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锋照山河》第一卷《淞沪烽火（1937–1938）》
第三十八章：伪职人员策反记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上海，晨雾裹着寒意，像浸了水的棉絮压在法租界的屋顶上。令狐靖远站在百乐门后台的化妆镜前，指尖捏着张揉皱的纸片——上面是周伟龙昨夜送来的名单，列着伪“上海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七名职员，红笔圈出的“张敬之”三个字，墨迹被指尖蹭得发毛。
“先生，这是张敬之的底细。”周伟龙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放在镜前的梳妆台上，信封边角沾着点煤屑，是从闸北那边递过来时蹭的。“原是教育局的办事员，上个月被日军强征去自治委员会，管户籍登记。家里有老母亲和一个弟弟，弟弟在第五战区当兵，上个月刚寄过家信，被咱们的人截到了——信里说在台儿庄附近打仗，没提具体部队。”
令狐靖远拆开信封，里面是三张纸：一张是张敬之的户籍抄本，毛笔字写得工整，住址在闸北宝山路，离日军新设的岗哨不过半条街；一张是自治委员会的职员名录，张敬之的名字排在“庶务科”下面，旁边注着“负责粮秣登记”；还有一张是个穿学生装的青年照片，眉眼和张敬之有三分像，背面写着“张敬之弟张敬文，二十岁，服役于第五战区第22军”。
“粮秣登记？”令狐靖远指尖在“粮秣”二字上顿了顿，抬眼看向镜中——镜里映出周伟龙的脸，他正往嘴里塞着块烧饼，腮帮鼓鼓的。“日军最近在闸北强征粮食，他管这个，手里肯定有名单。”
周伟龙咽下烧饼，抹了把嘴：“可不是嘛。昨天青帮的老陆说，闸北有户姓王的粮商，被日军把存粮全拉走了，还把人抓去修炮楼，就是张敬之在登记册上签的字。不过老陆也说，签字的时候张敬之磨磨蹭蹭，日军翻译踹了他一脚才动笔。”
令狐靖远把照片翻过来，指腹蹭过“张敬文”三个字：“弟弟在前线抗日，他在伪政府做事，心里头怕是拧着的。这种人，最容易动摇。”
“就是怕他不敢。”周伟龙往后台门口瞥了眼——几个穿旗袍的舞女正低声说笑，胭脂香混着煤烟味飘过来。“自治委员会里有日军的眼线，还有中统的人盯着，他要是敢递消息，被抓住了就是个死。”
令狐靖远把三张纸叠好，塞进镜后的暗格——暗格是前几天刚挖的，能藏下两本密码本，原本是给情报员藏密信的，现在倒成了临时的藏身处。“得给他个胆子。”他转身从帆布包里拿出个小瓷瓶，瓶里装着半瓶米汤，是昨晚让伙夫特意留的，“先让情报员去试试水，别直接提策反，就说……是他弟弟的同乡。”
周伟龙眼睛一亮：“这主意好！他弟弟在前线，同乡找上门，他不能不见。而且同乡诉苦，最能勾他的心思——日军强征粮食的事，他天天经手，肯定心里有数。”
“让小吴去。”令狐靖远说。小吴是江苏盐城人，跟张敬之的弟弟张敬文是同乡，说话带着点苏北口音，最像“被抓壮丁逃出来的”。“给他换身衣服，破点，再往脸上抹点灰，就说从南京逃过来的，一路被日军抓去运粮，好不容易跑出来的。”
周伟龙点头：“我这就去找小吴。对了，张敬之每天下午五点下班，从自治委员会出来，沿河南北路走，会经过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子，就在闸北区公所对面——那儿人多，好‘偶遇’。”
令狐靖远走到后台的窗户边，撩开窗帘一角往下看——百乐门门口停着辆黄包车，车夫正缩着脖子搓手，车把上挂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给情报员送的棉衣。“让小吴别带枪，就带半块烧饼。”他回头叮嘱，“遇上伪军盘查，就说饿了好几天，去闸北找亲戚的。要是张敬之不理他，就把这张照片塞给他。”他从信封里抽出张敬文的照片，用米汤在背面写了“弟安”两个字——米汤干了看不见，得用碘酒抹才能显影，就算被日军搜去，也查不出什么。
