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九日
两日前的十几二十日时间里。
蜀国朝廷接连收到荆南割据政权高季兴父子丢失江陵、本国峡州和归州失守的消息，以及夔州都虞候李沐风发来的西方邺在归州被俘和钟鹏举兵临夔州城下的紧急军报。
涎香在暖阁里氤氲成粘稠的雾，皇二代王衍斜倚在铺着西域贡毯的软榻上，指尖划过鎏金托盘里的东珠——每一颗都比拇指肚还圆润，是昨日新纳的美人亲手为他挑的。锦袍领口绣着的金丝鸾鸟蹭得下颌发痒，那是苏杭绣娘耗了三月工期的杰作，针脚密得能锁住春光，却遮不住腰间渐宽的赘肉，腰带第三回松了孔，贴身内侍见了也只敢垂着眼说“陛下福泽日盛”。
（钟鹏举工厂生产的）琉璃镜里映出的脸泛着油脂光，原本还算周正的眉眼被浮肿的眼泡压得只剩半分神采，唯有眼角那颗朱砂痣，是前年从青城道观求来的“驻颜记”，被脂粉盖得若隐若现。晨起刚敷过牛乳珍珠膏，肌肤摸上去滑腻如凝脂，可一抬眼，眼下的青黑便透过薄粉露了痕迹——昨夜与伶人共演《霓裳羽衣》，直闹到五更天（寅时03:00-05:00）方歇。
他刚睡下。“陛下，睡前酒——江州（钟鹏举）酒厂新制的‘醉流霞’冰好了。”一个新晋美人捧着玛瑙杯撩开纱帐，鬓边斜插的牡丹蹭到王衍腕间。他懒洋洋抬眼，目光从她鬓间滑过，落在那杯琥珀色的酒上和美人心口坦露的深邃沟壑间，喉结不自觉滚动。
（备注：“醉流霞”其实是钟鹏举江州酒厂新推出的“九江双蒸”，系王衍赐给它一个新名字，用于睡前行房助兴。它采用边糖化边发酵、陈肉酝浸等工艺。以优质的彭蠡泽水、稻米为主要原料，经饼丸制曲、蒸饭拌料、发酵蒸馏、斋酒酝浸、勾兑品评等程序酿造而成。
其中 “双蒸” 工艺是把由酵饭蒸出来的酒再倒入同量的酵饭中重蒸，起到串香作用，使酒香更浓。具有清亮透明、豉香复合清雅、醇厚甘润、回味怡畅悠长等特点。酒度低而不淡，虽通常只有 30度，但无寡淡感，入口醇滑，有甜甘味道，饮后余甘，口腔舒畅，齿缝留香。）
床上的四个美人玉体横陈，她们已经疲劳地入睡。
指尖刚触到杯壁的凉意，又想起晨间太医劝诫“酒色伤龙体”，嘴角却先勾起笑：“太医的话，哪有爱卿的酒和玉体香甜？”说话时唇角堆起软肉，连他都能感觉到那股漫不经心的慵懒。
“趴下！”
说完他按住趴下来的美人的腰……
关键时刻，寝宫角的玉磬不解风情地突然响了，tmd，上朝的准备阶段到了，（丑时末至寅时，即凌晨3点-5点）。
王衍气急败坏地将光光的美人推个狗啃屎，低垂着眼帘的内侍连忙上前为王衍整衣，锦袍的下摆扫过满地散落的画册、乐谱与赌具，他却只盯着镜中自己：鬓发被金冠束得整齐，可稍一低头，颈间的赘肉便叠出纹路。“罢了，”他扫兴地挥挥手，语气里满是不耐，“传旨，今日朝会免了——朕休息一会要看新排的《采莲曲》。”
话音刚落，便忍不住打了个哈欠，眼角挤出些湿润。那个美人爬起来忙递上绣帕，王衍接过时瞥见帕子上绣的并蒂莲，忽然想起先帝御像上清癯的面容，心头竟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惶惑。
可转瞬他又被光光的美人勾了神，那点惶惑早被龙涎香熏得散了，只抬手招美人近身，一边又扶住美人的腰部，一边声音软得像榻上的棉絮：“快，索性不睡了，接着来，做完赶紧为朕唱支新曲，昨日那首《玉树后庭花》，朕还没听够呢！”
卯正初刻（约凌晨5:30），这次这位不理朝政、沉湎享乐的“皇二代”还未“办完事”就被太师兼中书令齐王王宗弼、宦官集团首领判六军诸卫事宋光嗣、乐安王蜀军元老王宗侃等命人强行架上朝堂议事。
在外敌入侵之际，各方利益集团暂时放下成见，前所未有的团结起来。毕竟，开创蜀国的王建新逝仅一个多月，尸骨未寒，朝政尚未彻底糜烂，大家仍应坐下来商议对策——这也是钟鹏举仅打算占据桥头堡的原因——蜀国的衰败始于王建统治后期，至今尚未病入膏肓。
两次被强行中断办事还未过瘾的愤怒的王衍因为走路脚步虚浮，众人最后干脆把他抬起来一直抬到龙椅。
