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冬至前的营口监狱，寒风卷着雪粒抽打在监区的铁网上，发出刺耳的呜咽。副监狱长李成的办公室里，暖气开得足足的，却驱不散空气中那股莫名的紧张。办公桌上的台历圈着一个红圈，那是他赴任辽南兴康监狱政委的日子，还有不到一周。
最引人注目的，是墙角那尊半人高的玉石摆件。底座是八十公分长的长方形花玉，雕着层峦叠嶂的山水，上面嵌着一块椭圆形合魔玉，盘旋的降龙栩栩如生，整座摆件重达百斤，刻着“四季兴隆”四个篆字。六年来，这尊玉石就像办公室的定海神针，见证着李成从谨小慎微到独掌一方的转变，来往拜访的同僚无不称赞这是镇官运的宝贝。
可这天傍晚，监狱后勤的两个杂工却扛着撬棍和麻绳进了办公室。李成亲自指挥着，小心翼翼地将玉石从特制的木托架上挪下，用旧棉被裹得严严实实。“李队，这宝贝往哪搬？”杂役擦着汗问。李成眉头紧锁，声音压得很低：“送我父母老房子，别声张，路上绕着点走。”
杂工们不敢多问，这尊玉石在办公室摆了六年，李成逢人就说“朋友暂存”，却从没见有人来取。他们不知道，三天前深夜，李成接到了监狱纪检科老同事的匿名电话，只说了一句“南方转来的那个诈骗犯翻了，检察院正在查保外就医的事”，就匆匆挂了线。那一晚，李成盯着窗外监区的探照灯，直到天蒙蒙亮都没合眼。
玉石被搬走的第三天，李成正在兴康监狱熟悉新办公室，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是营口监狱办公室主任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慌乱：“李副狱长，省检察院的人来了，说有紧急公务，让您立刻回营口。”
当李成的车停在营口监狱办公楼前时，就知道事情不妙。楼门口站着两个穿便装的男人，眼神锐利如刀，看到他下车，径直迎了上来。“李成同志，我们是凤城市检察院办案组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冰冷的语气里没有丝毫余地。
审讯室的白炽灯晃得人眼睛发花，办案人员将一张照片推到李成面前。照片上，正是那尊“四季兴隆”玉石，此刻正摆在他父母老房子的客厅里，旁边放着鉴定机构的标签。“这东西是你的？”办案人员问。李成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有些干涩：“是别人送的，我不懂玉，不知道值多少钱。”
“值十二万。”办案人员的话像一记重锤，砸得李成浑身一震。十二万，这在2007年，相当于他两年的工资。记忆瞬间拉回到六年前，那个让他一步步踏入深渊的秋天。
1965年出生的李成，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娃。父母在田埂上刨了一辈子，硬是供他读完了警校。1987年毕业分配到营口监狱时，他揣着母亲煮的十几个鸡蛋，在狱警宿舍的硬板床上发誓，要靠本事混出个人样，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从基层狱警做起，李成比谁都拼。监区轮岗时，他主动选了最难管的重刑犯区；夜里值勤，他总能第一个发现服刑人员的异常；教育改造时，他翻遍了心理学书籍，硬是把几个抗拒改造的“刺头”掰回了正途。凭借这股劲头，他从管教员、区区长，一路升到办公室副主任，2001年，36岁的他被提拔为副监狱长，成为营口监狱最年轻的领导层成员。
刚当副监狱长那几年，李成把“干净”二字刻在了心上。下属送的购物卡，他当场退回；服刑人员家属托人塞的红包，他直接交到纪检科。妻子总埋怨他“太死板”，他却指着墙上的警徽说：“咱是农民的儿子，能坐到这个位置不容易，不能毁在钱上。”
可这份坚持，在父母日渐苍老的脸庞前，渐渐有了裂痕。每次回农村老家，看到父母还住在漏雨的土坯房里，吃着咸菜就馒头，李成心里就像针扎一样。有一次，父亲下地时摔断了腿，舍不得去大医院，就在村卫生所贴膏药，差点落下残疾。这件事像根刺，扎在他心里拔不出来。“我这个副监狱长，连父母的好日子都给不了，算什么本事？”夜里独处时，他常对着镜子喃喃自语。
改变发生在2006年深秋。那天下午，李成刚走出监狱大门，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拦住了去路。“李副狱长，求您行行好！”男人扑通一声要下跪，被李成一把拉住。男人自称张明，是服刑人员张牧夫的表哥。张牧夫因聚众斗殴被判五年，属于严管级别，按照规定，严管罪犯一律不许家属会见。可张明说，张牧夫的母亲刚查出晚期胃癌，时日无多，就想多见儿子几面，亲手给儿子做顿饭。
李成皱着眉推开他：“监狱有规定，我不能破例。”说完就上了车。他见过太多类似的求情，大多是想走后门搞特殊，早已见怪不怪。可接下来的半个月，张明每天都在监狱门口等他，风雨无阻。有时是清晨，有时是深夜，每次见到他，都只是重复着那几句哀求，从不纠缠。
这天傍晚，天下着大雨。张明站在雨里，浑身湿透，怀里抱着一个保温桶。“李副狱长，这是阿姨给牧夫做的红烧肉，她说牧夫从小最爱吃这个。”保温桶递过来时，还带着余温。李成看着张明冻得发紫的嘴唇，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那天晚上，他破例让张牧夫和母亲见了面，还特意嘱咐食堂，给这对母子加了两个菜。
从那以后，每隔一周，李成都会悄悄安排母子会见。他看着老人一勺一勺给儿子喂饭，看着张牧夫从最初的抗拒到后来的流泪忏悔，心里觉得自己做了件积德的事。可他没想到，两个多月后，张明带着四个人，抬着一尊沉重的玉石，直接闯进了他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