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学识的日益精深，李媗已不再满足于往日那些灵光片羽式的零散短文与札记。她的胸中仿佛汇聚了一条奔涌的江河，那些经年累月的思考与研究心得，亟待一个系统而宏大的载体来容纳。于是，一个念头在她心中愈发清晰、坚定——“着书立说”。她要将自己对百家思想的融会贯通与独到见解，悉数镌刻于竹简之上，使之不再仅仅是书斋里的私语，而能成为传世之论。
这个念头一旦生根，便迅速茁壮成长。李媗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耕耘。她的书房里，灯烛常常亮至深夜。几案上，一卷卷典籍被反复翻阅，边角已显磨损；一旁堆积的草稿竹简，写满了又削去，削去了又重写，地上常覆着一层薄薄的竹屑。她不仅要梳理自己庞杂的思绪，更要以最精炼、最有力的文字将其表达出来，务求字字珠玑。数载寒暑，呕心沥血，一部名为《融通策论》的作品终于得以问世。这部作品的流传，使得李媗的“名声”愈发“显赫”，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超越了咸阳的文人圈，引起了朝野上下更为广泛的关注。
《融通策论》并非一部卷帙浩繁的巨着，但其构思精巧，内容精炼，思想独特。全书共分十篇，每篇聚焦一个关乎国本的核心议题，分别是“法与礼”、“刑与德”、“农与战”、“王与霸”、“古与今”、“变与常”、“利与义”、“君与臣”、“华与夷”、“天与人”。李媗在书中并未简单地推崇或贬低某一家学说，而是试图站在一个超越学派纷争的更高视角，冷静地剖析各家学说的优长与局限，并深入探讨它们在一个庞大的一统帝国内如何相互补充、协调运用，以期达到长治久安。
例如，在“法与礼”篇中，她以极具感染力的笔触写道：“法者，国之筋骨，无法则国不立，令不行，如舟之无舵，不知所之。礼者，国之气血，无礼则民无耻，俗败坏，如身之无血，枯槁难行。筋骨强健，气血充盈，则躯体康泰，国家亦然。故明君治国，当外示之以法之威严，内养之以礼之教化。法以禁奸止暴，礼以导善劝德，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济相成，不可偏废。” 她巧妙地将法家的“法”与儒家的“礼”比喻为支撑国家的“筋骨”与滋养国家的“气血”，这一形象而深刻的论述，不仅清晰地阐明了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也与李斯乃至皇帝当前推行的、实质上“外法内儒”（或者说以法为体，融合儒道）的治国思路不谋而合，且使其更具理论系统性与说服力。
在“王与霸”篇中，她则以史家的眼光，精辟分析了儒家推崇的“王道”与法家强调的“霸道”。她认为：“王道务虚，以德服人，旨在长治；霸道务实，以力慑人，功在速成。然纯任王道，则迂阔难行，易生懈怠；纯任霸道，则刻薄寡恩，终失民心。昔者齐桓、晋文，内修政理（王道），外尊王室（霸道），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今我大秦，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扫平六合，此乃霸道之极盛也，功盖千秋；然欲基业稳固，传之万世，则需参之以王道，省刑薄赋，宽以待民，施仁政以收天下之心，方为磐石之安。” 这种论述，既充分肯定了秦依靠“霸道”统一天下的历史必然性与巨大功绩，又为其未来的长治久安指出了“王道”的补充方向，显得既客观公允，又富有前瞻性与建设性，显示出作者不凡的政治智慧。
李媗的文笔清丽中透着力度，流畅而不失深邃，她尤其善于运用贴切的比喻和典故，将精微的义理融入生动的叙述之中，使得原本可能枯燥艰涩的政论文章变得引人入胜、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她的立场超然而中立，虽为女子，且是权势赫赫的丞相之女，但书中并无丝毫依傍家门或偏袒某一学派的激进之语，通篇弥漫着一种冷静剖析的理性精神和着眼于全局的建设性态度，这使她的着作在众多言论中显得格外独特，也更具说服力。
《融通策论》一经流传，立刻在知识阶层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文人士子争相传抄、阅读、品评，无不为其中新颖独到的观点和深刻透彻的洞察力所折服。一些儒家学者欣赏其对“王道”、“礼教”价值的肯定；一些法家出身的吏员也认同其对“法治”根基地位的坚持；甚至一些道家、阴阳家的学者，也能从书中对“天与人”、“变与常”的论述中找到共鸣。虽然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守旧迂腐之人抨击其“非男非女，淆乱百家，不守家法”，但更多的还是如潮的赞誉之声，“李门才女”之名不胫而走，享誉四方。
这部书的影响力，最终触及了帝国的权力巅峰。它被呈送进了宫廷，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始皇帝在政务闲暇时翻阅了此书，对其中的许多见解，尤其是关于调和严法与东方各地民情的建议，深表赞同。他曾特意召见李斯，手持书卷感叹道：“仲父，令媛之才，识见超卓，恐不让须眉。此书所言，于治国理政，颇多切中肯綮之论，甚有裨益。” 皇帝甚至将书中一些具体观点抽出，私下里与李斯进行过深入探讨，询问其实施的可行性。这无疑是对李媗学术成就的最高认可，也意味着她的思想已开始间接地影响帝国的顶层决策。
李斯看着女儿凭借真才实学赢得如此显赫的名声，心中可谓感慨万千。他一生致力于权力角逐和实务操持，虽然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但在学术思想的原创性建构上，他更多的是作为法家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和有力辩护者。而他的女儿，却走上了一条与他截然不同的、更为纯粹的思想探索之路，并且取得了连他这个父亲都未曾企及的、一种超越功利层面的学术声誉。这让他感到一种复杂而别样的自豪，其中或许还夹杂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慰藉。李媗的“着书立说名声显”，不仅为她个人赢得了超越性别和出身的巨大尊重，也为以权势着称的李氏家族增添了深厚而高雅的文化底蕴，使其门楣不再仅仅是权贵的象征，更有了思想的光华。在这个由李斯亲自参与主导的、强调“以吏为师”、思想统一的时代里，李媗和她的《融通策论》，如同从坚硬石缝中顽强长出的一株奇卉，以其独特的姿态与不可掩抑的生命力，昭示着思想融合与个人独立思考的珍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