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年冬，金陵城的天空格外高远。随着大明龙旗再度飘扬于皇城之上，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派百废待兴、万象更新的蓬勃气象。御驾入驻南京皇宫，并非意味着征伐的终结，而是标志着肇基立业、重建纲纪的新开端。朱一明深知，攻城略地靠的是虎贲锐士，然欲坐稳江山、进而北定中原，非有能臣干吏、天下英才辅佐不可。当务之急，便是尽快恢复并革新科举取士这一国之抡才大典，向天下昭示新朝气象，网罗四方贤才，为中兴大业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石。
腊月朔日，朱一明于奉天殿（暂修葺）召集群臣，正式颁布《光复金陵开科取士诏》。诏书由新任礼部尚书（由原翰林学士擢升）当庭宣读，其辞恳切，其意深远：
“朕承天命，克复旧都，每念民生之凋敝，实切朕心。然治天下者，非独恃兵戈之利，更在得贤才而用之。今特开恩科，定于明年二月，举行乡试；四月，举行会试、殿试。天下士子，无论南北，不拘门第，凡心怀华夏、通晓经术、明于吏治、或有一技之长者，皆可赴考。朕将亲策于廷，量才授职，共图中兴大业！”
此诏一下，如同在久旱的士林中降下甘霖。不仅迅速传遍已光复的南方各省，更通过秘密渠道，如暗流般涌向尚在清廷治下的北方士子耳中。无数怀才不遇、心系故国的读书人，闻讯热血沸腾，或变卖家产，或隐姓埋名，千方百计南下赴考。通往南京的各条水陆官道上，持节而行的士子身影络绎不绝，金陵城内各大客栈、会馆顿时人满为患，茶楼酒肆间，皆是操着各地口音、激昂议论时政、切磋学问的学子，沉寂多年的江南文脉，骤然复苏。
然而，此次科举，绝非前明旧制的简单重复。朱一明与心腹大臣瞿式耜、顾清风及新任礼部堂官经过反复商议，决意对科举内容进行大胆而审慎的革新，以契合“新政”需求。旨意下达至礼部与新成立的“翰林院格物局”（由苏绣绣兼管，负责学术引导），考题的拟定便体现了鲜明的导向：
经义：仍考《四书》《五经》，但策问侧重“通经致用”，如以“《周礼》理财之道与今日屯田开矿之要”、“《春秋》尊王攘夷之义与当今抗清复国之势”为题，引导士子关注现实。
策论：大幅增加比重，题目直面时艰，如“论新式火器于靖难安邦之要”、“如何兴修水利以复苏江南民生”、“漕运海运利弊与国安之关系”，甚至出现了“格物之理于富国强兵之用”这等前所未有的题目，旨在选拔有实务头脑、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干才。
算术\/地理：新增为必考科目，虽难度不高，但测试基本算学能力及对天下舆图、郡国利病的了解，凸显对实用技能的重视。
此种革新，在士林中引发了巨大反响。守旧者瞠目，讥为“有辱斯文”；开明者称快，誉为“返本开新”。朱一明对此早有预料，在《大明时报》上亲撰《取士论》一文，阐明心迹：“八股空谈，误国已久。今取士，非取记诵之儒，乃取经世之才。 欲匡扶天下，岂能不知兵农钱谷？欲驱逐鞑虏，焉可不晓舆地格物？” 此文一出，很大程度上引导了舆论，使得有志之士纷纷调整备考方向，竟在江南掀起一股研读《农政全书》、《武备志》，乃至探讨泰西算学、舆地之学的风潮。
永历十一年二月，南直隶乡试如期在南京及周边重镇举行，盛况空前。四月，会试于南京贡院隆重开场。至殿试之日，奉天殿前广场上，数百名经过层层选拔的贡士肃立，气氛庄严肃穆。朱一明亲临御座，审视着这些未来的栋梁之材。策问题由他亲自拟定，仅三道，却字字千钧：
一、 问王道： 如何使新复之地士民归心，速臻治安？
二、 问霸道： 北伐中原，当以何策可收全功？
三、 问治道： 平定天下后，当行何政以保长治久安？
考题宏阔，直指核心，要求士子不仅要有学识，更要有胸怀、眼光与担当。贡士们或凝神静思，或奋笔疾书。最终，一名来自浙江、年方三十的寒门士子陈子壮（虚拟人物），因其文章不仅文采斐然，更在策论中详细阐述了“稳固江南、经略湖广、缓图中原”的方略，并提出了“设官银行以通汇兑、兴办实学以育专才”等具体建议，深合朱一明“稳健进取、务实创新”的治国理念，被钦点为状元。榜眼、探花亦多为通晓时务、言论剀切之士。
传胪大典，新科进士簪花披红，骑马游街，金陵百姓万人空巷，争睹风采，欢呼“大明中兴有望！”朱一明于宫中赐宴，对进士们寄予厚望：“尔等皆国之俊杰，望勿负所学，勿忘今日之言，上马能治军，下马能安民，与朕共襄盛举！”
此次“光复恩科”，共取进士二百余人。他们并未被立即授予高官显职，而是大部分被派往各布政使司、新光复的府县担任见习主事、知县等基层官职，或进入武学、技术学院学习新政实务，旨在让其深入民间，了解疾苦，积累经验。同时，朱一明下令，今后科举将三年一举，成为常例，并鼓励通过实务考核优异的吏员、乃至有特殊技艺的工匠（经荐举）参加特定科目的考试，拓宽选才渠道。
“开科取士”的成功举行，如同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将天下英才之心收归朝廷。它不仅为新兴政权注入了新鲜血液，更向天下人宣告：一个既有传承又有革新、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新大明，已然屹立在长江之畔。人才的洪流，开始源源不断地汇入中兴的大业之中，为即将到来的更大风暴，积蓄着最为宝贵的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