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宦官是历朝历代权利最大的，超过了汉朝和明朝，比较有名的就是众人熟知的高力士，到了中后期为控制日益强大的地方藩镇军队而设立了宦官监军制度，皇帝派遣亲信宦官前往各支军队，作为皇帝的耳目和代表，监督军事主将（节度使、观察使等）的行动。
理论上，监军宦官的职责是“监视刑赏，奏察违谬”，即监督军中的赏罚是否公正，并向皇帝汇报将领的过失和忠诚问题。他们拥有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通过“密疏”）。
但是随着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在中央掌握神策军兵权，比如田令孜、杨复恭等，在地方骄横跋扈，时常干涉各地节度使、观察使的指挥和决策，比如玄宗时期的边令诚，李维周（没听说过没关系，高骈在安南时斗胆难为他还活得好好的），还有一类是宦官直接做节度使，比如田令孜（怎么还有他），杨复恭（这位也有），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那一小撮另类中最另类的一个。
诏书很快下达：加封钱镠为浙西节度副使、知节度使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任命——“副使”而非正职，“知节度使事”意味着代理，既承认了钱镠对浙西的实际控制权，又保留了朝廷最终的人事任免权，体现了长安那点微妙的制衡心思。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的春，随同诏书一同到来的，还有两项关键人事安排：任命宦官张承业为浙西监军使；派遣神策军军官李振为传旨随行军官。
消息传来，钱镠麾下的将领们反应不一。有人不了解实情：“主公浴血奋战，打下这基业，朝廷只给个‘副使’，还派个没卵子的阉人来做监军，分明是不信任我等！”也有人不以为然：“区区监军，一纸空文，能奈我何？敷衍了事即可。”
唯有钱镠，听到这两个名字时，心中波澜骤起。脑海中的记忆如同尘封的宝库被瞬间打开：
张承业！后世辅佐李存勖，堪称五代第一贤宦，忠心耿耿，理财治军无一不精，是李克用父子霸业的重要支柱！
李振！未来朱温的重要谋主，鼓动白马之祸，清流沉黄河的狠辣角色，智谋深远，机变百出！
这两个本该在北方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人物，竟因缘际会，同时来到了他的地盘。钱镠立刻意识到，这绝非简单的朝廷制衡，更是天赐的机遇与考验。
张承业，年仅二十出头的小宦官，却已官居内常侍；他本姓康，是同州人，很小的时候就被阉割送入宫中为宦官。入宫后，他被内常侍张泰收为养子，从此改姓张，起名“张承业”。
张承业凭借能力和养父的关系，在宫廷内部稳步升迁。他最初担任的是一些基层内侍职务，后来做到了掖廷令，这是掌管后宫人事的负责人，负责管理宫人的名籍、劳禄、供给、罪责等事务。另外他还有一个荣誉加衔：监门卫将军。张承业虽年纪尚轻，但在宫内宦官中已以谨慎、刚正、通晓政务而小有名气。他并非那种只知道阿谀奉承、贪敛财货的庸碌阉人。
此次南下监军，他深知任务艰巨。钱镠乃新起枭雄，其恭顺外表下是强大的实力和野心。朝廷派他前来，一是监视，二是笼络，三是尽可能地将这支力量真正纳入朝廷体系，为将来恢复天下做准备。临行前，义父张泰亲自召见他，面授机宜：“承业，钱镠非池中之物，然其地处东南，可牵制淮南杨行密，于朝廷大有裨益。汝当谨守分寸，既不可使其骄纵难制，亦不可逼其生变。要以朝廷大义感之，以实务利益结之。”
张承业怀揣着这份沉重的使命，乘船南下。一路上，他仔细研究了所有关于钱镠的情报：其崛起过程、作战风格、用人策略、乃至喜好性情。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单纯的武夫，而是一个极有手腕和远见的统治者。这让他更加警惕，也更加好奇。
抵达苏州之日，钱镠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亲自出城相迎，仪仗周全，礼数恭敬，完全按照迎接天使的规制，给足了张承业和朝廷面子。
“张监军远来辛苦！钱某乃粗鄙武人，得朝廷信重，委以方面之任，诚惶诚恐。今有监军莅临指导，实乃浙西之幸，钱某之幸也！”钱镠态度谦逊，言辞恳切。
张承业不敢怠慢，连忙还礼：“钱使君言重了。使君扫平贼寇，安定一方，功在社稷。陛下与朝廷皆深感欣慰。咱家奉命前来，非为掣肘，实为助使君沟通上下，宣谕皇恩，共保东南安宁。”
