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南方，像个没拧干的热毛巾，湿乎乎地捂在人身上，喘口气都带着一股子咸腥味儿。
绿皮火车的车轮碾着铁轨，发出“哐当、哐当”的催眠曲。车厢里，汗味、方便面味还有不知谁带的咸鱼味儿，拧成一股绳，一个劲儿地往人鼻子里钻。方俊对此恍若未闻，他靠着车窗，视线像是被窗外飞速倒退的芭蕉林和水田黏住了。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白衬衫，袖子一丝不苟地挽到手肘，露出的小臂肌肉线条分明，是常年锻炼的痕迹。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因为长时间没怎么说话，显得有些过分严肃。他的目光很沉，像深潭，偶尔眨一下，才透出点活气儿。
搁在腿上的军绿色帆布包洗得有些发白，包口露出一本的《当代文学概论》，书页边缘卷了角，显然是经常翻看的。一个三十来岁、刚从部队转业的干部，还在啃这种电大教程，在同车厢的人看来，多少有点稀奇。
“同志，喝水不？”邻座一个穿着花衬衫、戴着蛤蟆镜的年轻人递过来一个军用水壶，咧着一口白牙，笑得挺自来熟。这年头，这种打扮的，不是“倒爷”就是“待业青年”，透着一股子不安分的精明。
方俊回过神，视线从年轻人手腕上那块明晃晃的“精工”电子表上一扫而过，礼貌地摇了摇头：“谢谢，我这有。”
他没说谎，包里确实有水壶。但他不想和陌生人有过多交谈。自从离开炮师营房之后，他像个蚌一样，把自己紧紧闭着。炮兵师司令部参谋的身份已经上交，换来的是一张崭新的转业证明，和一个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的单位——海州市海关调查处缉私警察分队。
海关，警察。两个词，硬生生给凑到了一块儿。
火车发出一声悠长的鸣笛，速度渐渐慢了下来。广播里，播音员用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甜腻腻地播报着：“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到站，海州站……”
方俊站起身，单手拎起那个分量不轻的帆布包，另一只手极其自然地撑了一下座椅扶手。动作很稳，看不出任何异样。只有他自己知道，刚才起身的瞬间，左腿膝盖像是被针扎了一下，一股熟悉的酸麻感顺着神经悄然爬升。
他不动声色地调整了一下重心，将那丝不适压了下去。
走出车厢，一股热浪夹杂着人声，铺天盖地涌了过来。海州火车站不大，却挤满了人。南腔北调的叫卖声，急促的自行车铃声，还有“大哥大”（虽然多数是模型机）特有的咋咋呼呼的铃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鲜活又混乱的市井画卷。
空气里那种独特的、混杂着海洋与工业废气的味道，让方俊的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这里的一切，都与他过去近十年军营里过的规律、严整的生活，格格不入。
他按照转业办给的地址，在站前广场找到了去往市区的公交车站。牌子上写着“2路”，终点站是“老港码头”。他要去的单位，就在那附近。
挤上那辆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公交车，方俊找了个角落站定。车子一启动，柴油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车厢里的人像被装进了筛子，随着坑坑洼洼的路面来回颠簸。
他看到街边有女人穿着鲜艳的连衣裙，卷着时髦的大波浪；小伙子们穿着喇叭裤，扛着单卡录音机，里面放着邓丽君软绵绵的歌。墙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幅标语刷得煞白，旁边紧挨着的却是“要想富，先修路”的土味口号。
一切都显得那么矛盾，又那么富有生命力。这片土地，像一个被烧得滚烫的锅炉，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往里头添柴。
大概四十分钟后，公交车在一个挂着“海关路”牌子的地方停了下来。方俊下了车，一眼就看到了那栋五层高的米黄色办公楼，楼顶上，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门口没有挂“海关调查处”的牌子，只挂着一块“海州海关”的铜牌。门口站岗的武警看到他一身利落的打扮和那个标志性的帆布包，眼神盘问了一下，但没阻拦。
方俊走进大院，按照路牌指示，绕到主楼后面一栋不起眼的三层小楼。楼门口总算挂上了一块崭新的白底黑字牌子：海州市海关缉私分局（筹）。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海关调查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这便是他的新单位了。
办公室在二楼，他敲了敲挂着“分队长室”牌子的门。
“进！”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方俊推门进去，一股浓烈的烟味呛得他差点咳嗽出来。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一个穿着白色警用短袖的老警察，正埋头在一堆文件里。他约莫五十出头，头发花白，皮肤是海边人特有的黝黑，脸上的褶子像刀刻上去的，眼神却异常锐利。
“报告！原炮兵师政治部方俊，前来报到！”方俊“啪”地一下立正，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长期在部队形成的习惯，改不了。