他无精打采心不在焉兴致缺缺地望着朝臣，心里诅咒不停：做皇帝真累，起得早，听那些勾心斗角的大臣絮絮叨叨个不停，还要处理一大堆破事。他从小娇生惯养，只对享乐感兴趣，面对那些繁杂的庶务这简直要了他的命。
堂下几位正直的重臣心里暗暗叹息。
现时的十国或政权里已上位的“皇二代”还有江淮吴的杨隆演（前期软弱无能，后幸亏有钟鹏举）、中原梁国的梁友贞（亡国的边缘）。
古代“皇二代”多沉迷于享乐，而“皇一代”难以培育出“厉害”的继承人，这一现象的本质在于皇权体制的结构性矛盾、成长环境的异化以及教育体系的失效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仅仅是“个人品性”或“教育失职”的问题。
“皇二代”对朝政缺乏兴趣，沉湎于享乐，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成长环境天然剥夺了“成才的必要条件”——他们无需经历生存竞争，却被皇权异化了需求与认知，最终陷入“享乐成瘾、能力空转”的恶性循环。
皇一代的权力大多源自“厮杀与博弈”：或是起兵造反（如刘邦、朱元璋），或是在储位之争中脱颖而出（如李世民、雍正）。他们的成长历程始终伴随着“生存压力”与“能力筛选”——若不勤政、不隐忍、缺乏谋略，便会被淘汰。然而，皇二代（尤其是嫡长子）自出生起便处于权力的终点线：无需争夺生存资源，爵位、财富、特权与生俱来；甚至无需凭借“理政能力”来证明自身价值，仅靠“皇室血脉”便可继承皇权。
这种“零成本获得一切”的生存逻辑，彻底消解了“专注朝政”的动力——对他们而言，“享乐”是本能的即时满足，而“理政”则成了费力不讨好的“额外负担”。典型例证：隋炀帝杨广早年尚算有能，但成为太子后迅速沉迷于声色犬马；蜀后主王衍、南唐后主李煜均生于深宫，从未经历过政治博弈，登基后自然以填词、宴饮为乐。
皇二代的成长被三重隔离所环绕，既不了解民间疾苦，也不洞察政治本质，导致其对朝政的认知完全脱离现实：
物理隔离。身处深宫高墙之内，日常接触的仅限于宦官、宫女、外戚及谄媚大臣，几乎无法触及民间真实情况。例如，汉灵帝刘宏竟认不出小麦，晋惠帝司马衷则会问“何不食肉糜”。
信息隔离。大臣汇报朝政时多报喜少报忧，宦官为揽权甚至刻意屏蔽关键信息。如明末魏忠贤专权时期，熹宗朱由校对边关战事一无所知。
权力隔离。为防止“子夺父权”，皇一代往往限制太子参与核心政务。例如，汉武帝严防戾太子，康熙晚年对皇子参政既利用又打压，导致皇二代在登基前缺乏实际操作训练——他们虽学过《论语》《资治通鉴》，却从未真正处理过灾情、调度过军队、平衡过派系，最终对朝政仅剩空洞概念，自然转向更易上手的“享乐”。
享乐成为“政治正确”：畸形环境下的自我保护与群体裹挟。
皇宫并非“净土”，而是权力斗争的漩涡。对于皇二代而言，“沉迷享乐”有时竟成为生存策略：若表现出对权力的渴望，可能会招致父皇的猜忌，例如汉武帝诛杀戾太子，康熙帝圈禁胤禔；若卷入派系斗争，则可能沦为牺牲品，如唐太宗长子李承乾因“谋反”被废黜。
因此，不涉朝政、专注享乐反而成了最稳妥的“自保方式”——既能让父皇放下戒心，也能避开其他皇子与大臣的算计。久而久之，“享乐”由“策略”逐渐演变为“习惯”，最终彻底丧失对朝政的兴趣。典型例子如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他在登基前刻意表现出“不问政事”，登基后便彻底沉溺于酒色，这实则是早年储位斗争留下的“心理后遗症”。
核心矛盾：培养继承人与巩固自身权力的冲突。
皇权的本质在于其“独占性”——即便是亲生父子，皇一代也无法容忍“权力分流”。这种矛盾直接导致了教育的“两面性”：
表面上，皇一代会为太子配备顶尖师资，例如唐太宗为李承乾安排房玄龄、魏徵，康熙为胤礽安排熊赐履、李光地，教授经史子集与治国之道；
暗地里，却严格防范太子接触“实权”：不允许太子干预人事任免，不让太子插手军队调度，甚至禁止太子与大臣建立过于密切的联系。
