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要到朕了嘛。大秦位面，早就看出天幕排名的盘点是按照之前其排名的秦始皇呢喃道。
也正是为了印证始皇帝所说的，天幕中果然出现了这位身高至少一米九，常年腰挎曹操的千古一帝。
嬴政其父嬴异人（后改名子楚）是秦国安国君（后来的秦孝文王）不受宠的儿子，被扔到赵国当人质，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坐驾和日常用度都很寒酸，生活困顿）。
就在这当口，卫国大商人吕不韦发现了异人，觉得这简直是“奇货可居”（一件奇特的可以囤积居奇的好货），于是倾力投资。他不仅资助钱财，还把自己已经宠幸并有身孕的姬妾赵姬送给了异人（此即嬴政生母，亦是其身世争议的源头）。
公元前259年，嬴政生于赵国邯郸，童年时光可谓在白眼和危险中度过。
秦赵关系紧张时，赵国甚至想杀了他们一家子。幸得吕不韦砸下六百金贿赂守城官吏，异人才得以脱身逃回秦国，而赵姬和年幼的嬴政则东躲西藏，提心吊胆。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载：“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这意味着，因为赵姬是赵国豪门人家的女儿，母子俩才得以躲藏起来，保全性命。他们被迫隐姓埋名，甚至一度改姓“赵”以避祸，藏身于邯郸贫民区。
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让年幼的嬴政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他在赵国的街头目睹了百姓因战乱流离失所，也亲历了作为“秦国人”在敌国遭受的歧视与敌意。邯郸百姓因长平之战的惨痛记忆，对秦人恨之入骨。所以少年嬴政从小就被整个邯郸霸凌，常被同龄孩童辱骂为“秦狗”，甚至遭石块攻击。
这些记忆如同烙印，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性格与政治理念。据野史记载，一次他被群童围殴后，母亲赵姬仅能含泪为他擦拭伤口，却无力改变现状。
这种长期的精神压抑与肉体折磨，逐渐形成了嬴政敏感多疑、睚眦必报的性格。此外，部分文献还记载了嬴政与邯郸商人、市井人物的交往。这些经历使他对社会底层的生活有了深刻了解，也培养了他洞察人性、善于权谋的特质。
嬴政在邯郸的童年始终处于身份认同的撕裂中。他生于赵地，讲赵国方言，却因血统被赵人视为仇敌；而秦国虽为故国，却无人向他传递归属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嬴政幼时曾质问母亲：“吾何以生于赵？何以名为政？”（我为什么在赵国出生？为什么取名为政呢？）赵姬无法回答，只能以“天命”敷衍。
这种矛盾在公元前251年达到顶点。秦昭襄王去世，子楚被立为太子，赵国为缓和与秦关系，将赵姬母子送回秦国。九岁的嬴政首次踏入咸阳，却因“邯郸口音”与成谜的身份遭到秦宫贵族嘲笑。这种双重排斥的经历，成为他日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文化统一政策的心理动因。
这位少年君王坐在宽大的王座上，双脚甚至够不到地面，而真正的权力却完全掌握在相邦吕不韦手中。嬴政尊称其为“仲父”，但这个称呼里带着几分不得不为的屈从。吕不韦不仅权倾朝野，还与太后赵姬旧情复燃，私通往来。朝堂之上，吕不韦时常代秦王发号施令，甚至坐在王座旁的辅政椅上接受百官朝拜，那架势俨然是个“二皇帝”。
随着嬴政日渐年长，吕不韦担心与太后的私情败露，便想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他找来市井闻名的“大阴人”嫪毐，假施腐刑，拔掉胡须眉毛后送入宫中代替自己伺候太后。没想到太后与嫪毐如胶似漆，竟在雍城离宫生下两个儿子！嫪毐更是嚣张到以秦王“假父”（干爹）自居，获封长信侯，拥有山阳、河西等大片封地，门下食卿数千，势力一度与吕不韦分庭抗礼。
公元前238年，二十二岁的嬴政到故都雍城举行加冠礼，正式亲政。嫪毐狗急跳墙，盗用秦王和太后印信，发动叛乱，攻打蕲年宫。这场政变堪称一场荒唐闹剧——嫪毐的门客们甚至偷来官军的盔甲兵器，在咸阳街头高喊“王已薨，令吾等扶立新君”。但嬴政沉着应对，迅速平叛，车裂嫪毐，当众摔死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并将太后赵姬迁往雍地软禁。据说在处置嫪毐时，嬴政特意下令：“将其五马分尸后，曝尸三日，以儆效尤。”
次年，嬴政以“与太后私通、祸乱宫闱”为由，罢免吕不韦相职。在罢相诏书中，他痛斥吕不韦“欺君罔上，专权误国”，将其迁往蜀地。吕不韦在流放途中饮鸩自尽，临终前叹道：“吾为秦相十载，竟得如此下场！”嬴政闻讯后，只是冷冷地说：“此乃自作自受。”
至此，经过长达九年的隐忍，嬴政才真正将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中。这段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权力的残酷与虚伪，也塑造了他多疑、果断、狠辣的政治风格。亲政后的第一道诏令，就是废除“仲父”之称，宣告：“自今以后，政事无大小，皆决于寡人！”
