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午后，天京城（南京）上空乌云低垂，闷热无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死寂般的压抑。太平门附近，曾国荃和他的将领们屏息凝神，目光死死盯着前方那段巨大的城墙。脚下，地道里填塞的数万斤火药，引线已经点燃。
漫长的两年围困，无数次的穴地爆破与反爆破较量，终于到了最后时刻。地道是由湘军悍将李臣典、萧孚泗等督率士卒，冒着城上矢石和“瓮听”侦测的危险，一寸一寸挖成的。前一天，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率守军曾发现并破坏了几处，但这一条位于太平门东侧的关键地道，幸运地躲过了侦测。
“轰——！！！”
一声沉闷到令人心脏骤停的巨响，紧接着是地动山摇的震动！太平门东侧城墙，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手从内部撕开，砖石、泥土、木料混合着硝烟冲天而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翻滚的蘑菇云。一段长达二十余丈的城墙瞬间坍塌，露出一个血肉模糊的缺口。烟尘尚未散去，残砖碎瓦如雨点般落下。
“杀！！！” 等待已久的湘军“吉字营”精锐，发出野兽般的咆哮，从各处掩体后跃出，如黑色的潮水，涌向那道死亡的缺口。冲在最前面的，是李臣典、萧孚泗等亡命之徒。他们等待这一刻太久了，眼中闪烁着对功勋、财富和杀戮的渴望。
缺口处的争夺瞬间白热化。城墙上的太平军守军，尽管饥疲交加，但在最后时刻爆发出惊人的勇气，用砖石、刀矛、甚至是身体，堵在缺口处与湘军肉搏。血肉横飞，尸积如山。但湘军的兵力和气势占据了绝对优势，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很快便突破了缺口，杀入城内。
天京城，这座太平天国经营了十一年的“小天堂”，终于被撕开了口子。
浩劫开始了。
按照曾国荃事前的默许甚至纵容（尽管他事后在奏折中讳言），也遵循着湘军“以战养战”、补偿多年艰苦的潜规则，入城的湘军迅速从一支军队，化身为疯狂的抢劫与屠杀机器。
他们的目标明确：金银、妇女、复仇。
九帅（曾国荃）有令，破城之后“大索三日”（实际持续更久）。湘军士兵以营、哨为单位，冲向各座王府、官衙、富户宅邸，以及任何可能藏有财富的地方。忠王府、干王府、英王府……这些昔日金碧辉煌的宫殿，被砸开大门，无数奇珍异宝、金银器皿被洗劫一空。士兵们为争夺财物互相斗殴、火并，混乱不堪。
杀戮无处不在。无论是仍着黄衣红巾的太平军将士，还是惊恐无助的平民百姓（在湘军眼中，留长发、在“贼区”生活者皆可视同“贼属”），都成了刀下冤魂。秦淮河水被染成褐红色，街道上尸体枕藉，火焰在多处建筑燃起，浓烟遮天蔽日。哭喊声、求饶声、狂笑声、兵刃撞击声，交织成一首末日交响曲。
主要人物的结局，在这片混乱中尘埃落定：
· 洪秀全：在天京城破前约两个月（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这位太平天国的天王，在绝望和疾病（或服毒）中，于天王府内死去。尸体被秘密埋葬在天王府御林苑假山下。城破后，湘军掘出尸身，曾国藩验明正身后，下令戮尸焚灰，装入炮弹发射出去，以示“灰飞烟灭”。
· 李秀成：城破当夜，忠王李秀成保护着幼天王洪天贵福（洪秀全长子）突围。他将自己的好马让与幼主，自己骑一匹劣马，在混乱中与大队失散。六月十九日，在城郊方山被当地百姓认出并缚送湘军营中。曾国荃得知擒获“忠酋”，狂喜之余，恨其苦守天京、杀伤众多湘军兄弟，竟“短衣握锥，独身走出，遍刺以锥，血流如注”。后被曾国藩制止。李秀成在囚笼中写下数万言《自述》，详述太平天国始末及本人经历，其中虽有求生之念及对曾氏的恭维，但仍不失为重要史料。不久，曾国藩奉朝廷旨意，将李秀成在南京凌迟处死。
· 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李秀成等人掩护下短暂逃脱，流亡至江西，最终于同年十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湘系）部擒获，在南昌被凌迟处死。
曾国藩在安庆大营，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最焦虑的几天。
六月十六日深夜，第一批关于“城墙轰开缺口，我军已入城”的捷报，以六百里加急送到安庆。曾国藩阅后，没有狂喜，反而在日记中写下：“阅李少荃（李鸿章）咨，知苏军于十四日攻破嘉兴。忧灼无已。一则以金陵业已合围，而嘉兴先克，恐沪军（淮军）腾笑于我；一则虑金陵……或有他变，焦灼至极。” 他还在担心李鸿章抢功，担心弟弟那边出意外！
直到十八日、十九日，更详细、更确切的捷报陆续到来，尤其是得知九弟无恙，主要“贼首”或死或擒，曾国藩心头大石才算真正落地。他在日记中描述自己心情：“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
喜的是，历时十二载，耗尽心血，终成大功，曾氏家族荣宠将达到极点；惧的是，“功高震主”四字如利剑悬顶，朝廷将如何对待他这个手握重兵的汉人统帅？悲的是，想到这些年来战死的无数湘乡子弟、兄弟亲友（如曾国华战死三河）；欢的是，终于可以告慰君父，天下或可重归太平。