周伟龙接过照片，揣进怀里：“我知道了。晚上我再去趟老陆那儿，让他派个人在河南北路盯着，要是小吴被盯上了，就帮着解围。”
令狐靖远嗯了一声，看着周伟龙匆匆离开的背影，又转头看向镜中——镜里的自己还穿着件灰色棉袍，是前几天从旧货市场买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像个在租界里混饭吃的小职员。这身份好，不扎眼，等小吴探完底，他就得用这身份去见张敬之。
下午四点半，河南北路的风更冷了，卷着碎雪碴子往人脖子里钻。小吴缩着脖子站在糖炒栗子摊子旁，棉袄上打了三个补丁，都是周伟龙让人特意缝的，袖口还故意撕了个口子，露出里面的棉絮。他手里捏着半块干硬的烧饼，时不时往嘴里塞一口，眼睛却盯着斜对面——伪“上海地方自治委员会”的大门，是座灰色的洋楼，原本是中国银行的分行，现在门口站着两个穿黄军装的日军，步枪上的刺刀在雪光里闪着冷光。
“砰——砰——”日军的岗哨敲了敲枪托，对着一个想靠近的小贩吼了句日语，小贩吓得赶紧往后退。小吴低下头，往嘴里又塞了口烧饼，饼渣掉在衣襟上，他也不拍——越狼狈，越像真的。
五点整，自治委员会的大门开了，陆续有人出来。大多是穿长衫的职员，低着头匆匆走，没人敢说话，像是怕被日军听见。小吴眯起眼，在人群里找——周伟龙给过他张敬之的画像，说张敬之左嘴角有颗痣，走路有点跛，是小时候摔的。
“来了！”小吴心里一紧。人群里有个穿藏青色棉袍的男人，四十岁上下，头发梳得整齐，却掩不住眼下的青黑，左嘴角果然有颗痣，走路时左腿确实有点不自然。他手里提着个蓝布包，包上印着“上海自治委员会”的字样，应该是装文件的。
张敬之没走快，沿着河南北路往宝山路的方向挪，脚步沉得像灌了铅。小吴深吸口气，把剩下的烧饼揣进怀里，故意往张敬之跟前撞了一下——“哎哟！”他顺势往地上一倒，棉袄上沾了层泥雪。
“你干什么？”张敬之被撞得晃了一下，回头看时，眉头皱了皱。他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多日没睡好。
小吴趴在地上，抬起头，脸上沾着泥灰，眼眶红了：“先生，对不住，我……我没站稳。”他挣扎着想起来，却故意把腿一软，又跌坐下去，“我从南京逃过来的，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腿软……”
张敬之的眼神动了动，往四周看了看——路边有两个伪军在巡逻，正往这边瞥。他赶紧蹲下身，把小吴拉起来：“快起来，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小吴被拉起来时，故意往张敬之手里塞了个东西——正是那张敬文的照片。“先生，我……我想找个人。”他压低声音，带着哭腔，“我找张敬文，他是我同乡，在第五战区当兵的。有人说他哥哥在上海做事，我想问问……问问他弟弟怎么样了。”
张敬之的手指猛地一僵，捏着照片的指尖泛白。他把小吴往路边的巷子口拉了拉，避开伪军的视线：“你认识张敬文？”
“认识！我们一个村的！”小吴赶紧点头，编好的话往出涌，“我跟他一块被抓的壮丁，南京失守那天打散了，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他……他没跟上来。我听说他哥哥在自治委员会做事，就想来问问，他有没有给家里捎信？”
张敬之的喉结动了动，没说话，只是把照片往怀里塞。他的手在抖，塞了两次才塞进去。“跟我来。”他低声说了句，转身往巷子深处走。
巷子窄，两边是高高的砖墙，墙头上堆着碎雪。张敬之走到一个关着门的杂货铺门口，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没人跟来。“你叫什么？”他问。
“吴二柱。”小吴答，这是他的本名，用真名反而不容易露馅。
“敬文……他上个月给家里寄过信。”张敬之的声音更低了，带着点沙哑，“说在前线还好，让娘别惦记。”他顿了顿，又问，“南京……南京现在怎么样了？”
小吴低下头，抹了把眼睛，声音哽咽：“惨啊……日军进城那天，到处都是枪声。我亲眼看见他们在江边开枪打老百姓，好多人都掉进江里了……我被他们抓去运粮，半夜趁他们睡了才跑出来，一路躲躲藏藏，走了十几天才到上海。”
