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自督导编撰启蒙典籍的过程中，李斯展现出一位杰出政治思想家的深谋远虑。他并未将法家学说中那些尖锐、冷峻的理论——诸如“人性本恶”的论断与“严刑峻法”的主张——直接灌输给蒙昧初开的幼童。深谙人性与教化之道的李斯清醒地意识到，过于直白和强硬的思想内容极易引发本能的抵触，反不利于长远的思想塑造。因此，他采取了一种更为高明、更具策略性的方法：即“融法、儒、道之精华”，将法家的核心政治理念，巧妙地包裹在儒家、道家等更易被社会接受和认同的话语体系之内，从而构建出一套表面温和、内里却坚不可摧的官方意识形态混合体。这种融合绝非简单的杂糅拼贴，而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改造与嫁接，其根本目的在于“化他为我用”，服务于巩固秦帝国统治的终极目标。
对儒家思想的融合与改造，是李斯此番文化工程的重中之重。他敏锐地捕捉到儒家体系中那些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且具备广泛道德感召力的概念，将其从原有的思想脉络中剥离出来，并注入法家的内核，使其焕发出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新生命力。
“忠”与“孝”的改造与对接：儒家原本的“忠孝”观念蕴含着一定的双向责任和宗法色彩，如“君仁则臣忠，父慈则子孝”。李斯则着力将其推向绝对化与政治化。在启蒙典籍中，他极力宣扬“忠君”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并将其塑造为“孝”的最终极体现。通过诸如“陛下乃天下之父，忠于陛下，即孝于天下！”之类的表述，成功地将基于血缘家族的“孝道”无缝对接到政治层面的“忠君”之上，为皇权专制提供了深厚的情感与道德基石。与此同时，原有观念中“君仁”的前提被有意淡化甚至消解，转而强调“臣忠”的无条件性与绝对性，使伦理义务变为单向的政治服从。
“礼”的利用与功能转换：对于儒家所重视的繁复礼仪，李斯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对其进行简化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他不再强调“礼”在维系西周宗法分封制度中的旧有功能，转而突出其“明尊卑、辨上下、定秩序”的现实政治作用。启蒙读物中会教导孩童基本的礼仪规范，如如何向长官、父母行礼，但其目的被解释为“守礼即是守法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维护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从而最终服务于中央集权的统治架构。礼制于是成为了法治的辅助与外在表现。
“仁政”的重新诠释与工具化：儒家所倡导的“仁政”，通常指向君主内化的道德追求与对百姓的仁爱。在李斯的笔下，“仁政”被重新诠释为一种英明统治者的高超统治策略。他会这样阐述：“陛下施仁政，轻徭薄赋，非因妇人之仁，实乃高瞻远瞩，欲使民富而后国强，此乃大仁大智也！”在此，“仁政”不再是道德目的本身，而是变成了实现富国强兵、巩固帝国统治的手段，其最终评判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强大和秩序的稳定，而非民众的福祉这一原初价值。
对道家思想的汲取与转化，李斯则侧重于利用其“无为而治”的抽象表象以及富含智慧的辩证思维。他深刻理解到，经历长期战乱和社会严苛管控后，百姓普遍渴望安定与休养生息。
“无为而治”的策略性运用：启蒙典籍中会借用道家“清静无为”的概念来描述理想的社会治理状态。但李斯对其进行了巧妙的法家式解读：统治者的“无为”并非真正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即不轻易干扰既定法律和制度的运行，不增加不必要的徭役赋税，让百姓在严密而既定的法网之内“自然”地从事生产和生活。这实际上是为当时推行的一些“休养生息”政策寻找到了高深的理论外衣，同时也暗示现行秦法合乎“天道”，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辩证法”作为论证武器：道家思想中诸如“祸福相依”、“柔弱胜刚强”等朴素辩证法，也被用来解释历史变迁和政治兴衰。例如，用来说明关东六国曾经的“强大”如何因其内在矛盾而最终导致灭亡，而秦国奉行的“法治”虽看似严苛，却能带来统一和秩序，从而论证法家基本路线的正确性与历史必然性。
而法家思想本身，则作为不可动摇的“体”与“核”，深藏在这些经过精心改造的儒、道外壳之下。启蒙典籍通篇贯穿的精神内核，依然是纯粹的法家理念：
“法”的至高无上性：虽然避免直接渲染严刑峻法的恐怖细节，但会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强调“守法”的极端重要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理念（限于刑罚层面）会被编成易于传诵的故事或格言加以传达，旨在从小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形象。
“耕战”立国思想的灌输：会通过歌颂农夫辛勤耕作和士兵英勇作战的贡献，潜移默化地向幼童灌输“重农抑商”、“奖励军功”的基本国策，强调农业与军事是国家强盛的根本。
“统一”与“集权”的终极论证：这一点是贯穿所有启蒙内容的红线。无论是道德教诲、历史叙述还是智慧寓言，其最终的指向，都是论证皇帝专制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培养对大一统帝国的认同感与忠诚度。
李斯恰如一位技艺最高超的厨师，将法、儒、道等多种思想食材，按照其独特的政治配方，精心烹制成一道看似温和滋补、实则药力强劲的“思想盛宴”。他的目的，是让帝国的下一代在津津有味地品尝这些“道德故事”与“智慧寓言”时，于不知不觉中将维护皇权、恪守法律、认同统一的观念，如同吸收养分一般，深深融入自身的血脉与灵魂深处。这种“融会贯通”的终极目标，在于塑造一代从思想根源上就彻底忠于大秦帝国体制的“新人”。其用心之深远，谋划之缜密，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教化史上，堪称旷古烁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