两人初次见面，气氛融洽，但言语间皆小心翼翼，暗藏机锋。钱镠仔细观察张承业，见其虽为宦官，却举止有度，目光清明，毫无谄媚之态，心中暗赞：“果然名不虚传。”
与张承业同来的李振，则是另一番气象。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祖父李擢曾官至国子祭酒，父亲李应也曾为州刺史。家道中落使他饱尝世态炎凉，也激发了他极强的功名之心。他自幼博览群书，尤喜兵家、纵横之术，自视甚高，常以王猛、诸葛亮自比，却屡试不中，常言千里马却无伯乐赏识。因缘际会投入神策军，混了个军官之职，却深感憋屈，认为这是明珠暗投。
此次南下传旨，对他而言是个观察天下英雄的机会。他冷眼旁观钱镠迎接张承业的场面，对钱镠表现出来的“恭顺”不置可否，甚至暗中嗤笑，认为这不过是枭雄的表演。
传旨仪式结束后，钱镠单独设宴，为李振接风。席间，钱镠屏退左右，只留几个心腹。
“李参军（李振在神策军的虚衔），一路辛苦。”钱镠亲自为李振斟酒，“观参军气度，非凡俗之辈，屈就于神策军中，岂非屈才？”
李振微微一惊，没想到钱镠如此直接。他略一沉吟，傲然道：“方今天下板荡，英雄四起。神策军早已非昔日禁锐，徒有虚名耳。李某确有不平之志，然则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未遇明主，宁可终老林泉。”
钱镠闻言，不怒反喜，哈哈大笑：“参军快人快语！钱某喜欢！不错，如今朝廷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然逐鹿者众，能得鹿者几何？非仅有武力便可，更需大智慧、大谋略！”他目光灼灼地盯着李振，“钱某不才，虽据东南一隅，却不敢妄自菲薄。愿内修政理，外御强敌，保境安民，以待天时。然独木难支，亟需如参军这般大才辅佐！”
他站起身，言辞恳切，甚至带上了几分洞察天下的激动：“参军通晓古今，胸怀韬略，岂不知东南之地，虽偏安却富庶，乃王霸之基业？岂不闻勾践卧薪尝胆，终成霸业？钱某所求，非仅一镇节度，乃愿与天下豪杰共谋大事，再造太平！参军可愿助我？”
这番话，既有雄心壮志，又有真诚邀请，更暗含了对李振才能的极高推崇。李振彻底动容了。他一路南来，见过不少藩镇节帅，多是骄横武夫或守成之辈，如钱镠这般既有实力、又有见识、更兼如此求贤若渴、直抒胸臆者，实属罕见。
他离席起身，整理衣冠，郑重一揖：“使君雄才大略，推心置腹，李某感佩！若蒙不弃，振愿效犬马之劳！”
成功初步笼络了李振，钱镠心中大定。但对于张承业和李振，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对于张承业，钱镠始终坚持“尊朝廷”的底线。他不仅给予张承业极高的礼遇和尊重，更在政务军务上，主动向张承业“请教”、“汇报”。比如地方官员的任免、赋税的征收、与周边势力的外交文书，甚至军队的调防，他都会象征性地请张承业过目，并认真听取其“建议”（当然，最终决定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他时常对部下说：“张监军代表朝廷，我等身为唐臣，自当遵奉制度。”
他甚至拨出专款，为张承业修缮了规格极高的监军使府，配备齐全的属官仆役，使其生活无忧，充分感受到地位与权威。但在核心权力和军权上，则滴水不漏。这种表面功夫做得十足，既满足了朝廷的体面，也让张承业难以找到切实的干预借口，反而觉得钱镠“识大体、顾大局”，是个可以“教化”和“合作”的对象。
而对于李振，钱镠则直接委以实权。他深知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也知其渴望施展抱负。他当即上表朝廷，以“军前需才”为由，请求留李振在浙西任职。同时，不等朝廷回复，直接任命李振为监军使府行军司马。
这个职位极其巧妙！它既是监军系统的属官（名义上归张承业节制，符合制度），又掌“行军”之事，涉及军机谋划、文书起草、传达号令，实权甚重。这既将李振纳入了自己的体系，给了其发挥才能的平台，又避免了直接授予本方重要军职可能引发的内部不满和张承业的警觉。
钱镠私底下对李振说：“委屈参军暂居此职。此位既可参赞军机，又可借监军之名，行我等之实。待时机成熟，必有重用！”李振是何等聪明人，立刻明白了钱镠的深意，对这个既能让他一展所长、又心思缜密的主公更加倾心。
于是，在浙西节度使府内，出现了一副奇特的景象：代表朝廷的监军张承业，兢兢业业地履行着沟通与监督的职责，虽感掣肘但总体上认为钱镠是“忠义可用”之臣；而另一位名义上属于监军系统的李振，却已成为钱镠核心智囊，开始为其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