那老警察闻声抬头，锐利的目光在他身上从头到脚扫了一遍，像是在用x光给他做检查。他没急着回礼，而是慢悠悠地把手里的烟摁进烟灰缸，这才站起身，伸出手。
“你就是方俊？我是这里的头儿，我叫高建国。欢迎你，炮兵侦察精英。”他握了握方俊的手，手掌粗糙有力，布满了老茧。他的话听着是欢迎，但语气里却带着一股子审视和……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感。
“高队，您好。”方俊不卑不亢地应道。
高建国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档案我看过了，很漂亮。参加过南疆的实战，立过二等功、三等功。这样的人才，怎么想到来我们这个刚搭起来的草台班子？”
这个问题，很直接，甚至有些扎人。
方俊坐下，腰杆挺得笔直：“服从组织安排。”
这是一个标准答案，也是一个最没诚意的答案。
高建国“哼”了一声，从桌上拿起一个搪瓷缸子，喝了口浓茶，咂咂嘴：“组织安排？我可听说了，是你自己主动申请来我们海关缉私队的。省市机关那么多好的地方不待，非要到这风口浪尖上来。图啥？”
方俊沉默了片刻，在他脸上，却只是化作了淡淡的一句：“想换个环境，挑战一下自己。”
高建国盯着他看了足足十秒钟，似乎想从他脸上找出撒谎的痕迹。最后，他放弃了，摆摆手：“行吧，年轻人的想法，我搞不懂。不过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咱们这儿，可不是机关大院，每天喝茶看报纸。咱们这是跟亡命之徒玩命的地方！”
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扔出一叠照片，散在桌上。
照片是黑白的，拍得有些模糊，但内容却触目惊心。有被凿穿了船底、沉在海里的渔船；有被摩托车上甩下来的铁蒺藜扎破轮胎、翻倒在地的警车；还有一张，是一个年轻警察躺在血泊里，警服被血染成了黑红色。
“看到没？这帮搞走私的，现在胆子越来越肥。以前是偷偷摸摸，夹带点手表、布料。现在呢？摩托艇、大飞、铁壳船，什么家伙都敢上！前两个月，我们刚牺牲了一个兄弟，二十三岁，孩子刚满月。”高建国的声音低沉了下去，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
方俊拿起那张牺牲警察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脸庞还带着一丝稚气。他的目光，像是被照片烫了一下，心里最深处的那根弦，被狠狠拨动了。
“我们缺人，尤其缺你这种懂侦察、懂技术的正规军。”高建国掐灭了第二根烟，“但我也得提醒你，你那套在部队的打法，在这儿，可能玩不转。我们面对的不是穿着军装的敌人，他们可能是码头上的渔民，可能是市场里的小贩，甚至可能是某个公司的老板。狡猾得很！”
“我明白。”方俊放下照片，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
“明白就好。”高建国点了点头，似乎对他的态度还算满意，“你刚来，先熟悉情况。队里给你安排了宿舍，就在三楼。你的任命是副分队长，先别急着管事，跟着队里的人多看、多听、多学。我们这有个外号叫‘老海蛇’的，叫陈国平，是队里的侦查骨干，你先跟着他。”
“是！”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警察，穿着一身汗透了的警服，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脸上又是兴奋又是紧张。
“高队！高队！抓到了！‘老鼠’那条线，我们跟了半个月，刚才在避风塘，人赃并获！一整船的‘三洋’牌录音机，三百多台！”
高建国猛地一拍桌子，霍然起身，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好！干得漂亮！审了没？嘴撬开没？”
“正在审！不过那家伙嘴硬得很，就说货是海上捡的，死活不承认是接头……”
“屁话！三百多台录音机能从海里捡来？”高建国骂了一句，拿起警帽就准备往外走。
突然，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发出了刺耳的“铃铃铃”声。
这声音又尖又急，像是一道命令，让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
高建国皱着眉，拿起电话：“喂，缉私队。”
电话那头不知说了什么，高建国的脸色瞬间变了。他那刚刚还舒展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眼睛也眯了起来，闪着危险的光。
“……什么？……确定吗？……好，我知道了。”
他挂上电话，办公室里死一般寂静。刚才那个报喜的年轻警察，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脸上的兴奋劲儿荡然无存。
高建国缓缓地坐回椅子上，拿起桌上那包没抽完的烟，抖了半天，才抽出一根，却忘了点火。他抬起头，目光越过众人，直直地落在了方俊的脸上。
“方俊同志，”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欢迎加入我们海关缉私队伍。你的上任礼物，来了。”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市局刚打来的电话。就在半小时前，南港码头的礁石区，发现一具浮尸。死者……就是我们刚才抓到的那个‘货主’的亲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