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六年（公元263年）的成都平原，秋收后的田野里散落着未收割的稻穗，路边的流民面黄肌瘦，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这一年，距离刘备入蜀已过去四十九年，距离诸葛亮去世也已二十九年。曾经“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益州，在连年征战与苛政盘剥下，早已不复当年景象。当邓艾的军队穿过阴平古道，兵临城下时，蜀汉的底层民众没有掀起反抗的浪潮，甚至有百姓“箪食壶浆以迎魏师”——这种“民心向背”的转变，远比军事失利更具毁灭性。蜀汉的灭亡，本质上是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而民心的离散，源于民生的持续凋敝与统治集团对民众诉求的长期漠视。底层社会的崩溃，最终抽走了这个政权最后的合法性基石。
一、赋税重压下的生存困境：从“什一税”到“竭泽而渔”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成都时，曾与益州百姓“约法三章”，承诺“缓刑弛禁，宽减租赋”，一时赢得“百姓归心”。当时蜀汉推行的“什一税”（亩产十取一），虽高于东汉“三十税一”的标准，却因战乱初平、百姓急需安定而被接受。但随着北伐战争的持续，赋税压力如滚雪球般增长，到姜维执政时期，已演变为“竭泽而渔”的掠夺，底层民众的生存空间被挤压至极限。
田租的反复加征，是压在农民身上的第一座大山。诸葛亮时期，为支撑北伐，将田租从“什一税”提至“什二税”，并增加“刍稾税”（农作物秸秆），规定“亩输刍三束，稾二斤”。这意味着农民辛勤劳作一年，半数以上的收成需上缴官府，“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民谣开始在益州流传。到蒋琬、费祎时期，虽未再提高税率，却通过“丈量土地”重新核定田亩，将过去“未入籍”的私田纳入征税范围，实际负担仍在加重——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延熙年间（公元238-257年），益州农民“逃亡者十之三四”，许多人宁愿躲进深山，也不愿承受赋税重压。
盐铁专卖与蜀锦垄断，进一步剥夺了民众的生计。蜀汉将盐、铁、蜀锦列为“军国之资”，实行官府专营，严禁民间经营。盐价在诸葛亮时期涨至“每斗三百钱”，是东汉末年的三倍；铁价“每斤二百钱”，普通农户买不起农具，只能“以石为耒，以木为锄”。蜀锦虽远销魏吴，利润却全部归入国库，织锦工匠“月钱不足五铢，岁末无休”，连《三国志·诸葛亮传》都承认“蜀民贫敝，多因锦织”。更甚者，官府为增加蜀锦产量，强制“女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岁织锦二匹”，导致“民间机杼之声不绝，而家无隔夜之粮”。
徭役的无度征发，让民众彻底失去喘息之机。蜀汉为支持北伐，常年征调民夫转运粮草，“每北伐一役，调发民夫五万，往返三月”。这些民夫“自备口粮，途中病死者十之二三”，却“无分文报酬”。除军事徭役外，还有修城、筑路、运输等杂役，据出土的《郫县犀浦簿书》（蜀汉户籍简）记载，普通农户“年均服役百日”，远超“古者一夫百亩，役不过三日”的传统标准。到景耀年间，甚至出现“老弱负粮，稚童持矛”的极端情况，民间流传“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见民，不如草芥”的悲歌，民心离散已到了临界点。
二、土地兼并与流民问题：从“耕者有其田”到“富者田连阡陌”
刘备入蜀初期，曾推行“复业”政策，将刘璋旧部与豪强的土地分给流民，“使民有田可耕”，一度缓和了土地矛盾。但随着荆襄集团与东州集团的落地生根，土地兼并重新抬头，到蜀汉后期，“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比刘璋时期更为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成为动摇政权根基的“定时炸弹”。
