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达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发生时，我是杭州高中三年级学生。上海“八·一三”抗战枪声打响，因杭州邻近上海，杭高就迁到金华锁园乡下上课。11月初，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直取沪、宁杭地区，杭州迅即沦陷。杭高师生很大一部份是浙西人，杭、嘉、湖地区失陷后，师生走散很多。杭高在锁园举行了学期考试，宣布解散。无家可归的师生，随学校留守处共进退。
我和郑士峰同学都是浙东人，虽然家乡还未沦陷，但眼看日军沿浙赣路南下，来势汹汹，一旦浙赣路沦入敌手，浙东恐将成为敌占区。我们回家很可能落入日本人手中，就决定流亡西行，去后方找出路。我们以为：我们身强力壮，即使到后方找不到工作，就是当一名码头工人或黄包车夫，也比回家当顺民强些。
所以我们两人就合带一床铺盖，一只箱子，于1937年12月28日离锁园抗高，到金华乘上难民车西行。我们本来想先到南昌再说。但我们坐的这趟车是运弹药的军车，要开往长沙。当火车到向塘时，押车人员要我们下车，我们觉得能跑远些当然更好些，所以就一车坐到长沙。
我们是1938年1月2日到达长沙的。下车以后，举目无亲，只好先找个小旅馆住下。那时，长沙小旅馆每人每天连吃带住五角钱，一天三餐干饭。我们是穷学生，没有带多少钱，两个人过一天就要一元钱，令人焦急。
我们整天在街上转，碰到很多流亡学生，知道长沙的中小学都放寒假了，教室里住有流亡学生，我们也去骧道中学借住。后来又知道湖南省的难民救济处接待流亡学生登记，每天发给两角钱生活费。我们去登记后，每天领两毛钱，上午买一毛钱烧饼，下午买一毛钱山芋，勉强吃饱肚子。因为流亡学生和难民很多，我们一时找不到工作。
就在这时候，由于日军大举南侵，战区相继扩大，向西部流亡的中小学日渐增多。中央教育部为挽救流亡他乡的青年学生，并使他们能继续学习，决定在河南、四川、贵州、陕西四省办四所临时中学，收容从战区流亡出来的中学师生。长沙也成立了教育部战区员生登记处。
我们知道了这个喜讯，高兴得不可言状，就去登记处登记，并每天仍向省难民救济处领两毛钱生活费。由于到长沙的流亡学生和难民越来越多，难民救济处在南正街借到一幢未开张的百货公司的新房子作为难民收容所，供难民住宿，还免费供应伙食。并规定凡不住入为难民收容所的流亡学生，不再每天发两毛钱了。
绝大部份的流亡学生身边都有一些钱，所以仍旧住在亲友家或借住在中小学校里，每天不领救济费了。只有我和郑士峰是真的穷学生，不得已就搬进难民收容所住。胸口挂着“难民陈祥达”的符号，吃饭时和其他难民抢菜吃，吃第二碗饭没有菜了，就买豆腐乳下饭。
我们的难民符号大约挂了个把月，直到3月4日，我们才搬出南正街收容所，登上国立贵州中学（1939年春改名国立第三中学）租用的德江汽轮，成为贵州中学的学生。在贵中校委会和老师们的带领下，当天就离长沙，横渡洞庭湖，开往湘西的重镇常德，向黔东铜仁进发了。
国立贵中的师生大队在常德换乘沅江上的小木船，每船坐十来个人，由船工背纤而行，一天只能走几十里路，在船上吃，也在船上宿。到达桃源县后，因为前方不平静，停在桃源等了十几天。
桃源县城西南35里有个桃花源，就是模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建的，曲径通幽，风景佳丽。我曾和同学们三次往返70里去桃花源玩，陶醉于世外桃源的梦境。我们从常德到辰溪，乘小木船停停走走，走了个把月。由于早春水浅，辰溪以上，小木船不能再前进了，我们只好舍舟徒步西行。
全校师生几百人，初一小同学只十二三岁，各班还有很多女生，而湘西地区山峦叠峰，匪患频仍。全校师生在贾国恩和魏孝亭等校务委员老师们组织带领下，一天只走三五十里，由辰溪经过怀化（榆树湾）和芷江到达晃县。休息一天后，再分两天走完最后90里路程，全队走到平安抵达校址所在地的铜仁。
