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殿中的那场法理交锋，虽未立刻分出高下，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秦王嬴政对韩非的才华和学说激赏不已，几乎每日都要召其入宫，探讨治国之道，询问帝王之术。韩非虽口不能畅言，但其精妙的笔谈和深邃的思想，深深吸引了嬴政。一时间，韩非在咸阳风头无两，甚至隐隐有压过李斯之势。
然而，这种表面的风光之下，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韩非毕竟是韩国使臣，他的首要使命是为韩国争取喘息之机。但嬴政与他谈论的，全是如何强化君权、驾驭臣下、兼并天下的霸道之术，对于延缓攻韩之事，始终避而不谈，甚至时常流露出对韩国乃至山东六国的蔑视与吞并之意。
韩非身处其间，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他既渴望自己的学说能被明主采纳，一展平生抱负；又无法割舍对故国韩地的情感，不忍见其覆灭。他试图在交谈中，委婉地插入为韩国求情的内容，但嬴政要么巧妙避开，要么直接以“天下大势”、“秦国利益”为由，将其驳回。
一次，嬴政甚至拿着韩非所着的《五蠹》篇，指着其中论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段落，对韩非笑道：“先生之论，深得寡人之心。山东六国，便是儒侠横行，贵族掣肘，故积弱不振。我大秦，正需以先生之法，涤荡乾坤，混一宇内！”
这话听在韩非耳中，无异于当面宣告韩国即将成为被“涤荡”的对象。他心中悲愤交加，却无法辩驳，因为秦国的强大，某种程度上正是实践了法家部分思想的结果，而他自己，正是这套理论的鼓吹者之一！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撕裂，故国情怀与学说认同的冲突，让韩非陷入了极度的精神煎熬之中。他开始称病，减少入宫的次数，将自己关在馆驿那狭小的房间里。
馆驿之外，依旧是求见者络绎不绝，但韩非一概谢绝。他需要独处，需要思考，需要将自己满腹的忧愤与思索，诉诸笔端。
灯光如豆，映照着他清癯而疲惫的面容。他铺开一卷卷空白的竹简，提起那支伴随他多年的毛笔，蘸满了浓墨。笔锋落下，不再是往日那种冷静剖析、逻辑严密的论述，而是带着一股沉郁顿挫的悲愤之气！
他开始撰写新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依旧阐述法家思想，但笔调中多了许多悲凉与无奈。他写忠臣不见用，写贤士遭谗害，写君主被蒙蔽，写国家之危亡……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他自身处境和韩国命运的投影。
在《难言》篇中，他借古讽今，慨叹进言之难：“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忠者不达，而贤者不用也……”这何尝不是对自己在秦国境遇的写照？秦王虽欣赏其才，却未必真心采纳其关于存韩的建议。
在《说难》篇中，他更是将游说君主的艰难与风险剖析得淋漓尽致，指出稍有不慎，便可能引来杀身之祸。这既是他学术的总结，也隐含着他此刻如履薄冰的心境。
他写得很快，很急，仿佛要将生命中最后的光和热，都倾注在这些竹简之上。墨迹淋漓，有时甚至因为情绪激动而略显潦草。他知道，自己在秦国的时间可能不多了。秦王对他的耐心是有限的，一旦彻底确认无法利用他来达到不战而屈韩国之兵的目的，或者觉得他的存在已经影响到秦国的战略，那么他的结局，可想而知。
他着书，既是为了留下自己的思想，也是为了排遣那无处诉说的悲愤。
李斯曾数次前往馆驿探病，但都被韩非以“静养”为由挡在了门外。李斯站在馆驿之外，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心中亦是复杂难言。他能猜到韩非此刻的心境，那是一种理想撞击现实后的幻灭与痛苦。作为同门，他心有戚戚；但作为秦国的廷尉，他又必须站在秦国的立场上。
他甚至能感受到，一股针对韩非的暗流正在咸阳涌动。一些反感韩非学说、或嫉妒其受秦王赏识的秦国官员，开始散布流言，说韩非身为韩臣，心向故国，其留在秦国，实为韩间，意图不利于秦。
这些流言，自然也传到了嬴政的耳中。
嬴政对韩非的欣赏是真的，但作为一位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他对韩非的忠诚度始终抱有疑虑。韩非的称病不出，以及那些隐隐包含着悲愤与不满的新作（虽然流传出来的不多），更是加深了他的这种疑虑。
韩非的处境，愈发危险了。他沉浸在自己的悲愤与着书之中，仿佛一只在暴风雨来临前，奋力吐丝结茧的春蚕，却不知那风雨，已然迫在眉睫。
灯光摇曳，将韩非伏案疾书的身影投在墙壁上，显得那么孤独，那么执拗。竹简在他手下不断堆积，那是他思想的结晶，也是他命运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