为一条打破空白的创新之路。
李云龙听得目光闪烁。他不懂具体技术，但他喜欢这种“敢想敢干”的劲头，尤其欣赏林致远不局限于现有条件、敢于提出新路径的勇气。他看向赵刚。
赵刚沉思片刻，综合各方意见，做出了决断：“时间不等人，需求多层次。我建议成立三个并行的工作组：第一组，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和机械工程师组成，负责高射机枪改装和简易高射枪架的研制，要求在一个月内拿出可用的样品，迅速小批量生产，装备边境部队和重点工厂，解决燃眉之急。第二组，抽调精干技术力量，由韩工牵头，立即着手苏式轻型高炮的仿制准备工作，包括收集一切可能的技术资料（哪怕只是性能参数和外观照片），分析技术难点，提前进行相关工艺研究和人员培训，一旦条件成熟（如获得图纸或实物），立刻启动仿制。第三组，由林致远同志负责，成立‘新概念防空武器研究小组’，成员包括有兴趣、有基础的年轻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防空火箭弹的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这个组可能短期内出不了成品，但方向很重要，要给予支持，允许探索，即使失败也是宝贵的经验。”
这个安排，兼顾了应急、正规化和长远探索，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李云龙补充道：“三个组，都要！要人给人，要材料给材料（在可能的范围内），需要协调的，直接找我！但是，老子要看到进度！每周汇报！哪个组卡住了，全组人都别想睡安稳觉！”
命令下达，三个工作组迅速行动起来，在已经异常繁忙的工厂里，开辟出了新的、更加紧张的“战场”。
第一组（高射机枪改装） 进展最快。他们找到了一批库存的日式九三式13.2毫米高射机枪（部分损坏），以及美制m2勃朗宁12.7毫米重机枪。老师傅们凭借丰富的机械经验，结合有限的苏式高射枪架图片，用厚钢板、粗钢管和简单的齿轮齿条机构，设计制造出了第一种简易高射枪架。它能实现有限的俯仰和360度旋转，配上一个用步枪瞄准具改装的简易环形对空瞄准具。虽然粗糙笨重，操作不便，精度也一般，但毕竟让机枪能够对空射击了。第一批十几套改装好的高射机枪组被迅速送往鸭绿江边的边防部队和沈阳、鞍山等重要厂矿，虽然效果有限，但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防空信心。
第二组（高炮仿制备战） 则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困境。苏式高炮的详细资料极少，仅凭一些模糊的照片和性能描述，难以开展实质性设计。韩工等人心急如焚。他们转而从基础做起：研究大口径身管（如37毫米、57毫米）的锻造和加工工艺可能性；搜集国内可能用于制造炮架和方向机的合金钢材料信息；组织人员学习炮瞄原理（甚至从旧书摊找来一些相关书籍）。同时，赵刚通过外交和情报渠道，加紧向苏联方面请求提供轻型高炮的技术资料或样品，哪怕是最老旧的型号。
第三组（防空火箭研究） 的工作最为神秘，也最富争议。林致远在厂区角落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挂起了“新概念武器研究室”的牌子。小组只有七八个人，大多是像他一样有热情、有想法的年轻技术员和工人。他们白手起家。没有风洞，就用土法模拟气流；没有计算工具，就用算盘和计算尺进行繁复的弹道计算；没有火箭发动机，就先从最简单的固体燃料（黑火药、改进的迫击炮发射药）和稳定尾翼设计开始试验。
失败是家常便饭。最初的火箭模型要么飞不起来，要么在空中乱窜，甚至倒飞回来，险象环生。但林致远和他的组员们毫不气馁。他们从每一次失败中汲取数据，改进设计。他们借鉴了苏制“喀秋莎”火箭炮的一些公开原理（虽然“喀秋莎”是面杀伤武器，精度更差），但努力在弹道稳定性和简易制导（如利用陀螺原理的初步稳定）方面进行探索。钱思远夫妇也抽空过来帮忙，钱思远用他的电子知识，尝试设计最简单的电点火装置；陆秀兰则协助解决一些精密零件的加工问题。
李云龙和赵刚经常去三个组查看。看到第一组的“土高射机枪”已经装备部队，李云龙会咧着嘴笑：“好！有个响动，也能吓唬吓唬那些飞贼！”看到第二组的艰难筹备，他会皱着眉头催促：“资料！想办法搞资料！实在不行，看看能不能从朝鲜那边弄点美国人的残骸来研究！”而走进林致远那个充满刺鼻火药味和杂乱图纸的仓库，他则会变得异常安静，看着那些年轻人围着一个失败的火箭残骸激烈讨论，眼中会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有期待，有担忧，也有对自己不懂领域的深深尊重。
“老赵，”一次从仓库出来，李云龙对赵刚说，“林致远他们搞的这东西，靠谱吗？我看着悬。”
赵刚望着仓库的方向，缓缓道：“科学探索，没有人能保证百分百成功。但历史告诉我们，有时候，恰恰是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奇思妙想和勇敢尝试，能够开辟出全新的道路。哪怕他们最终没能造出可用的防空火箭，这个过程所培养的人才、积累的经验、激发的创新精神，对我们未来的国防科技发展，可能比造出几门高炮更有价值。我们要支持他们，给他们时间和空间。”
就在这种“土法上马”与“正规仿制”并进、“应急改装”与“前沿探索”共存的高强度、高压力状态下，沈阳的兵工厂不仅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更多的步枪、机枪和弹药，也开始艰难地向着防空武器这片空白领域，伸出了探索的触角。机器在轰鸣，炉火在燃烧，而人们的目光，除了紧盯手中的零件和脚下的生产线，也开始更多地投向那片危机隐现的天空。他们知道，真正的考验，或许很快就要到来，而他们必须争分夺秒，为这片土地和天空，锻造出尽可能坚实的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