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辩的硝烟散去，咸阳宫大殿上的争执之声犹在耳畔，但李斯心头的危机感却愈发沉重，如铅云压城。周青臣等人虽然暂时缄口，朝堂之上似乎恢复了以皇帝意志为唯一准则的平静，但李斯敏锐地察觉到，那种根植于历史深处、弥漫于社会肌理的“分封”、“复古”思潮，并未因此消散，反而如同暗流，在帝国的根基下悄然涌动。李斯深知，皇帝的雷霆之威和秦军的锐士铁蹄可以征服广袤的土地，严密的秦律和郡县制可以规范臣民的行为，但要真正维系一个前所未有之庞大帝国的长久统一与稳定，必须实现思想上的认同与文化上的凝聚。否则，六国虽灭，其“心”未亡。于是，一个更为宏大也更为根本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酝酿成型——那就是超越“书同文、车同轨”的更深层次的“文化统一”。
这并非简单的“书同文”所能涵盖。始皇时期推行“书同文”，主要解决了信息传递和政令畅通的技术性障碍，是为文化统一奠定的必要物质基础，如同修筑了通往帝国各处的思想驰道。而李斯此刻所筹谋的，是驰道上应奔驰怎样的车驾，车驾应载负怎样的思想货物。他旨在构建一套以法家思想为绝对核心，批判性融合、改造部分有利于巩固统治的其他学派要素，能够为大秦帝国合法性提供坚实理论支撑，并最终为社会各阶层所内化接受的官方意识形态体系。这是一项为帝国铸造“灵魂”的工程。
他的筹谋，首先建立在极其冷静而深刻的现实分析之上。他清晰地看到了新生的帝国在文化思想领域面临的三大严峻挑战：
其一，是原六国地区，特别是齐、鲁、楚等地残留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复古”思潮最为顽固。这股思潮不仅缅怀周礼，其主张的“法先王”、“行分封”更与帝国全力推行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根本对立，成为旧贵族势力企图复辟的理论温床，对帝国体制的威胁最为直接。
其二，是战国以来蓬勃发展的百家学说（如道家崇尚自然无为、墨家主张兼爱非攻、阴阳家推演五行天命等）依然在士人阶层和民间广泛流传。这种思想的多元性与活跃性，虽曾是“稷下学宫”的盛景，但在大一统帝国下，却时常会与强调“以吏为师”、“法令由一统”的官方理念产生龃龉甚至冲突，不利于思想的集中统一，容易滋生异见。
其三，是数量最为庞大的底层百姓。他们大多目不识丁，对国家缺乏清晰的认知和认同，其朴素的观念和情感极易被地方豪强、巫觋方士乃至潜伏的六国遗孽所利用和煽动。如何将“秦人”的身份认同和“忠君守法”的观念植入黎庶之心，是维系稳定的根本。
针对这层层叠叠的挑战，李斯的“文化统一”方略包含了环环相扣的多个层面，构思缜密：
其一，是确立官方学说的绝对主导与排他性地位。法家思想，尤其是经过他李斯吸收韩非之学、结合秦国实践而融合、发展了的“新法家”思想，必须成为帝国唯一认可的、不容置疑的正统学说。这不仅意味着在朝堂议政时需彻底压制其他学派的政见，更意味着要在教育（以法家典籍为教材）、选官（通晓法令为重要标准）、舆论引导（控制言论渠道）等所有领域，树立和确保法家思想的至高权威。他要让天下人，特别是知识阶层明白，唯有钻研法家之术，恪守秦律之法，方能在这个崭新的帝国中立足、晋升，实现个人价值。
其二，是系统地构建一套服务于帝国统治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李斯打算从法家理论和其他学派中提炼、改造并大力宣扬一些关键概念。例如，“忠君”——强调忠于大秦皇帝一人，而非任何故国君主或地方势力，将君主与国家合一；“守法”——将秦律塑造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培养对法律的敬畏与遵从；“尚公”——鼓吹国家利益至上，反对一切结党营私、地方保护主义和儒家亲亲尊尊所带来的裙带关系；“重农”——肯定农业为立国之本，稳定社会基础，抑制浮奢末业。这些价值观需要被反复灌输，融入官吏的考绩、学童的诵读乃至乡里的规约，最终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
其三，是策略性地整合与改造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化敌为友。李斯并非鲁莽地要完全消灭百家学说，他深知那样既不现实，也可能引火烧身，激起更强烈的抵抗。他采取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的务实策略。例如，儒家强调的“忠孝”观念，可以加以剥离改造，削弱其“为父绝君”的宗法色彩，将“孝”引导并服务于对皇权、对国家的“大忠”；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可以在特定时期（如大战或大役之后）的休养生息政策中作为理论点缀，显示朝廷的宽仁；甚至墨家“尚同”的思想，也可以巧妙借用，来强调“上同于天子”、思想统一的极端重要性。他的目标，是将诸子百家中那些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社会秩序和伦理教化的内容，谨慎地吸纳、消化进以法家为体、为纲的官方意识形态框架之内，形成一个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思想体系，减少推行的阻力。
其四，是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与教化体系。李斯深刻认识到，思想的传播需要依赖强大的渠道和鲜活的载体。他计划充分利用国家机器所掌握的一切资源，包括在郡县普遍设立以传授法令、培养吏员为目标的官学；利用官府文告、石刻铭文（如泰山刻石）等形式公开颂扬帝国功绩、宣示统治合法性；甚至可能影响和引导民间流行的戏剧、歌谣等通俗文化形式，使其潜移默化地承载官方认可的价值观。他要让帝国的声音，如同阳光和空气，系统而持续地覆盖到疆域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从公卿大夫到黔首庶民的每一个阶层。
这项“文化统一”的工程，其复杂性、深刻性和艰巨性，远非修筑长城、开通驰道等浩大工程所能比拟。它触及的是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世代相承的信念和固有的思维模式，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精妙细致的操作和不容置疑的国家力量作为后盾。李斯深知其路途漫漫，障碍重重，但他更透彻地明白其无可替代的必要性。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认同问题，涤荡六国旧念，凝聚天下人心，那么无论军事上取得多少辉煌胜利，无论制度上如何进行精密完善，巍巍大秦帝国都可能因为内部的思想撕裂与文化离心力而顷刻分崩离析。他时常独自站在丞相府那幅巨大的帝国疆域图前，目光仿佛穿透了标示着山川郡县的羊皮图纸，看到了那无形却无处不在、纷繁复杂的思想疆域。他知道，征服这片疆域，将其整合重塑，铸就大秦万世之基业，将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具挑战性，也最可能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的功业。一场没有硝烟，却直指帝国灵魂深处的战争，即将由他，帝国的丞相李斯，亲手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