张敬之的脸色白了，嘴唇抿得紧紧的，指节捏得发白。小吴看在眼里，知道有戏——他弟弟在前线跟日军打仗，他却在上海给日军登记粮秣，心里头肯定早就堵得慌，再听南京的惨状，少不了更恨日军。
“先生，我知道你在自治委员会做事。”小吴故意往地上啐了一口，声音里带着恨，“那些日军不是东西！抢粮食，抓壮丁，早晚得遭报应！”
张敬之身子一震，猛地抬头看小吴，眼神里有警惕：“你……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就是气！”小吴梗着脖子，“我知道你也是没办法，被他们逼着做事的。要是有办法，谁愿意给日本人当差啊？”
张敬之没说话，只是往巷子口又看了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怀里掏出个铜板，塞给小吴：“去买点吃的吧。别在闸北待着，这儿不安全，去公共租界那边，找个难民所住下。”
小吴没接铜板，反而往张敬之跟前凑了凑：“先生，我不饿。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帮个忙？”他压低声音，“我听说日军最近要在闸北设‘警戒区’，要把老百姓都赶走，是不是真的？要是真的，我得赶紧去告诉逃难来的同乡，让他们赶紧跑。”
这是令狐靖远教他问的——先探探张敬之愿不愿意透消息。张敬之管粮秣登记，肯定知道日军的动向。
张敬之的脸色变了变，往后退了一步：“我不知道。”他转身就要走。
“先生！”小吴赶紧叫住他，“我知道你难！可那些逃难的都是老百姓啊！要是被日军抓住了，就是死！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透个信儿，行不行？”他说着，往地上一跪，“我给你磕头了！”
“别跪！”张敬之赶紧把他拉起来，声音发慌，“让人看见就完了！”他往巷子口瞥了眼，伪军已经走远了，才压低声音，“别在闸北待着，三天之内，赶紧走。往南走，去法租界，那边暂时安全。”
小吴心里一喜，知道他松口了：“先生，谢谢你！你真是好人！”
“别跟别人说见过我。”张敬之皱着眉，“赶紧走。”说完，他转身匆匆往巷子另一头走，脚步还是有点跛，却比刚才快了不少。
小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才往相反的方向走。走到河南北路路口，看见老陆派来的青帮弟子正靠在墙上抽烟，冲他使了个眼色——没被盯梢。小吴松了口气，裹紧棉袄，往法租界的方向走，得赶紧把消息告诉令狐靖远。
当晚七点，法租界霞飞路的“老上海茶馆”里，煤油灯的光昏昏黄黄，映着墙上“莫谈国事”的标语。令狐靖远坐在最里面的角落，面前放着杯没动过的茶，茶梗在水里竖着，像根小旗杆。
“他果然松口了。”周伟龙把小吴的话复述了一遍，手里捏着个茶壶，往令狐靖远的杯子里续水，“说让小吴三天之内赶紧走，往南去法租界。这意思就是，日军确实要在闸北设警戒区，而且就在这三天里。”
令狐靖远指尖敲着桌面，节奏缓慢——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在黄埔四期读书时，教官就说他“敲桌子的时候，准是在想主意”。“他没说具体时间，也没说设几个警戒区，还是怕。”他抬头看向周伟龙，“得再加把火。明天你让小吴再去趟宝山路，就在张敬之家附近晃，别找他，就跟邻居打听‘张敬之先生家在哪儿’，让他知道，我们能找到他家——不是威胁，是让他明白，我们有诚意保他。”
周伟龙点头：“我明白。老陆说张敬之是个孝子，老娘卧病在床，他每天下班都得先回家给老娘熬药。小吴去他家附近晃，他肯定能听见动静。”
“再准备张照片。”令狐靖远说，“把张敬文的照片放大点，找个画匠临摹一下，画成穿军装的样子——就说他弟弟在前线立了功，得了勋章。”
周伟龙眼睛一亮：“这招高！他弟弟立功，他脸上有光，心里头肯定更拧巴——一边是弟弟抗日救国，一边是自己给日军当差，这对比一出来，他不动摇都难。”