他立刻启程，前往金陵。一方面要亲自处理善后，稳定秩序（劫掠必须停止）；更重要的是，他要亲眼看看这座耗尽他半生精力的城市，也要亲自掌控对洪秀全、李秀成等人身后事的处置，尤其是李秀成那份可能涉及敏感内容的《自述》。
抵达金陵后，眼前的景象让这位见惯生死的老臣也感到震撼。断壁残垣，尸臭弥漫，繁华的六朝古都、十年的天国都城，几乎沦为废墟。他见到了憔悴但意气风发的曾国荃，兄弟相见，百感交集。曾国荃献上缴获的天王金印、玉玺等物。曾国藩严厉申饬了部队纪律，但劫掠已毕，杀戮已行，他也只能默然。
他仔细阅读了李秀成的《自述》，其中提到“天朝十误”，也隐有“招降”之意，更对曾国藩兄弟不乏溢美之词。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等人密议后，认为这份供词内容过于敏感，既涉及太平天国内部许多清廷未知的细节，其中对曾氏的恭维也可能引来朝廷猜忌（怀疑他们之间有私）。他决定将《自述》删改、节录后上呈朝廷，而将原稿秘密销毁。这一行为成为后世历史学家争议的焦点。
随后，曾国藩主持了盛大的“验明正身”仪式，将洪秀全尸骸挫骨扬灰，将李秀成等处决。他给朝廷上了那封着名的 《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 ，将大功归于“我皇上福威，将士苦战”，并详细列述曾国荃等功臣，同时主动提出湘军“久战疲乏，宜加休整”，并请示如何处置善后、如何裁减军队。
捷报传至北京，紫禁城一片欢腾。两宫皇太后、小皇帝、恭亲王无不欣喜若狂。十二年的心腹大患，终于平定！朝廷立刻颁布厚赏：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 其余湘军将领，各有封赏。
表面上看，曾氏兄弟达到了荣耀的顶峰，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然而，站在残破的天京城头，望着渐渐熄灭的烽烟和开始收敛尸骨的士兵，曾国藩心中没有多少喜悦。他清晰地听到了历史齿轮转动的声音——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今日幸成此大功，然得罪于天地，取疑于朝廷，将来归宿，毫无把握。”
金陵梦碎，碎的是洪杨王朝的帝王梦。而一场关乎曾国藩和整个湘军集团生死荣辱的、更加微妙复杂的政治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
客观评价
天京陷落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终结，也是曾国藩个人功业的巅峰，但这一事件本身及其后续处理，充满了复杂的历史光影。
1. 历史转折点的双重性：从清王朝角度看，这是“同治中兴”的开端，挽救了其覆灭的命运，延续了国祚。从中国近代史角度看，它消灭了一个试图建立新式神权政权的农民运动，但也使得清王朝失去了最后一次可能从内部进行彻底改革的机会，社会矛盾只是被暂时压制。曾国藩成了旧秩序的“修补匠”，而非新秩序的开拓者。
2. 胜利的阴暗面：屠城与劫掠：湘军在天京的暴行，是无法回避的历史污点。这种行为既有传统战争中“破城不封刀”的陋习，有对长期围困艰苦和巨大伤亡的野蛮报复，也有纵兵掠夺以维系军心、弥补欠饷的现实考虑。它暴露了湘军作为封建私属武装的野蛮性和曾国藩作为儒家士大夫在战争伦理上的局限性与矛盾性（他明知其恶，却未能或无力有效制止）。这使得其“卫道”形象大打折扣。
3. 政治操作的娴熟与隐忧：曾国藩对李秀成《自述》的删改销毁，是典型的政治风险管控。他深知这份文件可能成为政敌攻击他的把柄（如“勾结”嫌疑或自夸战功），必须加以“净化”。这展现了他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和对文字力量的深刻认知，但也留下了篡改历史的嫌疑，影响了后世对太平天国部分史实的还原。
4. “功成”之后的“危机”：天京克复，对曾国藩而言，最大的挑战立刻从军事转向政治。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功高震主”的危险。朝廷的厚赏背后，必然是更深的猜忌。如何化解这巨大的功勋带来的政治压力，如何安置庞大的、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的湘军，如何让自己和家族平安落地，成为他接下来必须解决的、比打仗更棘手的难题。
金陵的陷落，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用最残酷的方式，展示了传统王朝更迭和内战的血腥逻辑，也预示着在旧的平衡被打破后，新的权力格局和潜在危机正在孕育之中。曾国藩站在了这个新旧交替的门槛上，他的下一步，将决定他个人的最终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晚清政局的走向。
封侯拜相，赏无可赏。站在荣耀的极点，曾国藩感受到的不是温暖，而是来自四面八方、尤其是紫禁城方向刺骨的寒意。朝廷的猜忌如影随形，御史的弹劾已露苗头，甚至连昔日盟友的目光也变得复杂。是陶醉于“中兴第一功臣”的光环，等待那不知何时落下的铡刀？还是以绝大的智慧和勇气，主动斩断自己的羽翼，换取家族和集团的安全？一道关于“裁军”的奏章，即将从金陵发出，那会是自毁长城的愚行，还是急流勇退的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