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五年（公元266年）秋，楪榆港的盛况已非昔日可比。自“市舶提举司”设立、海舶制造取得突破、“南珍北输”体系初步运转以来，这座洱海之滨的港口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繁华起来。码头上，新下水的“靖海”系列桨帆船与来自林邑、扶南乃至更遥远海域的“蕃舶”桅杆如林，装卸货物的号子声、不同语言的叫卖声、市舶司官吏核验关税的唱喏声，交织成一曲充满活力的交响。来自海外的香料、珠宝、犀象、珍材，与南中的盐、茶、丝帛、漆器在此汇聚、交易，再通过重新打通的“西南夷道”和繁忙的洱海—泸水航运，辐射至永昌、牂柯乃至更远的建宁夷部。巨大的财富与多元的文化，随着潮汐涌入这座新兴的海港，也悄然改变着南中之地的人文生态，开启了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海市新篇”。
这一日，恰逢楪榆港半月一次的大市，场面尤为盛大。宜都王刘琏与诸葛尚在数名便装侍卫的护卫下，信步行走在摩肩接踵的码头区。但见新扩建的市舶司官署前，等待登记、验货、纳税的蕃商排成长队，通译们忙得脚不点地。官设的“互市”区域内，来自狮子国（斯里兰卡）的宝石、天竺（印度）的胡椒、扶南的沉香、林邑的犀角，琳琅满目，引得永昌、楪榆的豪商大贾驻足询价，争相采买。更有一些随船而来的蕃客，带来了驯养的奇禽异兽、杂耍幻术，引得市民围观，喝彩不断。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香料混合的奇异气味，耳中听闻着南腔北调，一派“船交海中，不知其数”的兴盛景象。
“殿下，你看，”诸葛尚指着几名正在与市舶司吏员用生硬汉语夹杂手势艰难沟通的卷发深目商人，“听闻彼等来自‘已程不国’（东非海岸），航程数万里，所携琥珀、象牙，品质极佳。海路一通，真乃万国梯航相会于此。”
刘琏面露欣慰之色，颔首道：“诚然。去岁此时，此地尚是渔村寥落，今已商贾云集。海市之利，可见一斑。此皆赖卫将军远见， 殿下洪福，将士用命。” 然而他随即微微蹙眉，低声道：“然繁荣之下，亦有隐忧。昨日市舶司报，已有蕃商因争抢泊位械斗，亦有本地无赖欺生，勒索蕃客。更有甚者，传闻有夷部头人，以低价强购蕃货，转手高价内销，引发怨言。长此以往，恐坏我楪榆商誉。”
正当二人巡视时，忽见市舶司一名胥吏急匆匆赶来，禀报说港内两艘分别来自扶南和林邑的商船，因泊位相邻，为争抢一处上佳卸货位置，双方水手各持器械对峙，险些酿成血案，现已被靖海水军兵士隔开，但双方头领仍在官署前争吵不休，请王爷定夺。
刘琏与诸葛尚立即赶赴市舶司官署。只见堂下，一名肤色黝黑、头缠锦巾的扶南船主乌塔正怒气冲冲，指着对面一名身着短褂、腰佩弯刀的林邑船主范栻，用夹杂着土语的汉语大声斥责对方“不懂先来后到”、“蛮横无理”。范栻则反唇相讥，指责乌塔的船“笨重碍事”。双方通译在一旁面红耳赤地传话，气氛紧张。
刘琏端坐堂上，并未急于呵斥，而是耐心听取双方陈述，又询问了现场水军校尉和市舶司吏员。原来港内泊位虽经规划，然随着商船增多，尤其是大型船只入港，原有安排已不敷使用，加之沟通不畅，此类摩擦日益增多。
查明原委后，刘琏与诸葛尚交换了一个眼神，已有决断。他并未各打五十大板，而是沉声道：“尔等远来是客，楪榆港开门纳商，讲求的是一‘信’字，一‘序’字。今日之争，源于泊位不足，沟通不明，此乃我市舶司规划不周之过。来人，记录在案，罚市舶司港务曹吏半月俸禄，以儆效尤！”
此言一出，堂下众人皆惊，乌塔与范栻也愣住了。他们没想到这位年轻王爷先自承其咎。
刘琏继续道：“然尔等持械对峙，惊扰市舶，亦是有过。念尔等初犯，且事出有因，暂不追究。现命尔等船只，依先后顺序，由水军引导，移至新辟的东区深水泊位，轮流卸货。市舶司即日颁布新规，细化泊位分配、引航流程，张榜公告，汉蕃同遵！若再有无端生事者，无论来自何方，必依《市舶条例》严惩不贷！”
处理公允，恩威并施，乌塔与范栻俱皆心服，躬身谢罪，依令退下。
此事虽小，却给刘琏和诸葛尚敲响了警钟。海市的繁荣，亟需更完善、更精细的管理法规与更强大的秩序维护力量。当夜，刘琏便在行辕召紧急集市舶司主要官员、靖海水军都督陈舟、以及楪榆郡守张质派来的代表，共商“海市新篇”下的管理革新。
诸葛尚首先发言：“今日之事，可见我港务章程已滞后于发展。需立即修订《市舶管理条例》，增补泊位分配、货物堆存、纠纷调处、卫生防疫等细则，尤其要明确对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走私偷税等行为的惩处，刊印汉蕃双语文本，广为宣传。”