令狐靖远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是凉的，像此刻上海的局势。“后天我去见他。”他放下茶杯，“就在他下班经过的那个糖炒栗子摊子旁边，找个茶馆，人多眼杂，不容易被盯梢。”
“我让老陆把茶馆包下来。”周伟龙说，“就说是给儿子办满月酒，让青帮的人扮成客人，把着门口，日军和伪军要是敢进，就说是私人聚会，把他们挡回去。”
“不用包。”令狐靖远摇头，“越自然越好。就让老陆派两个人扮成茶客，坐在门口的桌子，我跟张敬之在里面，要是有情况，他们咳嗽三声当信号。”
周伟龙点头应下，又往令狐靖远碗里夹了块酱鸭：“尝尝，这是老陆从‘陆稿荐’买的，正宗的苏州味道。你这几天光吃烧饼了，也该补补。”
令狐靖远没动筷子，只是看着窗外——窗外的雪下大了，一片片落在青石板路上，很快积了薄薄一层。“张敬之要是能策反，闸北的情报就能活过来。”他轻声说，“日军的粮秣仓库在哪儿，警戒区怎么设，他都知道。这些情报送出去，能救不少人。”
周伟龙也看向窗外，雪光映着租界的路灯，昏黄里带着点暖。“会成的。”他拿起筷子，往嘴里塞了块酱鸭，“这种心里有底线的人，就差个台阶。咱们给他搭个台阶，他肯定愿意下来。”
第二天下午，宝山路张敬之的家附近，小吴果然在晃。他没敢靠近，就在街口的杂货铺门口站着，跟老板娘打听：“老板娘，您知道张敬之先生家在哪儿吗？我是他弟弟的同乡，从南京来的，带了他弟弟的信。”
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妇人，正往煤炉里添煤，闻言往街里指了指：“往里走第三个门就是。不过你找他干啥？他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做事，好多邻居都不跟他说话了。”
“老板娘您别这么说。”小吴赶紧摆手，从怀里掏出那张临摹的照片，递过去，“他弟弟在前线打仗呢！立了功，得了勋章，这是照片！张先生是没办法才去自治委员会的，他心里肯定向着咱们中国人。”
老板娘接过照片，眯着眼睛看了看，嘴里嘟囔：“原来是这样……那他倒是不容易。”
这话正好被从家里出来的张敬之听见——他刚给老娘熬完药，出来买些冰糖。听见“弟弟在前线打仗”，他脚步顿了顿，没往前走，也没回头，就站在门后听着。
“可不是嘛。”小吴的声音故意放大了些，“张先生昨天还劝我赶紧走，说日军要在闸北设警戒区，让我别待着。要不是心里向着咱们，他能说这话？”
老板娘叹了口气：“也是……这年头，谁都不容易。”
张敬之悄悄退回院里，关上门。靠在门板上，他摸出怀里的照片——小吴昨天塞给他的那张，照片上的弟弟笑得傻气。他想起昨天小吴说的南京惨状，想起今早日军翻译催着要粮秣登记册时的嘴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喘不过气。
他知道日军要在闸北设三个警戒区，昨天自治委员会的会上，日军顾问说了，十二月二十五号开始，要把警戒区里的老百姓都赶走，房子全拆了修炮楼。他不敢说，说了就是死。可小吴的话在耳边响——“那些逃难的都是老百姓啊！”
晚上，张敬之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娘在隔壁咳嗽，一声声的，像咳在他心上。他想起弟弟临走时说的话：“哥，我去打仗，你照顾好娘。要是我死了，你别给日本人做事，丢不起那人。”
他摸出小吴给的照片，借着月光看。照片背面好像有字，他想起小吴说“弟弟的信”，心里一动，从灶房找了瓶碘酒，往照片背面抹了抹——“弟安”两个字慢慢显出来，是米汤写的。
张敬之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不是因为弟弟平安，是因为他知道，对方是军统的人。能用上米汤密写，肯定是军统。他们没直接抓他，也没威胁他，只是递了张照片，说了几句同乡的话，这是给了他面子，也给了他条路。