荆襄集团与东州集团的“圈地运动”，是土地兼并的主因。刘备称帝后，将成都平原的良田分封给功臣：诸葛亮获“武乡侯国”，食邑三千户；张飞获“西乡侯国”，食邑五千户；关羽虽死，其子关兴仍袭“汉寿亭侯”，食邑一千户。这些“侯国”的土地，多从益州士族与普通农户手中夺取，“先主既定成都，大封诸将，夺民田宅以赐功臣，蜀民怨之”（《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诸葛亮执政时，虽禁止“强占民田”，却对“功臣之家”网开一面，蒋琬、费祎等重臣的田产都在“千亩以上”，形成新的特权阶层。
益州士族的“抱团自保”，加剧了土地集中。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的益州士族，转而通过“联姻、兼并”扩张土地，如谯周家族“有田五千亩，僮仆三百人”，张裔家族“占县西良田，连亘十里”。他们利用“与地方官勾结”“隐瞒田亩”等方式逃避赋税，将负担转嫁给普通农户。《三国志·张裔传》记载，益州士族“多占荒田，假称‘未垦’，实则奴役流民耕种”，导致“官府征税日增，而国库所得日减”，形成恶性循环。
流民的大量涌现，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失去土地的农民，一部分沦为士族的“私属”（依附农民），一部分逃往南中、汉中，还有一部分聚集在成都周边，形成“流民屯”。这些流民“无衣无食，多为盗贼”，蜀汉虽设“绥集都尉”管理，却“仅能糊口，不能安业”。延熙十年（公元247年），涪陵郡流民因“不堪压迫”发动起义，“聚众万人，攻杀太守”，虽被镇压，却暴露了底层社会的愤怒。到景耀六年（公元263年），益州的流民已达“十余万口”，几乎占总人口的10%，他们对蜀汉政权毫无归属感，当魏军入境时，许多人甚至“为魏兵向导，指引道路”。
三、基层治理的崩坏：从“科教严明”到“贪腐成风”
诸葛亮时期的蜀汉，以“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着称，基层吏治相对清明。但到中后期，随着中央权力的僵化与监督体系的失效，基层治理迅速崩坏——地方官“以权谋私，欺压百姓”，乡吏“勾结豪强，盘剥小民”，连最基本的“保境安民”都难以做到。这种崩坏，让民众对蜀汉政权的最后一点信任也消磨殆尽。
地方官的“任期短、变动频”，导致治理短视化。蜀汉为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实行“官吏三年一迁”制度，地方官多“以搜刮为急，以升迁为务”，不愿投入精力改善民生。据《三国志·蜀书》记载，犍为太守张翼“在任三年，唯知征调粮草，不修水利”，导致“境内大旱，颗粒无收”；巴西太守阎宇“性贪鄙，多受贿赂”，甚至“盗卖官仓粮食”，事发后仅“贬为庶人”，未受重罚。这种“只问征调，不问治理”的风气，让基层民众“视官吏如豺狼”。
乡吏的“作威作福”，直接伤害了民众感情。蜀汉的基层治理依赖“乡啬夫”“里正”等乡吏，这些人多由地方豪强子弟担任，“利用职权，巧立名目”：收税时“多收斛免”（用斛量粮时故意堆高），征役时“放富差贫”，司法时“受贿徇私”。《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县乡吏“每岁敛财，名为‘节庆钱’，实则私分”，普通农户“岁输钱五百，方得安宁”。更甚者，乡吏与豪强勾结，将“逃亡户”的赋税转嫁到“在籍户”身上，导致“一人逃亡，十家受累”，基层社会的矛盾日益激化。
司法不公与冤狱丛生，彻底摧毁了民众对政权的信任。诸葛亮时期的“法治”虽严，却“不枉不纵”，而到刘禅后期，司法沦为权贵的工具——益州士族子弟犯法，“多以‘罚俸’了事”；普通民众犯法，则“从重从快”，甚至“牵连宗族”。《三国志·杨洪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记载，汉嘉郡民张贞因“骂辱县尉”被“诛三族”，而县尉“强夺其妻”却“无罪释放”。这种“同罪异罚”的不公，让民众“宁投山林，不向官诉”，司法体系的公信力完全丧失。