我们国立贵州中学师生大队从3月4日自长沙出发，经常德、辰溪到铜仁，全程约1500华里，为时40天，终于平安抵达目的地。一路上由于校领导和老师们的严密组织，周到照顾，克服了艰难险阻，使全体学生平安到达学校，得以续诵弦歌。校领导和老师们对于我们流亡学生的体贴和爱护，他们爱生如子的崇高师德是我们全体国立三中的学生所永远不能忘怀的，也是“留将几许写黔东”的今日史页所应该大书特书的。
我们于4月14日抵达铜仁后，看到作为校本部和高中部的原旅部五层大楼，作为女生宿舍的车公馆的雅致小筑，作为初中部的文坛和师范部的文庙的古典建筑，都非常满意。想不到在这遍地烽烟的岁月，在这偏僻的黔东山城，居然有这么多的空闲建筑可以拨给我们作为现成校舍，我们实在太幸福了。
师生们到校后，领导上抓紧雇工整修校舍，添置床桌，举行编级考试，积极准备开学上课。我们这批来自东南地区的流亡学生，抓紧逛铜仁城内的石板街道，用初次见到的大铜板买凤水当水烟吃，访游铜江鹭渡和东山古寺，乐享山青水绿的旖旎风光。只短短一星期，随着编级考试的举行，我编在高三丙班（文科），4月20日举行了开学典礼，这就是三中校庆是4月20日的由来。
接着，4月26日，从汉口来的同学三四百人到校，也经过编级考试，插入各班上课。这样，贵州中学全校各班都进入教学正轨，不论晨昏，校园内外的琅琅书声就随处可闻了。
我们到铜仁后，知道我们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校长周邦道庆光夫子是民国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的第一名，道德文重，众所景仰。他亲自制订“仁实勇毅”校训，写作校歌歌词，并订出20条教育方针，每天参加学生的早操、跑步、升降旗典礼，在学生食堂进餐。他办学严谨，诚恳待人，作风正派，为师生们所衷心崇敬。
不论是我们这些亲身接受他教育过的学生，还是他离校后再进三中的同学，无不敬仰周校长的道德风范，永远怀念他对国立三中的卓越贡献。
我们高三的同学因为毕业在即，报考大学的时日无多，所以上课以后，大家都孜孜不倦，埋头苦读。每晚夜自习，老师都到教室点名，教室里除了汽油灯的丝丝作响外，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两个多月的上课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7月初，我们高三就举行毕业考试。那时的毕业考试，由教育部命题，四个国立中学会考，成绩优异的可以直接保送升大学。我那时和家庭已失却联系，没有经济来源了，所以我填报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作为我的第一志愿，因为读师范学院可以不要钱。
7月中，我考完毕业考试，拿到了国立贵州中学的毕业文凭，就再和郑士镕同学一道，去重庆考大学。到重庆以后，我们知道教育部为使战区学生不致失学，在各国立大学设立贷金，凡无家庭经济来源的学生，考取大学后，可以申请贷金，由国家贷给生活费，等毕业工作后再照数偿还。
因此，我和郑士镕同学都报考中央大学政治系，并以第一志愿录取，注册入学。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录取名单中还有我的名字，那就是由贵州中学保送的。
我在铜仁的时间，从1938年的4月14日到7月中，只有3个月。由于拼命抓学习，准备毕业考试，没有怎么玩，所以对母校生活及铜仁风光的回忆，比较模糊，但对从长沙到铜仁这一路上的旅行生活印象反而比较深刻。因此写成这篇短文，表达我对国立三中母校的无限怀念之意，也表达我对母校全体老师们那时对我们战区流亡学生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育的无限感激之情。
陈祥达，男，生于1918年，浙江温岭人。1938年国立三中高中部第一班毕业后，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退休前在安徽医科大学工作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