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6日， 农历九月初六， 宜：祭祀、沐浴、破屋、坏垣、余事勿取， 忌：嫁娶、入宅、上梁、出行、安葬。
2025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狰狞。
才刚进农历九月，北风就像磨快的刀子，带着哨音，一遍遍刮擦着这座城市。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像是蒙着一块用了太久、已经洗不出来的脏抹布。阳光成了稀罕物，偶尔露个脸，也是有气无力，苍白得没有一丝暖意。新闻里说，这是几十年不遇的冷冬。我信了，因为即便我把自己关在号称有中央供暖的公寓里，那股子阴寒依旧能穿透墙壁和地板，丝丝缕缕地往骨头缝里钻。
我叫陈默，一个普通的上班族。面对这种天气，我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花钱买温暖。在购物App上翻腾了几天，最终咬咬牙，下单了两件“四爪鸟”的顶级羽绒外套。这个牌子，懂的都懂，说是户外装备里的奢侈品也不为过。两件衣服，花了我一万多块，付款的时候手指头有点抖，但一想到那传说中能抵御极地严寒的保暖科技，心里那点肉疼就被对温暖的渴望压了下去。
等待快递的那几天，我几乎每天都要看几次物流信息。它们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像是我对抗这个残酷冬天的盔甲。
到货那天，我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质感确实没得说，面料挺括，填充物饱满，logo醒目。然而，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具体。一件袖子长了一截，穿上像唱戏的；另一件肩宽又窄了，绷得我活动都困难。昂贵的盔甲尺寸不对，穿在身上非但没觉得温暖，反而生出一种滑稽的憋闷感。激动的心情瞬间冷却，比窗外的气温降得还快。
没说的，只能退换。
联系客服，申请退货，生成取件码。一套流程走得行云流水，现代消费社会的标准补救程序。麻烦点在于，快递员上门取件的时间段，我正好都在公司，家里没人。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通常的做法就是把要退的货包装好，放在自家门口靠墙的位置。我们这栋公寓楼还算高档，楼道里有监控，邻居们也大多面熟，从未出过差错。
于是，在那个北风刮得尤其凶猛的傍晚，我把那两件价值不菲、却与我无缘的“四爪鸟”外套，仔细地重新装回印着品牌logo的硬挺纸盒里，用胶带封好，在外面又套了个大的防水快递袋。做完这一切，我把它端端正正地放在门外左侧的墙角。那里不挡路，也还算隐蔽。
我拍了拍盒子，像是在进行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心里想着：赶紧拿走，赶紧给我换合适的来。然后，我转身进门，把冰冷的铁门“咔哒”一声锁上。门内门外，仿佛是两个世界。门内，是我用房贷构筑的、自以为安全的巢穴；门外，是那两件我急于摆脱的昂贵物品，以及即将到来的、深不可测的寒夜。
第二天是周一，忙得脚不沾地。直到下午快下班，我才腾出空来查看退货物流。奇怪，系统显示快递员尚未取件。我皱了皱眉，拨通了快递公司的电话。客服查询后，用那种标准的、毫无波澜的语调告诉我：“先生，我们的记录显示，派件员在指定时间到达您家门口，并未发现您描述的退货包裹。”
“不可能！”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八度，“我明明放在门口了！你们再查查！是不是拿错了？”
“很抱歉，先生，我们确实没有收到。建议您先确认一下包裹是否还在原处。”
一股无名火窜了上来，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一万多块钱的东西，难道还能长翅膀飞了？我立刻请了假，驱车往家赶。一路上，我还在心里安慰自己：可能是快递员漏看了，或者被好心的邻居暂时保管了。
车子驶入小区地下车库，那股熟悉的、混合着汽车尾气和潮湿混凝土的味道扑面而来，不知为何，今天闻起来格外令人窒息。电梯缓慢上升，数字一下下跳动，我的心跳也跟着加快。
“叮——”
电梯门打开，我几乎是冲了出去。楼道里的感应灯应声亮起，昏黄的光线勉强驱散角落的黑暗。我目光死死盯向门口左侧的墙角——
