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突然终止的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质疑和抗拒，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试图确认消息的真实性，甚至幻想着能有转圜的余地。然而，得到的回复是冰冷的：所有在外实习学生必须立即返校，接受统一体检和隔离观察，拒不返校者，按退学处理。
最后一丝侥幸被彻底掐灭。我们像一群被突然告知演出提前结束的演员，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开始收拾行装，告别这段尚未尽兴的舞台。
第二天，我留在宿舍处理后续琐事。约好上门回收饮水机的人来，一番唇枪舌剑的讨价还价后，面对对方“特殊时期，东西不好处理”的强势压价，我最终还是无奈地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了那个半新的饮水机，连同一些小家电也一并贱卖。形势比人强，能换回一点路费已是万幸。
中午，罗曼约我吃饭，地点选在了我们之前一起采访过的那位巴西厨师工作的西餐厅。餐厅氛围安静，带着异国情调。那位热情的巴西厨师还记得我们，坚持要为我们这顿“告别宴”买单。推辞不过，最后罗曼趁去洗手间的间隙，悄悄把账结了。
下午，我回报社办理手续。先去人力资源部盖章，那张薄薄的实习鉴定表，拿在手里却感觉沉甸甸的。然后回到体育部，整理工位，归还借阅的资料。同事们纷纷过来道别，语气中带着惋惜和祝福。邱老师拍拍我的肩膀：“回去好好完成学业，以后有机会再来！” 我点点头，喉咙有些发紧，说不出更多的话。
晚上，是部门特意为我安排的欢送宴。部门里和我相熟的记者、编辑，以及所有的实习生都来了。圆桌上摆满了菜肴，气氛却不如往常聚餐那般热烈。我注意到空着一个座位，用眼神询问邱老师。他低声解释：“给老大留的，他说忙完就过来。”
宴会开始，大家轮流说着对我的印象和临别赠言。回忆着初次见面时的生涩，夸赞我后来的努力和进步。轮到“斯特妹”时，她起初还说得像模像样，但没说几句，就习惯性地拐了弯，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实习期间的“丰功伟绩”和遇到的“趣事”，仿佛她才是今晚的主角。我只好低头盯着面前的骨碟，有节奏地点头，假装听得认真。
就在这时，包间门被推开，编辑总监走了进来。他的出现打断了“斯特妹”如痴如醉的自我陈述。他走到她身后，重重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优秀的记者，首先要学会客观呈现事实，而不是天天绕着自己那点事讲故事。你再这样下去，我就给你叔叔打电话，建议他让你提前结束实习。”“斯特妹”像被掐住了脖子，瞬间噤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双手合十对着编辑总监作揖求饶。
于是，关于对我的印象和祝福这个话题再次被捡起来，最后轮到编辑总监，他沉吟片刻，说道：“第一印象，这个小姑娘，挺干净的。” 包间里响起一阵掌声和叫好声。他顿了顿，继续说：“第二印象，这个小姑娘，骨子里挺倔强的。” 又是一阵掌声。“第三印象，”他微微颔首，“这个小姑娘，有几分灵气和才华。” 众人继续叫好。邱老师起哄：“老大，还有没有第四印象啊？”编辑总监被逗笑了，摇摇头：“第四印象啊，这个小姑娘有时候有点呆。”邱老师不依不饶：“那第五呢？”编辑总监故作严肃地思考了一下，然后说：“第五，嗯，这小姑娘，仔细看，长得还挺漂亮。” 这话引得全场起哄大笑。他抬手压了压笑声：“好啦好啦，可以了。再说就成捧杀了，她该骄傲了。”
邱老师适时提醒：“老大，还有祝福呢！”
编辑总监收敛了笑容，神色变得认真起来，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那就祝梓寻，以后成为一个知世故而不世故，能实现自己生活目标的人吧。”
我眼眶发热，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动，举起酒杯，声音有些哽咽：“谢谢总监，谢谢邱老师，谢谢大家！这段时间，感谢大家的包容、指导和照顾，这段实习经历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我会永远记在心里。也希望以后大家常联系，莫相忘！”
然而，人生聚散无常。那一别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编辑总监和邱老师。许多年后，罗曼已成为知名体育学者，闲聊间提起旧事。他告诉我，邱老师曾辗转联系过他，想请他帮忙牵线采访某位体坛巨星，但最终未能成行。而关于编辑总监，消息更少，只听说他后来从报社离职，具体去了哪里，发展如何，便无从知晓了。但是，每当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感到迷茫时，总会想起编辑总监那句沉甸甸的祝福——“知世故而不世故”，它像一颗遥远的北极星，在纷繁复杂的世相中，为我提供着指引。
离开羊城的那天，气温飙升。我们打包好所有行李，坐在几乎被搬空的宿舍里，汗水浸湿了衣衫。空气凝滞不动，那种燥热甚至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感染了那种令人闻之色变的“非典”。为了寻求一点心理安慰，我们用冰红茶混着牛奶，勉强送服了几片板蓝根冲剂，味道古怪得让人皱眉。
薇薇的指导老师亲自来送她，细致地帮她安置好大件行李，还热情地请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实习生一起吃了午饭。下午，年级长带着几个男生，帮所有女生把沉重的行李搬运到火车站。二十一个人，在火车站广场汇合，每个人都严严实实地戴着口罩，场面颇为“壮观”。
我们乘坐的是绿皮慢车，停靠的站台距离进站口异常遥远，必须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艰难地翻越一座长长的廊桥。等终于找到自己的铺位，我整个人几乎虚脱。后背早已被汗水湿透，牛仔裤黏糊糊地贴在腿上，口罩也浸满了潮气。然而，极度的疲惫像一只无形的大手，迅速按住了我，在火车有节奏的“哐当”声中，我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天色已蒙蒙亮。火车正缓缓驶入星城站。冰冷的空气透过车窗缝隙钻进来。同学们纷纷从行李包里掏出准备好的毛衣、外套穿上。系学生会的干部们早已等在站台上，见到我们，连忙迎上来，一边说着“辛苦了”、“欢迎回来”，一边帮我们把行李搬上大巴车。
踏上大巴车，紧绷了数十小时的神经终于彻底松弛下来。车子缓缓启动，驶出火车站，窗外的景色逐渐变得熟悉。我靠在微微震动的椅背上，闭上眼睛，羊城数月的生活片段如同电影胶片般在脑海中飞速闪过：初到时的忐忑，第一次采访的紧张，被肯定时的欣喜，受委屈时的郁闷，还有那些可爱又可气的同事们……一切喧嚣与悲喜，都随着车轮的前行，被留在了身后，化作仓促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