第三天下午五点，河南北路的糖炒栗子摊子旁，令狐靖远已经在茶馆里坐了半个小时。他换了件深蓝色棉袍，戴着顶毡帽，帽檐压得低，像个在租界里做小生意的商人。桌子上放着本《三国演义》，翻到“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那一页——这是他跟周伟龙约的信号，要是张敬之来了，周伟龙就派人在窗外晃一下《三国演义》。
“先生，您的茶。”伙计端着茶壶过来，给令狐靖远续水。这伙计是老陆派来的，左眼下面有颗痣，是青帮的记号。他放下茶壶时，低声说了句：“来了。”
令狐靖远没抬头，翻了一页书。眼角的余光里，一个穿藏青色棉袍的男人走进来，左嘴角有颗痣，正是张敬之。他手里还提着那个蓝布包，脚步有点犹豫，在门口站了站，才往令狐靖远这边走。
“张先生？”令狐靖远抬起头，摘下毡帽，露出脸。他没笑，只是看着张敬之的眼睛。
张敬之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会是个这么年轻的人。他在令狐靖远对面坐下，声音有点紧：“你是……”
“令狐靖远。”令狐靖远没隐瞒，“军事委员会督察处的。”他从怀里掏出个小铜片，上面刻着“督察处”三个字，晃了一下又塞回去，“昨天让小吴找你的，是我的人。”
张敬之的手猛地攥紧了蓝布包，指节发白。他往四周看了看，茶馆里人不少，有穿长衫的商人，有带孩子的妇人，角落里还有两个穿短打的汉子在喝酒——是青帮的人，他认出来了，昨天在街口见过。
“令狐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张敬之的声音压得很低。
令狐靖远没直接回答，反而从怀里掏出那张临摹的照片，推到张敬之面前：“你弟弟张敬文，在第五战区第22军当班长，上个月在台儿庄重创了日军一个小队，立了三等功。这是师部刚寄来的照片，还没来得及洗，先画了一张。”
张敬之拿起照片，指尖在“勋章”上摸了摸——画得很像，连勋章上的纹路都清清楚楚。他的喉结动了动，没说话。
“你弟弟在前线流血，你在上海……”令狐靖远顿了顿，没说下去，但意思很明白。
张敬之的脸一下子红了，像被火烧着。他把照片往桌上一放，声音带着点急：“我没办法！日军把我娘抓走了，说我不去自治委员会做事，就杀了我娘！我……”
“我知道。”令狐靖远打断他，“老陆查过了，上个月日军确实去你家抓了你娘，关了三天，你才答应去的。”他从怀里掏出张纸，推过去，“这是你娘现在的情况，老陆派人把她接到法租界了，住在霞飞路的一个小院里，有医生看着，每天都能喝上鸡汤。”
张敬之拿起纸，手抖得厉害。纸上写着他娘的病情，连“晚上咳嗽得厉害，得垫两个枕头”都写得清清楚楚——是真的，军统真的把他娘接走了，还照顾得这么好。
“令狐先生……”他抬头看令狐靖远，眼睛红了。
“我不是来逼你。”令狐靖远看着他的眼睛，“我是来给你个机会。你弟弟在前线抗日，你也能在上海做些事。日军要在闸北设警戒区，是不是？设几个？什么时候开始？”
张敬之沉默了。他知道令狐靖远什么都清楚，只是在等他说。他想起娘现在安全了，想起弟弟在前线打仗，想起日军强征粮食时老百姓的哭喊声，心里那道坎，慢慢塌了。
“三个。”他低声说，“三个警戒区。闸北火车站一个，宝山路一个，还有……还有天通庵路一个。后天，十二月二十五号早上开始，日军会派兵把老百姓都赶走，反抗的就开枪。”
令狐靖远指尖在桌上划着，记下三个地名：“粮秣仓库呢？你管粮秣登记，肯定知道日军把抢来的粮食藏在哪儿了。”
张敬之咬了咬牙，像是下定了决心：“有三个仓库。一个在闸北火车站旁边的货场里，藏的是大米；一个在天通庵路的老面粉厂里，藏的是面粉；还有一个在……在北四川路的一个地下室里，藏的是罐头和饼干，是给日军军官吃的。”
令狐靖远心里一喜——这些情报太重要了！知道了仓库位置，就能想办法把粮食抢出来，或者烧了，断日军的粮。
“还有。”张敬之又说，“自治委员会里有个日本人，叫小林，是特高课的，专门盯我们这些职员。他每天都要查粮秣登记册，要是发现少了东西，肯定会查。”
“我知道了。”令狐靖远点头，“你不用动，照常上班。我们会派人去处理仓库的事，不会牵连你。”他从怀里掏出个小瓷瓶，推给张敬之，“这里面是密写药水，用米汤写，碘酒能显影。要是有重要消息，就写在《申报》的广告栏里，寄到法租界霞飞路78号，收信人写‘李先生’，那是我们的人。”