陈舟抱拳道：“王爷，诸葛公子，港区日益扩大，仅靠现有水军巡逻，力有未逮。末将请增派一营步卒，专司港区陆上治安，与水军舟师协同，日夜巡防。并对入港船只，依其大小、来源，实行分级查验与引导。”
张质的代表则提出：“郡府可增派干练胥吏，协助市舶司管理市容、平抑物价、检验度量衡。同时，可在港区设立‘蕃学’（语言学校），招募通晓汉蕃语言的士子或归化蕃客，教授简单汉语及礼仪，促进交融，减少误会。”
刘琏综合各方意见，决断道：“诸位所言极是。海市新篇，需以‘法治’、‘有序’、‘普惠’为基。便依此议：诸葛公子主责，会同市舶司，半月内修订完成新例；陈将军即刻抽调精锐，组建港区巡防营；郡府协助增设蕃学、医馆。所需费用，由市舶税收支应。务使楪榆港，成为商贾安心、货物其流之乐土！”
然而，海市带来的冲击，远不止于管理。数日后，秘书令郤正自不韦城发来一封密信，语气凝重。信中提及，朝中已有官员上疏，言辞激烈地抨击海市带来的“弊政”：言称蕃商服饰怪异，有伤风化；夷乐喧闹，蛊惑人心；奇技淫巧，玩物丧志；更有人担忧，长此以往，南中淳朴民风将受沾染，夷汉之防将渐趋模糊，动摇国本。奏疏中甚至将去岁永昌部分地区出现的奢侈消费之风，也归咎于海贸带来的“蕃货”。
这封密信，揭示了繁荣海市背后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冲突。保守势力对伴随海洋贸易而来的外来文化，抱有根深蒂固的警惕和排斥。
刘琏与诸葛尚阅信，心情沉重。他们深知，此非小事，关乎朝廷政策风向。二人连夜草拟奏章，一方面承认需加强引导，防止奢靡之风，另一方面则极力陈说海贸之利：“……蕃货之来，可充府库，可利军工，可惠民生。夷乐虽异，然可广见闻；奇技虽巧，然可资利用。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终成霸业。我朝处四战之地，当有海纳百川之胸襟，方能取长补短，日益强大。若因噎废食，闭关自守，岂非自绝于天下？”
奏章由快马送往不韦的同时，刘琏与诸葛尚也采取行动，他们邀请了一些开明的士人、医官、匠师，组织小范围的“品鉴会”，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海外物产的实用价值，而非仅仅视作玩物。
就在这内部争议未平之际，海路本身又带来了新的、足以震动朝野的消息。一支自交州方向冒险北上的商队，带来了一名特殊人物——一位原东吴辖地会稽郡的商人，名为沈富。此人因得罪当地豪强，家业破落，遂倾其所有，购得一船瓷器，欲冒险南下扶南寻找生机，途中听闻楪榆港通商，特来碰运气。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一个关于中原的、尚未经完全证实的惊天消息：去岁（公元265年）年末，魏国权臣司马昭病逝，其子司马炎继位晋王后不久，已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登基为帝，定国号为“晋”，改元泰始！
尽管消息模糊，且司马氏代魏在某种程度上是意料中事，但其正式发生，仍不啻为一记惊雷。沈富还带来一些传闻，称晋帝司马炎正忙于稳定内部，安抚旧魏势力，对边地用兵似暂缓，但对仍在南方存在的“汉”政权，必视为心腹之患。
刘琏与诸葛尚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面厚待沈富，细问详情，一面火速将消息密报不韦城与博南前线。
消息传开，在楪榆港的蕃商、水手、乃至市舶司官吏中引起了阵阵骚动与议论。中原王朝的更迭，无疑将影响整个东亚的格局，自然也波及这南海一隅的贸易。有人担忧北方战火重燃会影响商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机遇。
站在市舶司的望楼上，望着脚下这片日益繁华、却又暗流涌动的海市，刘琏对诸葛尚慨然道：“海市新篇，方兴未艾。然内外风波，已随之而至。内有守旧之议，外有强晋之立。未来之路，恐更需步步为营。”
诸葛尚目光坚定：“殿下，此正为考验。海市不仅是利之所在，更是我朝观测天下、连通外界的窗口。唯有将此处经营得铁桶一般，利通人和，方能在这大变局中，为我大汉争得一线生机。”
楪榆港的海市新篇，在繁荣、混乱、争议与外部剧变的交织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它既是南中政权活力的体现，也成为了折射天下大势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