这种“只教理论、不给实践”的教育模式，犹如“学游泳却不让下水”——太子即便熟读《贞观政要》，也永远无法领悟“如何平衡文官集团与武将势力”以及“如何在灾情与税赋间妥协”。
更为致命的是，皇一代的“猜忌”心态会传递给太子：既然“表现能力”可能招致祸患，不如“藏拙享乐”，最终陷入“越防越弱、越弱越防”的恶性循环。
皇一代为太子设计的教育体系，多以儒家道德为核心（如“仁政”“孝悌”“勤政”），却刻意回避了皇权政治的“真实规则”——权谋、博弈、妥协与铁血。
皇一代往往通过“权谋上位”，例如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朱棣的靖难之役，却要求太子“恪守孝道”；皇一代深知“平衡派系”的重要性，如朱元璋利用胡惟庸案削弱相权，却仅教导太子“亲贤臣、远小人”的空泛道理。
这种“教育内容与现实操作的割裂”，导致太子登基后要么“坚守道德却寸步难行”，如宋钦宗赵桓，试图以“仁政”应对金国入侵，最终导致亡国；要么“发现真相后彻底幻灭”，如隋炀帝杨广，早年被教导“节俭”，登基后却发现父皇杨坚私藏财物，转而陷入疯狂享乐。
情感缺失：“帝王”身份压倒“父亲”角色。
皇一代多在“杀伐决断”中上位，其性格中必然带有多疑、冷酷、控制欲强的特质，而这种特质会彻底扭曲父子关系：他们无法给予太子正常的“情感支持”，反而将太子视为“潜在对手”，如刘邦晚年欲废太子刘盈，康熙两废太子胤礽；他们用“皇权标准”替代“教育规律”，太子稍有过失便严厉惩罚，如朱元璋因太子朱标谏言“少杀功臣”，直接摔碎玉杖，却从未耐心引导其理解“杀功臣的政治逻辑”。
这种“高压无爱”的成长环境，往往导致太子形成两种极端性格：要么懦弱自卑，逃避朝政，如汉惠帝刘盈，被刘邦与吕后的残酷手段吓成抑郁；要么“叛逆报复，沉迷享乐”，如隋炀帝杨广，登基后推翻杨坚的节俭政策，以享乐对抗早年的压抑。
选拔标准错位：“血脉优先”压倒“能力筛选”。皇权世袭制的核心规则是嫡长子继承制（或称“父死子继”），其选拔逻辑以稳定为首要——即便嫡长子愚钝、懦弱，只要“血脉正统”，便能继承皇位。例如，晋惠帝司马衷天生愚钝，却仍被立为太子。
这种规则从根本上排斥了“能力竞争”：皇二代无需“出色”，只需“活着且有血脉”；皇一代也无需培养出色的二代，只需确保继承人是自己的儿子。相较之下，“厉害的皇一代”往往是打破世袭规则的“异类”，如刘邦出身平民而造反，李世民则是杀兄夺位。然而，世袭制恰恰会扼杀这种“异类”的成长土壤。
权力缺乏制衡：“绝对权力”必然催生“绝对享乐”。皇二代一旦登基，便拥有“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既能调动全国财富以满足私欲，如宋徽宗建造艮岳，耗尽国库；又能凭个人喜好任免官员，如明熹宗宠信魏忠贤，荒废朝政。
而皇一代之所以“勤政”，往往是因为其权力尚未稳固：或是需要平定叛乱，如朱元璋登基后诛杀功臣、平定北元；或是需要恢复国力，如唐太宗贞观初年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然而，皇二代接手的是已稳定的皇权，既无外部威胁，又无内部挑战，“绝对权力”失去了“约束与目标”，自然会滑向“绝对享乐”——这并非“教育问题”，而是“权力本质”的必然结果。
王朝周期律揭示了“盛世积累”如何为“享乐”奠定物质基础。皇一代多处于王朝初创阶段，国家历经战乱、百废待兴，皇帝不得不“勤政节俭”；然而，皇二代往往诞生于“盛世”，此时国家财富已积累到一定程度，为“享乐”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
汉武帝之所以能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仰赖的是文景之治时期的积累；然而，到了汉元帝、汉成帝时期，盛世积累的财富却成了他们沉迷声色的资本。
