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五年的冬月，成都西市的粮铺前排起了长队。一个裹着破棉袄的老农攥着沉甸甸的五铢钱，却被告知“米价又涨了三成”，他蹲在街角哭出声来：“建兴年间，这钱能买三斗米，如今一斗都不够……”不远处的布庄里，掌柜正对着账本叹气，账本上“蜀锦滞销，织工减半”的字样，像一道冰痕刻在泛黄的纸页上。
蜀汉的灭亡，从来不是军事失利的孤立事件。当邓艾的大军踏上成都平原时，这片土地早已在“重赋苛役”的压榨、“货币贬值”的掠夺、“产业失衡”的困局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经济的崩塌，就像一条无形的绞索，从百姓的柴米油盐勒到国家的府库粮仓，最终让这个偏安一隅的王朝，在饥寒交迫中走向了终点。
一、赋税枷锁：从“轻徭薄赋”到“竭泽而渔”
建安十九年，刘备初入成都时，曾与诸葛亮定下“约法三章”：“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除此无他赋。”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让饱受刘璋父子盘剥的蜀地百姓如逢甘霖，《蜀书》记载“民大悦，争献粮帛”，短短三年，成都府库就堆满了粮食和布匹。那时的蜀汉经济，靠着“与民休息”的红利，为后来的北伐打下了基础。
诸葛亮执政时期，虽因北伐增加了赋税，却始终守住“有度”的底线。他推行“军屯”“民屯”，让士兵和流民开垦荒地，规定“屯田所得，军取其六，民取其四”，既保障了军粮，又不至于过度压榨百姓。建兴六年，第一次北伐前，丞相府掾属杨洪在《蜀地赋役考》中写道：“百姓虽有征调，然家有余粮，未有逃亡者。”
赋税枷锁的收紧，始于蒋琬、费祎时期的“被动加赋”。延熙元年，蒋琬发现“北伐粮饷缺口三十万斛”，不得不下令“田租增至亩六升，户出绢三匹”。这看似微小的调整，却让原本勉强温饱的农户瞬间陷入困顿。蜀郡太守王嗣在给朝廷的密报中说：“秋收后，农户缴完租税，家中存粮不足一月，已有逃入深山者。”
到了姜维北伐时期，赋税已然成了“竭泽而渔”的掠夺。为了支撑频繁的战事，朝廷推出“口算钱”“盐铁税”“关津税”等十余种新税，甚至连“酿酒、制陶、冶铁”都要缴纳“专营税”。景耀元年，南中都督霍弋上报：“永昌郡夷民因不堪盐税重负，聚众反抗，平叛耗资五万斛粮。”而这笔平叛的消耗，又被转嫁到其他郡县的百姓头上，形成“加税—反抗—再加税”的恶性循环。
最让百姓绝望的是“预征赋税”。景耀三年，朝廷下令“预征次年田租”，理由是“姜维将军需粮北伐”。农户们不得不卖掉耕牛、借贷度日，广汉郡有个叫李福的农户，为了缴齐预征的粮食，竟将年仅十岁的儿子卖给士族为奴。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彻底摧毁了百姓的生产能力——到景耀五年，蜀地的耕地荒芜了近三成，连成都周边都出现了“千里无鸡鸣”的景象。
二、货币崩坏：从“直百五铢”到“虚值货币”的掠夺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为缓解军费压力，下令铸造“直百五铢”钱——这种铜钱重约八克，却规定“一枚值百枚五铢钱”。靠着这种“货币贬值”的手段，蜀汉短期内从民间敛聚了大量财富，《三国志》记载“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但诸葛亮深知“虚值货币”的危害，铸钱的同时推行“盐铁专营”，用实物经济对冲货币风险，还规定“直百五铢与五铢钱并行，不得强换”，让货币体系保持了相对稳定。
建兴年间，诸葛亮对货币制度进行了微调，铸造“传形五铢”（钱文“五铢”二字反写），与“直百五铢”形成“一比一”兑换，既稳定了物价，又避免了通货膨胀。那时的成都西市，“一石米价始终维持在五十钱左右”，百姓虽有赋税压力，却不至于因货币贬值而破产。
货币崩坏的开端，是延熙年间的“大钱减重”。延熙十年，费祎为填补财政窟窿，下令铸造“直百五铢”时减少铜料，新钱重量从八克降到五克，却仍标称“值百”。百姓很快发现“新钱不如旧钱值钱”，开始拒收新钱，市场上出现“新旧钱分价”的乱象——用新钱买米要多付三成，用旧钱则按原价。朝廷虽下令“新旧钱等值”，却无济于事，货币信用开始动摇。
姜维执政后，货币制度彻底沦为掠夺工具。景耀元年，朝廷推出“太平百钱”，这种钱仅重两克，却规定“一枚值百”；次年又铸“定平一百”，重量只剩一克，仍标称“值百”。短短两年间，货币贬值了八倍，成都西市的米价从五十钱一石飙升到四百钱一石，布价更是涨了十倍。百姓无奈之下，只得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状态——用粮食换布匹，用布匹换农具，货币几乎失去了流通功能。
更荒唐的是“民间私铸”的泛滥。由于朝廷铸造的货币成色太差，民间纷纷私自铸钱，甚至出现“用铁、铅冒充铜”的假钱。这些假钱比朝廷的“太平百钱”还要轻，却同样在市场流通，进一步加剧了货币体系的崩溃。景耀三年，刘禅下令“严禁私铸”，派禁军搜查民间，却因“官吏与私铸者勾结”而收效甚微，反而借机勒索百姓，“十户搜九户，户户皆遭殃”。
