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青峰县，空气中已有了盛夏的燥热。县扶贫办会议室里，老旧吊扇吱呀呀地转着，却吹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凝重。
墙上那张巨大的“脱贫攻坚作战图”前，余庆已经站了整整二十分钟。四十三个贫困村，四十三个需要攻克的堡垒。年初设定的十个试点村，红旗只插上了一面——芒弄村。其余四十二个村里，黄旗三十一面，蓝旗十一面。
刘主任推门进来，手里抱着厚厚一摞报表：“余主任，年中数据汇总出来了。情况……不太乐观。”
余庆转过身，接过报表。数字是冰冷的，却灼得人眼睛发痛。
全县还有十七个村的安全饮水没解决，二十三个村的危房改造没完成，三十一个村的通村路还是砂石路。产业方面更令人揪心——除了芒弄村的红米形成规模，其他村大多停留在“有几亩蔬菜”“养几头猪”的零散状态，根本谈不上稳定收入。
“资金还剩多少？”余庆问。
“到账八百六十万，已支出五百四十万。按现在各村申报的需求，缺口至少两百万。”资金科长顿了顿，“而且，这还不包括下半年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余庆坐回桌前，翻开那本已经被翻得卷边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这几个月走访的见闻：坡脚村老人住在裂缝能伸进拳头的土坯房里，大山村村民背着菌子走四小时山路只卖得几十块钱，双龙村为矿泉水厂的事吵得不可开交……
“我们之前的思路有问题。”余庆放下笔，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十个试点村，摊子铺得太大，力量分散了。就像十个指头按跳蚤，一个都按不住。”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吊扇的吱呀声。
“必须调整策略。”余庆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扶贫资金是救命钱，必须用在刀刃上。我提议，重新评估全县四十三个贫困村，按照困难程度分为三类：特别困难、相对困难、基础较好。”
他在白板上写下三个词，又画了一条时间轴。
“今年——主攻十个特别困难村。集中全部力量，确保‘两不愁三保障’百分之百达标，‘五通七有’基本补齐，特色产业起步。”
“明年——推进十八个相对困难村。在保障基本民生基础上，培育一到两个支柱产业。”
“后年——巩固十五个基础较好村。产业升级，建立长效发展机制。”
“到2020年，特别困难的村帮扶了三年，产业稳定了；相对困难的帮扶了两年，根基打牢了；基础好的在政策指导下自主发展三年，也能取得良好成绩。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路子。”
话音刚落，督导科长就提出了疑问：“余主任，分类标准怎么定？谁来决定哪个村特别困难？这要得罪不少人。”
“得罪人也得做。”余庆语气坚定，“标准就五条：两不愁三保障达标情况、五通七有基础条件、产业发展潜力、村干部能力、群众内生动力。我们组成评估组，一个村一个村地看，数据说话。”
他环视会议室：“从明天开始，扶贫办全员下沉。不要听汇报，要住到村里，和老百姓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吃饭聊天。真困难假困难，老百姓愿不愿意干，亲眼看了才知道。”
散会后，余庆没有立即离开。他站在窗前，看着县委大院里的老榕树。夕阳把树影拉得很长，像时光在墙上刻下的印记。
手机响了，是苏婷。
“今晚回来吃饭吗？妈从老家带了腊肉。”
“回。”余庆说，“但要晚点，还有些材料要看。”
挂了电话，他重新坐回桌前，翻开了坡脚村的材料。这个村的危房率高达57%，还有三户住在山洞里。照片上，那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蜷缩在窝棚的角落，眼神浑浊而绝望。
余庆在那张照片上停留了很久。他知道，这样的眼神，在青峰县的深山里，不止这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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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工作进行了整整两周。
余庆带着工作组走了八个最偏远的村。没有通知乡镇，车子停在村外，徒步进村。白天走访，晚上就住在村民家里，睡土炕，点煤油灯。