空了。
那里空空如也。只有冰冷的、贴着浅黄色瓷砖的墙壁和地面，连一点曾经放过东西的痕迹都没有。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血往上涌。强迫自己冷静，我蹲下身，仔细查看那片区域。地面很干净，没有拖拽的痕迹，也没有纸屑或胶带残留。它空得那么彻底，那么理所当然，仿佛我昨天放在那里的那个大盒子，只是我的一个幻觉。
不对，一定有哪里不对！
我想起了楼道里的监控。对，监控！我们这栋楼每层电梯厅和走廊都有摄像头。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联系了物业。
物业值班的老王被我火急火燎地叫来监控室，听我语无伦次地说明情况后，他熟练地调取了昨天傍晚到今天下午我家门口的监控录像。屏幕上分割出几个画面，黑白的，带着点雪花，像一部劣质的默片。
我们快进着，目光锁定在我家门口那个区域。画面显示，昨晚我放下盒子，关门。之后一段时间，偶尔有邻居进出，但没人靠近那个盒子。时间一点点流逝，监控右上角的数字不断跳动，我的心也一点点沉下去。
直到今天早上，大概九点多钟的样子。
一个佝偻的身影，出现在了画面里。
那是一个老人，非常老。身上穿着臃肿破旧的棉袄，颜色在黑白监控里呈现一种深灰色。他弯着腰，推着一辆小小的、吱呀作响的破旧三轮车，车上堆叠着一些纸板和空瓶子。他走得很慢，一步一顿，像是一个随时会散架的提线木偶。
是那个常在小区里拾废品的老人。我对他有印象，大概八十多岁，具体年纪说不准，但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死苍蝇，眼神总是浑浊的，看人的时候没有焦点。邻居们私下都叫他“老糊涂”，据说脑子不太清楚，时好时坏。他就在这片区域活动，物业赶过几次，看他年纪太大，又无依无靠，后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只见他慢悠悠地推着车，经过我家门口。他的动作没有任何迟疑，甚至没有左右张望，就那么极其自然地，弯下腰，伸出干枯得像鸡爪一样的手，拎起那个套着防水袋的、装着两件“四爪鸟”外套的盒子，随手扔进了他那堆废品里。整个动作流畅得可怕，仿佛那不是别人家门口的私人物品，而是早就放在那里、等待他收取的垃圾。
然后，他推着车，继续以那种缓慢而坚定的节奏，消失在监控画面的边缘。
我和老王面面相觑。
“是……是他？”我喉咙发干，声音艰涩。
老王叹了口气，脸上露出“果然如此”的无奈表情：“唉，这个老糊涂！怎么把这玩意儿拿走了！陈先生，你别急，我知道他常去哪个废品站，我带你去追回来！”
一丝希望重新燃起。只要东西能找回来，哪怕过程曲折点，也总比丢了强。我们立刻开车赶往小区后门附近的一个大型废品回收站。
废品站里气味混杂，废铁锈蚀味、纸张霉味、塑料的怪味扑面而来，熏得人头晕。堆积如山的废弃物形成一座座小山，给人一种荒诞而压抑的感觉。我们在里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大声呼喊着站主。
一个穿着脏兮兮军大衣、满脸油污的中年男人从一堆旧电器后面钻出来，听我们说明来意，尤其是描述了那个老人和那个显眼的品牌包装盒后，他歪着头想了一下，然后很肯定地指了指角落里一堆已经被压扁、准备打包的纸板。
“哦，你说老李头早上拿来的那个盒子啊？是有这么个东西，看起来挺新的。怎么了？”
“那盒子里的东西呢？衣服！两件很贵的羽绒服！”我急切的追问，心脏砰砰直跳。
站主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衣服？他连盒子一起卖给我的啊。九块钱。我看那盒子挺硬实，就当纸板称了。”
九块钱……我那价值一万多的“盔甲”，被他用九块钱，当成了废纸板？
一股冰凉的绝望，顺着我的脊椎爬了上来。
“那……那衣服呢？现在在哪儿？”我的声音已经开始发抖。
站主耸耸肩，带着我们走到那堆纸板前，用脚拨拉了几下，从底下扯出一个被压得变了形的、印着四爪鸟logo的纸盒，盒子已经裂开，那个防水的快递袋也破了。然后，他又从旁边一堆混杂的、散发着怪味的废旧纺织品里，拎出了两件外套。
那还是我的“四爪鸟”吗？
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原本挺括的面料现在布满了深深的、无法复原的褶皱，像是瞬间衰老的皮肤。白色的面料部分沾满了黑灰色的污渍，甚至还有疑似油渍的斑块。最致命的是，蓬松的羽绒填充物因为剧烈的挤压和拖拽，已经不均匀地团块状堆积在一起，有些地方鼓囊囊的，有些地方则薄得像层布。整个衣服扭曲、变形、肮脏，散发着废品站特有的腐朽气息。别说退换了，现在白送人，恐怕都没人要。
