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舍内，油灯昏黄而温暖的光晕笼罩着相对而坐的师生二人。空气中弥漫着粗茶的清香与旧书卷特有的墨香，混合着窗外飘入的泥土与草木气息，营造出一种远离庙堂喧嚣、纯粹而安宁的氛围。然而，这份温馨的“昔日师生情”氛围，并未让年轻的皇帝扶苏沉溺其中，忘却此行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目的。作为一位勤于政事、且内心深处怀有强烈责任感的君主，他的内心积攒了太多在实际治理庞大帝国的过程中遇到的、难以在朝堂之上与那些或心怀鬼胎、或固守成见、或明哲保身的群臣深入探讨的困惑与挣扎。而眼前这位经验无比丰富、智慧深邃如海、且已彻底脱离权力漩涡、无任何利益牵绊的“仲父”李斯，无疑是他倾诉内心疑虑、寻求真知灼见的最佳对象。
于是，在跳动的灯火映照下，扶苏轻轻放下茶杯，神色变得庄重而诚恳，终于开始了此行真正的核心——“帝请教治国之惑”。
他的第一个困惑，直指帝国庞大官僚机器运转的核心矛盾，关乎中央集权与地方效能、律令威严与官吏活力的艰难平衡。他微微前倾身体，坦诚地诉说着亲政以来的切身感受，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与寻求突破的渴望：
“仲父，朕自登基以来，夙兴夜寐，不敢有丝毫懈怠，一心推行您与先帝奠定的仁政之基，宽省刑狱，轻徭薄赋，力求与民休息。朝中诸公，如蒙毅、冯劫等，亦多为忠心体国、才干出众之士，朕心甚慰。然……有时朕深觉无奈，许多深思熟虑、旨在利国惠民的良法美意，自中枢颁布，诏书煌煌，一旦传至各郡县，其效往往大打折扣，犹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或因地方官吏理解偏差、执行不力，阳奉阴违；或因各地情势千差万别，难以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以致良法在某些地方反而成为扰民之政。”
他顿了顿，眉头微蹙，继续道出更深层的两难：“朕若为此加强督察，效仿先帝早年，设绣衣直指，严惩渎职懈怠之吏，又恐……重蹈先帝晚年吏治过于严苛之覆辙。使得百官终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唯恐因小过获罪，遇事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层层推诿，失了主动任事之心。这‘宽’与‘严’之间，‘放权’与‘收权’之度，究竟该如何把握，方能恰到好处？如何既能确保朝廷威令畅通无阻，政令如臂使指，又不至扼杀地方官吏的活力与创造性，使他们敢于因地制宜，勇于任事？”
这个问题，可谓切中帝国治理的肯綮，道出了所有有志于有所作为的君主都会面临的核心难题。李斯静静地听着，浑浊却依旧锐利的眼眸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布满老年斑的手指无意识地在粗糙的柏木案几上轻轻划动，仿佛在勾勒无形的帝国版图。他并未急于给出一个现成的、具体的答案，而是如同一位引导弟子思考的导师，缓缓开口，将问题引向更深的层面：
“陛下此问，可谓切中帝国万千机枢之要害。昔年商君变法，立木取信，其核心在于‘法令必行’，树立朝廷绝对权威。然，法令之行，除其本身需公正严明、顺应时势外，亦需深切考量‘执行之人’的能力、品性与处境，以及‘施行之地’的千差万别。如同高明治病的良医，需先望闻问切，查明病根，是律令本身不合时宜，脱离实际？是执行官吏能力不济，无法领会朝廷深意？是其私心作祟，阳奉阴违？还是各地民情、地理、经济差异巨大，难以一概而论？需辨明症结所在，方能对症下药，而非一味加重药剂。”
他话锋微转，触及平衡之道：“至于宽严之度，收放之衡，本非一成不变之死法。老臣以为，或可在明晰的律令框架之内，予地方确有才干、忠心可靠的能吏一定‘便宜行事’之权，责其以最终治理之‘实效’为导向，而非刻板遵循条文。同时，强化监察体系，其目的不应仅仅是寻弊惩处，更重在‘纠偏导正’，考察地方官吏是否真正领会朝廷政令之‘本意’与‘精神’，是否做到‘因地制宜’，将好事办好。核心关键在于，需使天下百官明晓，陛下所求者，非是刻板遵循字句，乃是‘为国为民’之最终实效。此导向一旦深入人心，则宽严之尺度，收放之分寸，各级官吏自会在此原则下，用心揣摩，谨慎把握。”
扶苏凝神静听，手指轻轻敲击着膝盖，眼中闪过明悟之色，缓缓点头：“仲父之意，朕明白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拿捏，存乎一心。关键在于建立清晰的规则和明确的导向，而非事无巨细的干预。是朕有时过于心急了。”
接着，扶苏又提出了第二个让他隐隐忧虑的问题，关乎人才选用与朝堂之上初现端倪的党争苗头。“科举与荐举并行之制，确为良法，使更多寒门才俊得以脱颖而出，为国效力。然，朕近来察觉，朝堂之上，渐有以地域同乡、师承门第、或政见相近而隐隐聚合，相互呼应之迹象。虽目下尚未成气候，彼此攻讦亦不显，然朕心深处，实感忧虑。历朝历代，党争之祸，足以败坏朝纲，倾覆社稷。若放任不管，恐尾大不掉；若强行压制，一概斥为结党，又恐堵塞言路，寒了天下士人之心，使忠贞之士亦不敢相交。仲父当年位居中枢，历经风雨，是如何看待与处置此类苗头的？”