在大山村，他跟着村民去采菌子。凌晨四点出发，打着手电筒走两小时山路，到菌塘时天刚蒙蒙亮。村民岩嘎教他辨认菌子：鸡枞菌要选菌伞未开的，牛肝菌要看菌柄是否粗壮。一早上采了半背篓，背下山又是四小时。到镇上集市，贩子挑三拣四，最后只卖了六十七块钱。
“辛苦一天，就这点钱。”岩嘎蹲在路边，抽着旱烟，“余主任，不是我们不想干，是这样干没盼头。”
在双龙村，他见到了那口传说中的双龙泉。泉水清澈甘冽，但围绕它的争吵同样激烈。支持建厂的王大壮把一份合同草案塞给他：“余主任您看，老板承诺招五十个工人，一年分红二十万！”反对的老支书田有福则拉着他的手：“这泉水养了祖祖辈辈，不能毁在我们手里啊！”
最让余庆揪心的是坡脚村。走访到第三户危房时，正赶上下雨。雨水从屋顶的破洞漏进来，床上、地上摆了七八个盆盆罐罐。户主是个残疾中年人，坐在漏雨最少的地方，怀里抱着个五六岁的孩子。
“没办法，等政府指标。”中年人苦笑着，“排了三年队了。”
余庆没说话。他接过孩子，发现孩子额头很烫。
“发烧了？”
“嗯，淋雨着凉了。”
“怎么不去看？”
“卫生室在乡上，二十里路，我走不了。”
余庆当即抱起孩子，让司机开车送去乡卫生院。诊断是肺炎，再晚点就危险了。他垫付了医药费，守在病房外，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回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村干部开会。
“危房改造不能再等了。”余庆说，“排什么队？老百姓在漏雨的房子里住了三年，还要住多久？”
村支书杨德贵是个老实人，搓着手：“余主任，指标有限，我们也没办法……”
“我想办法。”余庆打断他，“你们先把所有危房户的情况再核实一遍，一户一档，照片、视频、具体情况，全部记录清楚。三天后，我要看到详细材料。”
离开坡脚村时，那个被救孩子的父亲拄着拐杖送到村口。他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是反复念叨：“谢谢余主任，谢谢……”
余庆握了握他的手：“好好养病，房子的事，我一定解决。”
车上，记录员小刘忍不住问：“余主任，坡脚村这种情况，全县还有多少？”
“不知道。”余庆看着窗外飞逝的山峦，“但我们必须找出来，一个一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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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扶贫办召开评估会。
四十三个村的材料堆满了会议室。每份材料里不仅有数据，还有照片、访谈记录、村民签字。这是扶贫办全体人员用脚走出来的，用汗水泡出来的。
评估过程很艰难。每个村都有人说情，每个村都有难处。
“坡脚村必须列入，危房问题太严重了。”
“大山村交通是硬伤，但村民有发展意愿。”
“双龙村矛盾需要化解，但资源潜力大。”
……
争论从下午两点持续到晚上八点。最后，余庆拍了板。
十个特别困难村名单确定：坡脚村、大山村、双龙村、石硖村、岔河村、黑箐村、旱谷村、老营盘、三家寨、瓦窑沟。
“这十个村，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余庆声音沙哑但坚定，“今年，我们集中全部力量，先啃下这些硬骨头。”
名单上报县委的第二天，电话就来了。
第一个电话是某乡镇领导：“余主任，我们镇那个村怎么没在名单里？我们也很困难啊！”
余庆翻出评估材料：“李书记，你们那个村危房率12%，安全饮水已解决，去年人均收入三千二。坡脚村危房率57%，还有三户住山洞，人均收入一千八。您说，哪个更紧迫？”
数据面前，对方哑口无言。
第二个电话是老熟人：“余庆，听说你定了十个重点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余庆听出了弦外之音：“王哥，项目的事按程序走。符合条件的，我们欢迎；想走歪门邪道的，不行。”
最棘手的是第三个电话——鸿泰建筑的李建明，直接约饭。
“余主任，听说大山村的冷库项目要招标了？我们公司很有诚意，想当面汇报一下方案。”
余庆拒绝了饭局，但同意对方来办公室谈。
第二天，李建明西装革履地来了。寒暄过后，切入正题：“余主任，我们的报价是四十五万，虽然高了点，但质量绝对保证。而且……”他压低声音，“我们很懂规矩，该有的都会有。”
“该有的都会有什么？”余庆直视着他。
李建明笑了：“余主任是明白人。项目做完，我们可以给扶贫办赞助五万工作经费，支持扶贫事业嘛。”
“不需要。”余庆站起来，“扶贫项目必须公开招标，必须性价比最优。你们的报价明显不合理，方案也不合格。请回吧。”
李建明脸色变了：“余主任，年轻人不要太气盛。我们在青峰县做了不少项目，都是这么操作的。”