大权在握的嬴政，开始了其波澜壮阔的统一战争。他深刻总结了先祖的得失，重用尉缭、李斯等客卿，制定了“远交近攻”这一极具战略眼光的总体策略。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暂时结交远离秦国的国家，集中力量进攻邻近的国家，从而避免多线作战，逐步蚕食诸侯。
在实际操作中，秦国不惜以重金开道，离间六国君臣，从内部瓦解敌国的抵抗意志，同时派遣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师依次东出，以泰山压顶之势各个击破。 整个过程堪称雷霆万钧，自公元前230年始，至公元前221年终，十年间，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依次灭亡，天下终归一统。
首当其冲的是最弱且与秦相邻的韩国（前230年）。韩国其时已十分衰弱，在秦的持续打击下疆域日渐缩小。韩王安被迫称臣并献地求和，以求苟存。秦以内史腾为南阳假守。次年，内史腾攻韩，俘韩王安，韩国亡，其地置为颍川郡。 韩国地处中原腹地，扼制秦由函谷关东进之道路，其灭亡标志着秦统一战争的正式开启，也使得秦军东出的门户洞开。
紧接着，兵锋转向北方曾经疯狂霸凌自己的赵国（前228年）。赵国虽经长平之战元气大伤，但仍有名将李牧指挥，屡挫秦军。秦军灭赵过程颇为曲折，甚至一度受挫。秦将王翦、杨端和等率军攻赵，李牧、司马尚率赵军顽强抵抗，双方屡有胜负，陷入僵局。
秦遂使用反间计，重金收买赵王迁宠臣郭开，使其诬告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迁昏聩，竟自毁长城，杀李牧，罢司马尚。李牧一死，赵军士气崩溃，王翦随即大举进攻，攻克邯郸，俘赵王迁。赵公子嘉逃往代地称王，六年后（前222年）亦被秦将王贲攻灭，赵国彻底灭亡。 赵国的抵抗最为激烈，其灭亡极大地削弱了关东六国中一支重要的抗秦力量。
在攻赵的同时，秦军兵锋已指向燕国（前226年）。燕太子丹深感秦威胁，遂派荆轲刺秦王，上演了“图穷匕见”的悲壮一幕，然事败未成。此举反而给了秦攻燕的口实。秦将王翦率军攻燕，在易水之西大破燕、代联军，次年攻陷燕都蓟城（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被迫杀太子丹以求和。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攻辽东，虏燕王喜，燕国亡。 荆轲刺秦虽败，却成为了燕国精神抵抗的象征，也反映了山东六国在秦的强大军事压力下的绝望挣扎。
灭燕后，秦将矛头指向中原的魏国（前225年）。魏国此时已仅剩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及周边城邑。秦将王贲率军攻魏，引黄河水与鸿沟水灌大梁城。三月后，城垣崩塌，魏王假出降，魏国亡。 水灌大梁是古代战争史上一次着名的战役，也标志着中原心腹之地落入秦手。
随后，秦开始了统一战争中最为艰难的一役——攻灭南方大国楚国（前223年）。战前，秦王嬴政征询诸将意见，年轻气盛的李信声称二十万军足矣，而老成持重的王翦则坚持非六十万不可。嬴政起初任用李信、蒙恬率二十万军攻楚，初期虽有小胜，但后被楚将项燕巧妙反击，大败而归。嬴政不得不亲赴频阳向王翦谢罪，请其出山，并倾全国六十万兵力交其指挥。王翦率大军抵楚境后，稳扎稳打，以逸待劳，与楚军长期对峙，待楚军斗志松懈、粮草不继、被迫东撤时，王翦才下令精锐全军出击，大破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州东南），杀项燕。次年，秦军攻入楚都寿春，俘楚王负刍，继而平定楚江南地，置会稽郡，楚亡。 楚地广人众，其灭亡意味着秦已扫清统一道路上最强大的障碍。
最后，孤立无援的齐国（前221年）已如瓮中之鳖。齐相后胜早被秦国重金收买，齐王建在其蒙蔽下“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坐视五国相继灭亡。待秦将王贲大军从燕地南下，避开齐军重点防御的西线，直插临淄时，齐军毫无抵抗之力，齐王建不战而降，齐国灭亡。 齐国的轻易覆灭，为秦灭六国之战画上了一个近乎戏剧性的句号。
十年时间，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尽灭，天下归一。嬴政“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雄心得以实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就此诞生。
这一空前伟业，得益于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积累的雄厚国力、优越的战略地理优势、高效的军事制度、正确的战略策略（如远交近攻、离间分化），以及秦王嬴政本人的雄才大略和善于用人；同时也与关东六国之间相互猜忌、难以形成有效合纵、甚至彼此攻伐、以及各国内部统治集团的腐朽短视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