唐玄宗前期开创了“开元盛世”，但后期因“安史之乱”导致国运衰微，其转折点正是从“勤政”转向“与杨贵妃享乐”——这种转变，正是“盛世财富”催生的惰性所致。
皇二代沉迷于享乐，皇一代难以培育出强有力的继承人，这并非“个人之过”，而是皇权世袭制的“自我反噬”所致：
皇一代通过“斗争”获取权力，却以“世袭”的方式堵死了下一代的“斗争成长路径”；皇权虽需稳定的继承人，却用温室环境培育出脆弱的继承者；绝对权力赋予皇帝“无限可能”，但也使缺乏约束的皇二代最终被享乐所吞噬。
从本质上讲，并非“皇一代培养不出杰出的二代”，而是皇权体制从根本上不允许“杰出的二代”按照正常逻辑成长——除非二代能够打破体制（如李世民杀兄夺位），然而这种“打破”本身又会引发新的血腥冲突和潜在危机。这正是古代王朝“盛极而衰”的宿命性困境所在：皇一代辛苦打下的江山，最终会被在温室中成长的皇二代开始，以“享乐”的方式逐渐耗尽。
在龙椅上昏昏欲睡、神情恍惚了足足半个时辰的王衍，终于从混沌的思绪中“明白”过来：“异类”钟鹏举率领的军队已经逼近夔州这个至关重要的东大门，眼看着就要攻陷了。他心中一惊，意识到如果不立即组织救援，自己的统治地位将岌岌可危，更别提那后宫中数百个如花似玉的美人了——其中还有数十个尚未被他宠幸过的处女。一想到这些，王衍的心中便涌起一阵焦虑和愤怒。
他心里大骂朝下这班大臣个个都是废物！
王建生前颇为看好的辅助大臣之一——身兼太师与中书令两职、权势显赫的养子——齐王王宗弼，刚刚在大权独揽的日子里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享受着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使他变得忘乎所以。然而，他在辅政方面却显得无能，导致前蜀的朝政日益衰败，民不聊生。尽管如此，出于对自身地位和利益的考量，他自然坚决主张出兵救援夔州。
宦官集团的首领宋光嗣，在蜀帝王衍即位后，被任命为判六军诸卫事，从而掌握了前蜀的军政大权。他精于揣摩王衍的心思，极尽迎合之能事，因此深得王衍的宠信。他与内给事王廷绍、欧阳晃、李用辂、宋承蕰、田鲁俦等一众宦官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导致蜀国的国政愈发腐败，百姓苦不堪言。
宋光嗣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确保自己的权势不受威胁，同样极力主张出兵救援夔州，以稳固自己的地位。
而乐安王、蜀军元老王宗侃等一众大将和重臣，大多曾是开创君主王建在许昌时期的旧部，他们曾跟随先皇王建南征北战，对蜀国有着深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之他们的利益和命运早已与蜀国紧密相连，因此，他们无一例外地一致同意出兵，希望能够迅速收复失地，将敌军抵御在国门之外，以保全蜀国的疆土和百姓的安宁。
王衍心中牵挂着那些新晋的美人，再在朝会上这样耗下去他简直要疯了！以前大小事务全部推给王宗弼和宋光嗣的他不耐烦地首次在朝会上表态——大发雷霆：“你们都是一班废物！今时今日东大门夔州危在旦夕，你们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判六军诸卫事宋光嗣，令你务必在一日内解救夔州，两日内收复归峡二州！”
说实在，夔州在哪他真的不知道！不是东大门吗？大概在成都东不远吧。
话音刚落，朝堂上除了宋光嗣及其同党，其他大臣们拼命忍住笑，但差点都把还未消化完的早点都喷了出来。
宋光嗣面色如土，他深知夔州局势之危急，一日内解救夔州，两日内收复归峡二州，这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位祖宗以为夔州就在成都东数里处哪！