“以前怎么操作我不管。”余庆拉开办公室门，“现在我管扶贫项目，就必须按规矩来。刘主任，送客。”
人走后，余庆站在窗前，久久不语。他知道，得罪人了。但他更知道，如果今天松了口，明天就会有更多人来钻空子。扶贫资金是高压线，碰不得。
晚上回家，苏婷看出他心事重重。
“怎么了？”
“今天拒绝了老板的饭局，可能得罪人了。”
苏婷握紧他的手：“得罪就得罪。你要是收了他们的好处，我才真的担心。”
余庆心里一暖。他想起王书记的话：“你要当‘铁面包公’。”
铁面就铁面吧。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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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十个特别困难村的攻坚方案正式启动。
余庆亲自抓最难的三个村：坡脚村、大山村、双龙村。
在坡脚村，他创新了危房改造模式——政府出材料，村民投工投劳，村集体组织施工。这样，同样的资金可以覆盖更多户。动员会上，他站在打谷场的石碾上说：“乡亲们，自家的房子自己盖，政府给材料、给技术。愿意干的，举手！”
起初只有零星几个人举手。老支书杨德贵站了出来：“我第一个干！我家的房子，我自己砌墙！”
有人带头，响应的人渐渐多了。最后统计，十九户愿意自己干，每户补贴材料费八千；剩下的三十八户，由村集体组织施工。
资金缺口怎么办？余庆想到了在外务工的村民。让杨德贵一个个打电话：“家乡要盖房，愿不愿意支持？”
电话那头，朴实的乡情让人动容：
“杨叔，我捐五千！我爹妈的房子必须盖好！”
“我在工地干，认识卖建材的，能便宜！”
“我下个月回家，带上工友一起干！”
三天时间，收到捐款承诺二十三万，建材捐赠价值八万。缺口填平了。
在大山村，冷库项目重新招标。余庆顶住压力，坚决把报价虚高的鸿泰建筑排除在外。最终中标的公司报价三十五万，比鸿泰低了整整十万。
招标结果公布的当天，李建明又打来电话，语气很冲：“余主任，您这是断人财路啊！”
“李总，政府项目，公平竞争。”余庆平静地说，“你们公司如果真想参与扶贫项目，就把心思用在提升竞争力上，而不是走关系上。”
挂了电话，余庆知道这事没完。但他不后悔。如果每个扶贫项目都让人这样捞钱，那还扶什么贫？
在双龙村，他请来了省里的水文专家。专家实地检测后得出结论：双龙泉水质极佳，可以开发，但必须严格控制规模，必须采用最先进的环保设备。
余庆拿着专家的报告，重新和赵永富谈判。合同条款一条条抠：收益分配从“净利润的20%”改为“销售额的5%”；建立村民监督小组，有权随时进厂检查；就业优先本村村民……
赵永富很不情愿，但在专家报告和余庆的坚持面前，还是妥协了。
协议签订那天，老支书田有福握着余庆的手：“余主任，这下好了，既保住了泉水，又能让村里富起来。您这个办法，两全其美！”
王大壮也服气了：“原来我还觉得您太较真。现在明白了，不较真不行。不较真，咱们村可能就被人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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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下旬，坡脚村的第一批危房改造完成。
那个住在山洞的老太太搬进新房那天，全村人都来了。简单的三间平房，砖混结构，塑钢窗户。对住了半辈子山洞的老太太来说，这就是天堂。
老太太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五块钱，皱皱巴巴的。
“余主任，这钱……是我攒的。”老太太声音颤抖，“我知道不够，但……我想请工作组吃顿饭。”
余庆的眼眶一下子热了。他接过那五块钱，郑重地放进口袋：“阿婆，这顿饭我们吃了。等您搬新家，我们来给您温锅。”
那一刻，余庆觉得所有的压力、所有的委屈都值了。
傍晚离开坡脚村时，夕阳把新建的房子染成了金色。村民送到村口，一直送到车子看不见。
车上，小刘感慨：“余主任，我现在明白了——扶贫不是给钱给物，是给希望。”
余庆点点头，望向窗外。
山峦连绵，村庄点点。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十个特别困难村，才解决了三个。后面还有七个，还有明年的十八个，后年的十五个。
路还很长。
但就像这些大山里的磐石，风雨不动，岁月不移。
只要方向对了，只要心系百姓，一步一步，总能走完。
而此刻，他要回县城了。苏婷说今晚包了饺子，等他回家。
那是奋斗的温暖归宿，也是前行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