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的尊崇备至与虚心咨询，加上李斯的恪守臣节与尽心辅佐，共同谱写了一曲在大秦帝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君臣相得”的政治乐章。这段佳话，如同春日里和煦的风，迅速冲破了宫墙的束缚，不仅在咸阳的街头巷尾，更在帝国的四面八方广泛“传”扬开来，成为上至公卿、下至庶民都津津乐道的盛世美谈。
在咸阳乃至各郡县熙熙攘攘的酒肆茶馆中，这段佳话成了说书人最受欢迎的题材。他们以生动的口吻，将皇帝尊师重道、李斯鞠躬尽瘁的事迹，编织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有的细腻描绘皇帝如何在一个大雪纷飞、万籁俱寂的深夜，不顾严寒，轻车简从亲临丞相府，探望染病的李斯，甚至亲自过问药饵，其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有的绘声绘色地讲述李斯如何在接到皇帝咨询国事的诏令后，于烛火下彻夜不眠，引经据典，剖析利害，将数卷奏章写得条理分明、字字珠玑；更有的极力渲染君臣二人在繁花似锦的御花园中并肩散步，时而谈笑风生，时而凝神静听，共商国是的和谐画面。这些故事虽不免有艺术加工的成份，但其核心精神——君王仁德念旧、臣子忠贞不二——却如同暖流，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听者的心。寻常百姓乐于听闻这样的故事，因为这让他们感到，统治这片广袤帝国的是一位仁厚明智的君主和一位德高望重的贤臣，这远比那些充斥着宫廷倾轧、君臣猜忌的传闻更让人感到安心与充满希望。
在帝国各地的官学与私塾中，博士和教师们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活生生的典范。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将这段“君臣相得”的佳话，作为教导学子们的生动教材。讲授《论语》时，他们以此为例，阐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深刻内涵；探讨法家典籍时，又用其印证“君臣同心，其利断金”的巨大效能。他们谆谆告诫那些目光热切的年轻学子：为君者，当如当今陛下，善于识人、用人、尊重贤能；为臣者，当如李丞相，尽忠职守，功成不居。这为帝国未来的栋梁们树立了一个近乎理想化的君臣关系楷模，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他们未来的为官之道与政治伦理。
甚至在戒备森严、以功勋为重的军队中，这段佳话也产生了微妙而积极的影响。戍边的将领和军中的士卒们看到，皇帝对李斯这位文臣之首表现出如此崇高的敬意，他们由此感受到朝廷重视人才、赏罚分明的清明氛围，自身的忠诚度与归属感也随之增强。他们更加确信，只要恪尽职守，忠于王事，无论是在疆场浴血奋战，还是在朝堂运筹帷幄，都能获得应有的尊荣与地位，正如大将军蒙恬镇守北疆深受倚重，丞相李斯辅佐朝政极享尊荣一样。这种认知，极大地稳定了军心，激励着将士用命。
这段佳话的广泛传播，犹如一场精心策划的无形庆典，极大地提升了皇帝和李斯的个人声望，同时也增强了整个帝国的向心力。它成功地向天下人展示了一个团结、稳定、充满希望的朝廷形象，有效地消弭了因皇帝亲政、权力更迭而可能产生的种种疑虑与不安。许多原本对中央政权持观望态度的地方豪强与六国遗族，也因此佳话所展现出的朝廷稳固与君臣和谐，而更加坚定了归附中央的决心。
而对于身处这佳话中心的两位主角——皇帝和李斯而言，外界的传扬与赞誉，他们自然也时有耳闻。皇帝对此乐见其成，甚至暗自欣喜。这完美符合他塑造自身“圣明君主”形象的政治需要，极大地巩固了他的统治合法性。他有时甚至会刻意制造一些“尊崇仲父”的场面，例如在公开场合对李斯执弟子礼，或将一些本可自行决断的事务特意咨询李斯，以强化和延续这一佳话的政治效果。
与之相比，李斯的心境则要复杂、谨慎得多。他深谙“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天道，明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荣耀的顶峰往往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因此，他非但未有丝毫得意，反而更加如履薄冰。他更加严格地约束家族子弟和门生故吏，告诫他们绝不可倚仗自己的声望横行乡里、胡作非为。在朝堂之上，他也越发谦冲自抑，将决策的功劳尽归于上，将表现的机会多让于同僚。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段“君臣相得”的佳话之所以能够成立并流传，其根本前提在于自己已经坦然交出了实质性的权力，并且始终如一地、准确地摆正了作为人臣的位置。他深知，任何一丝一毫的骄矜之色，或任何一点看似微小的权力逾越，都可能在这完美的画卷上撕开裂痕，使流传天下的佳话瞬间转变为招致灭顶之灾的祸端。
因此，这段在帝国上下广为传颂的“君臣相得”佳话，其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实则是两位顶尖政治家基于深刻的理性判断与共同的政治利益，所达成的一种精妙而脆弱的默契与平衡。它其中既包含了多年共事所产生的一定真实的情感成分，但更是双方高超政治智慧与自制力的结晶。它如同一剂高效的润滑剂，使得皇帝亲政后的国家权力运行更加平稳顺畅；它也如同一面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旗帜，凝聚起帝国各方的人心。在这段佳话的烘托与映衬下，年轻皇帝的统治显得更加天命所归、稳固如山；而李斯的晚年，在经历了早年的峥嵘与中年的显赫后，也似乎注定将在这份极致的尊荣与如履薄冰的平稳中安然度过。这无疑是大秦帝国之幸，也是李斯这位成功扭转了自身车裂悲剧命运的穿越者，所能迎来的最为理想和圆满的结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