李斯闻言，沉吟片刻，目光变得深邃，仿佛穿越时光，回到了当年波澜云诡的咸阳宫。他缓缓道：“陛下所虑，实乃明察秋毫之见。有人的地方，便有见解之分歧，有利害之关联，此为人之常情，亦为政之常态。结党之苗头，堵不如疏，禁不如导。陛下可于制度设计上多下功夫，有意打破可能形成固定利益群体的格局。例如，官员迁转调任，避免其长期盘踞一地一司，形成根深蒂固之势力网络；朝廷重要职位之选任，需注意平衡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之贤才，使朝堂声音多元；鼓励臣工直言极谏，但需立下规矩，所言必须基于事实与国事，严禁捕风捉影、朋党攻讦。然，最重要者，仍在于陛下自身。需保持超然之姿，明察秋毫，不偏听偏信任何一派之言，始终以‘国事之最终成效’论官员之功过优劣，而非以其出身籍贯或依附之派系。如此，则投机钻营、意图结党营私者，见无利可图，其势自消；而真正心怀天下、凭本事立身的正直之士，自有公平晋身之阶梯。”
最后，扶苏谈及了一个更为深远、也更为个人化的问题，关乎帝国未来的根本——继承人的培养。他的长子渐渐长大，天资聪颖，但如何教育培养，才能使其既能承继自己“与民休息、仁政爱民”的治国理念，又不失作为庞大帝国继承人所必需的果决、魄力与驾驭复杂局面的威严？他内心充满矛盾，担心若过于强调仁爱，会使太子性格仁弱，将来无法震慑朝堂、应对奸佞；又担心若过早让其接触权术冷酷的一面，会使其失却仁心，偏离仁政之本，重蹈严刑峻法的覆辙。
听到这个关乎国本的问题，李斯的目光变得格外深邃复杂，仿佛蕴藏着无尽的历史沧桑。他想起了始皇帝对扶苏的复杂情感与培养方式，想起了扶苏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与成长，也想起了历史上无数关于储君教育的经验与教训。他沉默良久，才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充满力量：
“陛下所问，乃系社稷千秋之根本，陛下能如此慎重，实乃天下臣民之福。储君之教，首重其‘德’，仁爱之心不可无，此乃凝聚天下民心、奠定国祚长久之基石。然，亦需使其明晓世间之复杂，人心之幽微，权力运作之真实逻辑。不可令其长于深宫妇人之手，只读圣贤之书。可令其适时接触实务，了解民间之疾苦，知晓稼穑之艰难；可让其参与朝议，听群臣辩论，知晓权衡利弊、决断国事之艰难与责任。为人君者，非仅需仁心，更需洞察世事的智慧、临机决断的勇气与驾驭群臣的腕力。陛下平素可多与太子交流治国之感想，成败之体会，使其理解‘仁’并非懦弱，‘术’亦非邪恶，‘道’与‘权’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关键在于，培养其独立思考和判断之能力，以及那份对江山社稷、对天下苍生沉甸甸的‘责任感’。唯有内具仁德，外通权变，心存敬畏，肩担万民，方为守成令主之道。”
李斯的解答，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方案或权术技巧，而是高屋建瓴地提供思考的方向、把握的原则以及需要警惕的陷阱。他巧妙地将自己数十年的宦海沉浮、对人性洞察的经验与对历史兴衰的观察，融入对这些根本性困惑的深刻剖析之中，引导扶苏自己去思考、去权衡、去寻找到最适合当下大秦帝国时局与未来发展的答案。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传递，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
这一番深入的“请教”与“解惑”，持续了很长时间。油灯里的灯油添了一次又一次，窗外的天色由漆黑逐渐转为深蓝，又透出熹微的晨光。扶苏将自己内心深处的疑虑与挣扎一一袒露，而李斯则以其超然的智慧、丰富的经验和长者的慈爱，为他拨开重重迷雾，指明思考的路径与原则。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君臣问答，更像是一次跨越身份与年龄的思想碰撞与治国智慧的传承。当扶苏最终带着满心的感慨、豁然开朗的明悟以及沉甸甸的收获，在黎明时分离开这座乡间茅舍时，他感到自己不仅解决了一些具体的施政困惑，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种面对未来更为复杂局面的底气、智慧与沉静的力量。而李斯，目送着这位自己曾倾注心血教导、如今已能担起天下重任的学生的背影，在晨光中缓缓闭上双眼，嘴角泛起一丝难以察觉的、满足而平和的微笑。在这倾囊相授中，他为自己一生的政治智慧与对帝国的期许，画上了一个平静而圆满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