它们死了。在这废品回收站里，以一种极其荒诞和卑微的方式，被谋杀了。死因是：被误认为垃圾，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对待。
我眼前一阵发黑，耳边嗡嗡作响。一万多块钱，我省吃俭用几个月才下决心买的御寒希望，就这么轻飘飘地，被一个糊涂老人的一个无意识动作，和废品站的粗暴处理，化为了乌有。
愤怒，像岩浆一样在我胸腔里翻滚、积聚。那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一种被愚弄、被践踏的感觉。凭什么？凭什么我的财产，我的秩序，要被这种莫名其妙的意外彻底打乱？
报警！必须报警！
接下来的事情，像是一场按部就班的混乱。警察来了，记录，查看监控，询问站主，又去找那个叫老李头的老人。老人住在小区附近一片待拆迁的破平房里，家里堆满了他捡来的各种“宝贝”，气味刺鼻。他面对警察的询问，一脸茫然，甚至带着点孩童般的天真。他承认拿了盒子，但他坚持认为，那只是“没人要的纸盒子”。他的儿子，一个看起来五十多岁、满面愁苦的男人，不停地向我们道歉，说他爸老年痴呆很多年了，根本不懂那些东西的价值，请求我们原谅。
原谅？我看着他儿子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再看看眼前这个风烛残年、意识不清的老人，一股无力感夹杂着愤怒，让我几乎窒息。我能把他怎么样？打他一顿？逼他赔钱？他拿什么赔？
但我的损失，就这么算了吗？
警察调解无效，建议我走法律程序。那一刻，我几乎是咬着牙做出的决定：“告！我必须告！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道理！”
起诉的过程比想象中顺利。证据确凿，法律关系清晰。老人被认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儿子作为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考虑到我的实际损失，也考虑到被告方的实际经济状况，最终判决对方赔偿我两万两千元。
拿着那张薄薄的判决书，我却没有一丝一毫胜利的喜悦。两万二，甚至比我衣服的原价还高，算是覆盖了我的损失。但这个过程，耗费了我多少时间、多少精力？那些往返法院的奔波，那些准备材料的深夜，那些在愤怒、无奈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负罪感之间的反复煎熬……这一切，岂是两万二千块钱能弥补的？
我身心俱疲。感觉这个冬天，更冷了。那是一种从骨头缝里，从心底里渗出来的寒意。
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我拿着赔偿款，重新买了一件普通牌子的羽绒服，尺寸合适，保暖效果也还行。我努力想把那段不愉快的记忆封存起来，继续我的生活。
直到那天晚上。
我又梦见了那个老人，老李头。梦里的他，不再是那个佝偻浑浊的样子。他站在我家门口，穿着那件破旧的棉袄，手里拿着的，却不是我的“四爪鸟”盒子，而是一个小小的、看不清形状的东西。
他抬起头，那双在监控里总是浑浊无神的眼睛，在梦里却异常清晰，甚至闪烁着一种诡异的光。他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隔着梦境的薄雾，嘴角慢慢向上扯，露出一个极其僵硬、极其诡异的笑容。
然后，他用一种像是两块干枯树皮摩擦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
“你……的……东……西……还……你……”
我猛地从梦中惊醒，心脏狂跳，冷汗浸湿了睡衣。
窗外，北风依旧呼啸。
我喘着粗气，下意识地看向卧室紧闭的房门。四周一片死寂，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声和窗外风的声音。
是梦，只是个梦。我安慰自己。
就在这时——
“叩……叩……叩……”
极其轻微，却又异常清晰的敲门声，从客厅的方向传了过来。
不，不是大门。
那声音，听起来……
就像是什么东西，在轻轻地、一下下地，敲击着我放在客厅茶几上的，那个空了很久的……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