基层治理的崩坏，产生了一个致命后果：当曹魏大军入境时，地方官府“望风而降”，乡吏“引导魏军”，民众“袖手旁观”。江油守将马邈的投降、绵竹士民的“不战”，表面是军事失利，实则是基层社会对蜀汉政权的“集体抛弃”——当一个政权无法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无法维护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它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四、民心离散的终极表现：从“箪食壶浆”到“魏师至而民安”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成都时，益州百姓“夹道欢迎，箪食壶浆”，对这个“兴复汉室”的政权充满期待。四十余年后，邓艾的军队进入成都平原，同样出现“百姓安堵，无有惊扰”的景象，却已不是对新政权的欢迎，而是对旧政权的漠视。这种从“期待”到“漠视”的转变，标志着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彻底丧失——民心的离散，比任何军事防线都更难以重建。
民众对“兴复汉室”叙事的厌倦，是民心离散的思想根源。刘备、诸葛亮时期，“兴复汉室”的口号能凝聚人心，因为当时“汉朝”的记忆仍在，曹魏“篡汉”的行为被视为“大逆不道”。但到景耀年间，出生于建安末年的人已年过四十，对“汉朝”的记忆模糊，年轻一代更是“不知有汉”。姜维的北伐，不仅未能“还于旧都”，反而让“民皆菜色”，民众逐渐意识到：“兴复汉室”不过是统治集团的口号，与自己的温饱无关。谯周在《仇国论》中质问“因余之国（蜀汉）欲以弱攻强，譬犹蝯鼫之与虎狼”，道出了民众对战争的厌倦。
对“外来政权”的疏离感，加剧了民心离散。荆襄集团的长期垄断，让益州民众始终觉得蜀汉“非我族类”。当邓艾率军入境时，曾宣布“益州人降者，免三年赋税，保其田宅”，这一政策精准击中了民众的诉求——他们不在乎谁来统治，只在乎能否过上好日子。据《三国志·邓艾传》，魏军进入成都后，“秋毫无犯，市肆不扰”，与蜀汉时期的“苛政”形成鲜明对比，许多百姓“争献牛酒”，并非真心归顺曹魏，而是对蜀汉的统治彻底失望。
南中与边缘地区的“离心”，是民心离散的延伸。诸葛亮南征后，南中虽名义上归属蜀汉，却“岁贡而不心服”。当曹魏伐蜀时，南中豪族“拥兵观望，不肯出兵”，甚至有“暗通邓艾者”。汉中、武都等边缘地区，因常年作为战场，民众“流离失所，怨声载道”，邓艾偷渡阴平时，沿途“山民指引路径，供给食物”，加速了蜀军的溃败。这些边缘地区的“离心”，证明蜀汉的统治从未真正深入基层，只是“悬浮”在城市与军事据点之上。
民心离散的终极表现，是“无抵抗”的投降。绵竹之战后，成都城内尚有“兵三万，粮一月”，若刘禅能号召民众“背城一战”，未必没有转机。但他选择投降，除了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深知民不愿战”。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刘禅投降后，“蜀地百姓，莫有哭者”，这种平静比任何反抗都更能说明问题：这个政权早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民众的冷漠，是对它最彻底的否定。
结语：失去民心的政权终将崩塌
蜀汉的灭亡，从根本上说是失去了民心。赋税重压让民众“求生不得”，土地兼并让农民“无田可耕”，基层崩坏让百姓“有冤难诉”，而“兴复汉室”的口号在民生疾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当民众不再相信这个政权能带来希望，当他们对“外来统治”彻底失望，灭亡便成了必然。
历史反复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刘备入蜀时的“民心”，源于民众对安定生活的期待；蜀汉灭亡时的“民心离散”，源于这种期待的彻底破灭。地理天险、军事力量、正统口号，都只能暂时维系政权，唯有民心的支持，才是最坚实的根基。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它从一个“带来希望”的政权，变成了一个“制造苦难”的政权，当民众的忍耐达到极限，当他们在新的选择面前转身离去，再辉煌的历史、再坚固的防线，都无法阻止它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