张敬之拿起瓷瓶，攥在手里。瓶身很凉，却让他心里踏实了不少。“令狐先生，我……我能帮的就这些了。要是被日军发现了，我……”
“不会让你出事的。”令狐靖远打断他，“你娘在法租界，我们会保护好她。你要是觉得危险，随时可以撤出来，我们给你换个身份，送你去武汉，跟你弟弟团聚。”
张敬之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谢谢令狐先生。”
“别谢我。”令狐靖远站起身，“谢你自己还有良心。”他戴上毡帽，“我先走了。你慢慢喝茶，没人会打扰你。”
令狐靖远没走正门，从后门出去了。后门是条窄巷，周伟龙正靠在墙上抽烟，看见他出来，赶紧掐了烟：“成了？”
“成了。”令狐靖远点头，把记着地名的纸递给他，“三个警戒区，三个粮秣仓库，都记下来了。你赶紧让老陆派人去查这几个地方的岗哨，明天晚上动手，先烧面粉厂的仓库，那里离日军岗哨远，好撤。”
“好！”周伟龙接过纸，往怀里一塞，“我这就去。对了，张敬之怎么办？就让他在自治委员会待着？”
“让他待着。”令狐靖远说，“他还有用。小林是特高课的，让他盯着小林的动向，说不定能摸出更多日特的消息。”
周伟龙点头：“我知道了。我会让小吴再跟他联系，告诉他怎么用密写药水。”
两人往巷口走，雪还在下，落在肩膀上，很快积了薄薄一层。“对了，”令狐靖远突然停下脚步，“把闸北的两个情报点赶紧转移，就转移到公共租界的静安寺路，找两个铺面，一个开杂货铺，一个开修鞋铺，不容易被怀疑。”
“我已经让人去办了。”周伟龙说，“老陆在静安寺路有个亲戚，有两间空房，正好能用。”他顿了顿，又问，“那……要不要留个诱饵？”
令狐靖远想了想：“留一个。就设在宝山路的那个死信箱，用半枚铜钱当标记的那个。别放真情报，放些假的，就说‘粮秣仓库在江湾路’，让日军去搜。”
“好主意！”周伟龙笑了，“让他们白跑一趟，还能让张敬之在小林面前更安全——小林要是发现假情报，只会觉得军统的情报不准，不会怀疑到张敬之头上。”
两人走出巷子，往法租界的方向走。雪越下越大，把脚印很快盖住了。令狐靖远回头看了眼茶馆的方向，张敬之还没出来，大概还在喝茶。他知道，从今天起，张敬之不再是“伪职员”，是他们的人了。
第二天晚上，天阴得厉害，没月亮，也没星星。闸北天通庵路的老面粉厂外，黑沉沉的像个怪兽。周伟龙带着五个行动员，都穿着黑棉袄，脸上抹了灰，正趴在墙根下——墙是砖的，年久失修，有好几处裂缝。
“岗哨在那边。”一个行动员低声说，往面粉厂门口指了指。门口有两个日军，正缩着脖子烤火，离仓库还有几十米远。
“老规矩，我去开门，你们进去放火。”周伟龙从怀里掏出把撬棍，“动作快点，烧起来就撤，别恋战。”
行动员们点点头，从怀里掏出煤油瓶和火柴——煤油是从青帮的煤铺弄来的，纯度高，一点就着。
周伟龙猫着腰，往面粉厂的侧门挪。侧门是木头的，锁是旧的，他用撬棍一撬就开了，“咔哒”一声，在夜里格外响。
“谁？”门口的日军喊了一声，端起枪往这边看。
“别管他，赶紧进！”周伟龙推开门，冲行动员们挥手。
行动员们冲进仓库，往面粉袋上泼煤油。煤油味一下子散开了，呛得人咳嗽。一个行动员划着火柴，往地上一扔——“呼”的一声，火苗一下子窜了起来，很快就烧到了面粉袋上。
“着火了！”门口的日军喊了起来，端着枪往仓库跑。
“撤！”周伟龙喊了一声，带头往侧门跑。行动员们跟在后面，刚跑出侧门，就听见仓库里“轰隆”一声——面粉遇火爆炸了，火光冲天，把半边天都照亮了。
“快跑！”周伟龙喊着，带着行动员们往巷子里钻。巷子里黑，他们熟门熟路，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
日军的枪声在后面响了起来，子弹打在墙上，“砰砰”直响，却没伤到任何人。
第二天一早，令狐靖远在申报馆地下室的安全屋里看报纸——报纸上登了面粉厂失火的消息，说是“意外失火”，没提爆炸的事。他笑了笑，知道是老陆让人跟报馆打了招呼，把事情压下去了。