货币崩坏的直接后果，是国家财政的彻底破产。到景耀五年，朝廷府库里堆积的全是“太平百钱”“定平一百”这类虚值货币，却换不来足够的粮食和军械。姜维在沓中屯田，想用府库的钱购买农具，当地士族却直言“宁要粮食，不要蜀钱”。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失去了信用，它的经济也就成了一盘散沙。
三、产业失衡：从“蜀锦支柱”到“单一依赖”的危机
蜀地素有“锦官城”之称，蜀锦因其“色彩艳丽、质地坚韧”，成为三国时期的“硬通货”。诸葛亮曾说“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将蜀锦生产视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他设立“锦官”专管蜀锦生产，在成都城南建立官办织坊，招募数千织工，规定“织工免服徭役，月发口粮二斛”。建兴年间，蜀锦每年外销曹魏、孙吴的数量达“千匹以上”，为蜀汉换取了大量粮食和战马。
除了蜀锦，蜀汉的盐业、冶铁业也颇为发达。临邛的盐井年产盐数十万斛，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远销南中；犍为的冶铁作坊能铸造“诸葛连弩”“蒲元刀”等精良兵器，支撑着蜀军的装备需求。这种“锦、盐、铁”三足鼎立的产业结构，让蜀汉经济虽不富裕，却能保持基本平衡。
产业失衡的加剧，始于对蜀锦的过度依赖。延熙年间，由于北伐频繁，朝廷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蜀锦生产，导致盐业、冶铁业逐渐萎缩。延熙十二年，临邛盐井因“缺乏工匠维修”，半数盐井停产，蜀地出现“盐价暴涨，百姓淡食”的局面；犍为冶铁作坊的工匠被调去织锦，导致兵器铸造量下降，蜀军甚至出现“十卒共用一刀”的窘境。
姜维时期，产业失衡演变成致命危机。为了换取军费，朝廷下令“扩大蜀锦生产，织工增至两万”，这些织工多是从农户中强征而来，导致“农田无人耕种，粮食产量骤降”。景耀三年，蜀锦年产量虽达到“五千匹”，却因“曹魏、孙吴关闭边境”而滞销——曹魏为了削弱蜀汉经济，下令“严禁购买蜀锦”，孙吴则“自产吴锦以替代”。大量蜀锦堆积在仓库，无法变现，成了“好看却无用的废物”。
南中资源的流失更让产业雪上加霜。南中盛产金、银、漆、朱砂，是蜀汉重要的原料产地。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设立“南中都督”管理资源开采，规定“岁贡金三斤、银百斤、漆千斛”。可到了景耀年间，南中士族因“赋税过重”而离心，不仅减少贡品，还阻断了物资运输通道。景耀五年，成都的漆料储备耗尽，连皇宫的门窗都无法维修，更别说生产漆器外销了。
产业失衡的最终结果，是经济的“空心化”。当一个国家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单一产业上，而这个产业又因外部环境变化而衰落时，整个经济体系便会瞬间崩塌。蜀汉末年，蜀锦滞销、盐铁停产、南中资源断绝，就像三根支柱断了两根半，剩下的一根也摇摇欲坠，这样的经济，早已无力支撑任何形式的战争。
四、经济崩塌与王朝终结：民生绝境里的最后稻草
景耀六年，邓艾兵临成都时，城内的百姓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饥荒。西市的粮铺早已关门，街头随处可见“饿殍”，有百姓甚至“易子而食”。当刘禅的降书送出时，没有多少人哭泣，更多的是一种麻木的平静——对他们来说，这个让他们“缴不完的税、用不了的钱、种不出的粮”的王朝，早该结束了。
经济的崩塌，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具体的绝望。那个蹲在西市街角哭泣的老农，那个为缴赋税卖掉儿子的李福，那些在织坊里累死的织工，他们或许不懂什么“货币原理”“产业结构”，但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活不下去了。当一个王朝的百姓连生存都成了奢望，它的灭亡便成了民心所向的必然。
诸葛亮曾在《治蜀策》中写道：“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足食。”他或许预见到了战争的消耗，却没能想到，后世的继承者会用“竭泽而渔”的方式，耗尽蜀地的经济元气。那些被赋税压弯的脊梁，被货币掏空的家当，被失衡产业毁掉的生计，最终汇聚成一股推倒王朝的力量，比任何敌军的刀剑都更锋利。
成都城破后，邓艾下令“开仓放粮”，用曹魏的五铢钱收购蜀锦。当百姓捧着久违的粮食，用蜀锦换到等值的铜钱时，他们脸上露出的笑容，或许是对蜀汉经济最残酷的评价——一个连百姓的温饱都无法保障的王朝，无论有多少“兴复汉室”的口号，都注定要被历史抛弃。
冬月的寒风掠过成都的街巷，吹起地上的枯叶。曾经繁华的锦官城，如今只剩下织坊的残垣和空荡荡的粮铺。那些关于“直百五铢”“蜀锦外销”的往事，都随着王朝的覆灭，消散在风中，只留下“苛政猛于虎”的警示，刻在历史的尘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