“先生，张敬之送消息来了。”小吴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张《申报》，广告栏里有个“寻人启事”，写着“寻李三，男，三十岁，穿蓝布衫，见此启事速回”——这是用密写药水写的，令狐靖远用碘酒抹了抹，上面显出几行字：“小林怀疑仓库失火是军统干的，正查自治委员会的职员，让我盯紧粮秣登记册。”
“知道了。”令狐靖远把报纸烧了，灰烬扔进痰盂里，“让张敬之别慌，照常上班，就说‘没发现异常’。小林要是逼问，就让他往中统身上推，说中统最近在闸北活动频繁。”
“好！”小吴点头，转身要走。
“等等。”令狐靖远叫住他，“把这个给张敬之送去。”他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里面是两块银元，“让他给娘买点营养品。就说是他弟弟托人带的。”
小吴接过布包，揣进怀里：“我知道了，先生。”
小吴走后，周伟龙从外面进来，脸上带着笑：“面粉厂烧得真干净！老陆派人去看过了，至少烧了十万斤面粉，日军气得把看守仓库的小队长都给毙了！”
令狐靖远点点头，没说话。他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外面的雪停了，太阳出来了，照在雪地上，亮得晃眼。他知道，这只是开始。有了张敬之这个内应，闸北的情报网就能慢慢活过来，以后能做的事，还有很多。
“对了，”周伟龙走到他身边，“警戒区的事，我已经让老陆通知闸北的老百姓了，让他们赶紧往租界撤。估计这两天就能撤得差不多了。”
“好。”令狐靖远说，“让老陆多派点人，帮着老弱病残搬东西。日军要是拦着，就说是‘租界的慈善机构派来的’，别跟他们硬拼。”
“我知道了。”周伟龙点头，“老陆已经跟租界的巡捕房打过招呼了，只要老百姓进了租界，日军就不敢追。”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都看着窗外的太阳。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却也带着点暖。“令狐，”周伟龙突然开口，“你说……等打赢了仗，咱们能过上安稳日子吗？”
令狐靖远笑了笑：“肯定能。到时候，张敬之能跟他弟弟团聚，小吴能回盐城种地，老陆能开个正经的铺子，不用再打打杀杀。”他顿了顿，又说，“咱们也能回黄埔看看，跟教官喝杯酒，说说咱们这些年干的事。”
周伟龙也笑了：“好！到时候我请客，在南京最好的酒楼，请你喝茅台！”
“一言为定。”令狐靖远伸出手。
“一言为定。”周伟龙握住他的手。两只手都很粗糙，布满了茧子，却握得很紧。
窗外的雪开始化了，顺着屋檐往下淌，滴滴答答的，像在倒计时。令狐靖远知道，闸北的警戒区明天就要设了，日军肯定会发疯似的搜查，接下来的日子不会轻松。但他不怕——有张敬之这样的人在，有周伟龙这样的兄弟在，有老陆和青帮的人在，就算前路再难，他们也能走下去。
他转身从帆布包里拿出张地图，是上海的城区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三个粮秣仓库的位置——除了已经烧了的面粉厂，还有火车站的大米和北四川路的罐头。“下一个，”他指着火车站的位置，“就烧这个。”
周伟龙凑过来看，眼睛亮了：“好！我这就去查岗哨！”
周伟龙匆匆走了，地下室里只剩下令狐靖远一个人。他看着地图，指尖在“北四川路”的位置顿了顿——那里离日军的司令部近，不好动手，但里面的罐头和饼干是给军官吃的，要是能炸了，肯定能让日军心疼死。
他拿起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个圈。雪化了，春天就不远了。等春天来了，他们就能干更大的事了。
窗外的阳光越发明媚，照在地图上，把“上海”两个字照得暖暖的。令狐靖远知道，只要还有人愿意站出来，还有人心里装着家国，这仗就一定能打赢，这日子就一定能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